第三章

父亲终于来了。

“爸爸你到我们家来，那老鼠都不敢出来了吧？”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对他讲话。

最初听到这个故事时还不满十岁，我还是立刻悟到了什么。

“爸爸”一词不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对眼前陌生男人的称谓，这句话也从此成为家人对那一时刻的诠释。

天很冷，爸爸将我安置在一张小床上。

他用被子裹紧了我，问：“暖不暖和？”

“暖和，”我违心地答道。

他便用他那又黑又硬的络腮胡子扎我的脸，还有他身上那股浓烈的烟草味，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我开始与父母分床就寝，却依旧留恋在母亲怀抱中的感觉。周末不必起早去幼儿园，醒时听到父母在那里说悄悄话。我从小床上下来，两脚撒着布鞋，一边嘟囔着“我跟妈妈睡一块”，一边走向他俩的大床，立刻投入到母亲怀中，再体味一会儿母体带给我的温馨。

从床上掉下来的事也有。半夜父母听到响声后一阵慌乱，母亲先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大概是看到父亲动作慢了，又放下了。这使父亲很不满。

大概是摔到了头，记得两人将一块热毛巾敷在我额头上。

父亲的脾气很暴躁，发火时的耳光，还有他的硬胡子，成了我对他最初的记忆。

我爱哭，特别是挨耳光后，这使他很不满。他拿出一面镜子照我，说：“你看看你像不像个丑八怪？”

在他看来，男孩子即使挨了耳光也不该哭。

也有生活的情趣。那时物资十分匮乏，百分之八十的粗粮，细粮仅百分之二十。高粱面不纯，里面有谷壳，咬不动。家里每周改善一次伙食，擀面。纯高粱面不行，老是断裂，必须参入一半白面才能勉强擀成面条。这样口感也好一些。我把这种面条称为“好饭”。从那之后每当提起这一段以及我发明的“好饭”一词，父亲都很伤感。

擀面的任务通常在周日由父亲完成。

“爸爸，你做‘好饭’？”我站在厨房门口对着他的背影说。

“哦，”他仍背对我继续擀面。

“你做‘好饭’让谁吃？”

“让我吃啊。”

“那你还让谁吃？”

“让妈妈吃。”

“那你还让谁吃？”

“那再不让谁吃了嘛。”

“那你都不让我吃呀？”

我俩都笑了。

偶尔也会有点儿稀罕东西。有天在楼门口看见邻居一位叔叔拿着一瓶蜂蜜，周围人纷纷问他在哪儿买的，于是家里有了同样东西。那阵子早餐的“高粱”窝窝头上，就有了薄薄一层蜂蜜。因不舍得吃，总带在上幼儿园的路上享用。大了以后跟父亲谈起此事，他带着嘲弄的神情微笑着说，我当时告诉他，其他小朋友都是那样做的。

我很喜欢玩具，家里却几乎没钱买。父亲说他曾为我买过一只玩具猴子，应该是会翻跟头的那种，不久便被我弄坏了。倒是他曾亲手为我做过一个玩具，至今记忆得。他找来一支牙膏盒，一些硬纸片和几根火柴。他把牙膏盒两端打孔，用两根火柴作车轴，再用剪成圆形的硬纸片当车轮，套在火柴头上，这样一辆牙膏盒公共汽车便做好了。

父母也会带我上街——却不像今天人们说的购物。我从书店橱窗看到一本印有啄木鸟的画册，想要，却没买。多少年之后他俩还在说我那天“一心一意要买那个啄木鸟。”我却记得当时的内心感触——是啄木鸟这种动物的特殊习性，它生活的大自然环境，深深迷住了我。

父亲，正像他自己所说，肢体技能方面不算灵巧。他在家中安窗帘，不小心从窗台上掉了下来。我背对着他，未看到那一幕。听到响动后回过身来，却看到他坐在地上。我以为是他在逗我玩，很开心地说：“爸爸，你再那样嘛！”

北方的冬天着实冷，夜晚由于冷则更显寂寞。六十年代初期，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甚至没有收音机。母亲在一旁备课或是做家务，父亲则陪我玩。忽然，也应该是偶然地，窗户外面有响动。

“听，外面是什么？”父亲脸上露出狡猾的神情。

“不知道啊，”我的眼神比他更狡猾。

“是大灰狼吧？”

“可能是吧？”

“那咱们去打它吧？”

“好吧，那你先去。”

此时母亲早已笑得前仰后翻了。

不久他俩带我去姥姥家，只记得最后的行程坐的盖着帆布的卡车。车厢内黑妈咕咚的，父亲盘腿坐在车厢地板上，偶尔透进的一束阳光照在他微笑的脸上。

从这次起，对姥姥家的记忆开始清晰了，之前的记忆都是模糊的片段。

我想要小鸟，三舅还真就为我逮了一只麻雀。他用根细绳拴住它的一只脚，将细绳交到我手上让我玩。不料一不留神竟给它挣脱，它顺着墙跟前的水洞眼逃走了。三舅不高兴了。逮住小鸟本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我是知道的。

四舅嬉皮笑脸地跑过来，他用一把带钥匙串儿的小刀，挑着一只血肉模糊的麻雀递给我。三舅不耐烦把他打发走了。

大舅心疼我，从他家拿来个鸡蛋要姥姥煮给我吃。

“喂，老大，今儿怎么不怕媳妇了？你家瓦罐里的鸡蛋可是有数的啊，”在场的村人纷纷调侃道。

“她回娘家去了。这是鸡窝里刚下的蛋，不在数！”大舅笑着回答。

大舅怕老婆由来已久，村里人人皆知。

一位老太太从村街走过，她的一只眼睛是白内障，这是我之前未见过的。

我很好奇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而且，她本人知道吗？于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冲到她前方，从下往上用手指着老人家的面部说：“你的一个眼睛是白的！”

她没有反应，因为没听懂。

站在屋内的姥姥，从敞开的木门不仅看到且听到了，说：“要悬死了咧！”

姥姥在西安陪母亲住过机关，听得懂普通话。

老家人似乎都知此事，每每见面，必被调侃一番。听母亲讲，那老太是舅辈们的奶奶，我的曾外祖母。父亲对我当时内心的解读——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会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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