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小组长对各组的需要加分的社员名单首先进行了汇总。有的是第一次进行加分，比如像刘春萍、陈根水等，有的是第二次加分，第三次……。一般一个社员参与生产劳动在五年内都会将工分加到最高，女的最高9分，男的10分。很少有人会在正壮年劳动期间工分下降下来的，但随着年龄的提高，工分也会逐年下调，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社员不再参加劳动，在下次会议召开时一次性降到0为止，劳动账簿上正式除名。

组长又是按“惯例”将初次底分评在高位的，这回加分也相应高一点，都以一分，一分半加分往上报；而像刘春萍陈根水这两个人为例，刘春萍本次加了0.5分，陈根水加了1.0分，刘春萍依然是女青年加分中最低一档的劳动者，陈根水亦是男青年加分最低一档的劳动者。组长将加分情况刚一报完，大多数社员就都表示同意，陈根水站起来说：“这半年下来，我陈根水活干得怎么样我本人不敢妄加评论也没有资格评论，我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到半年，经验缺乏一点是难免的，组长对我的加分相信也是比较合理的。只是我觉得对刘春萍的加分只加了半分，我本人认为是不是低了一点，我不敢说她今天就有资格加个一分半上去，但加一分是合情合理的，当时评底分时就对她有些不公，这回我向队长、组长提出来给她加一分，你们认为我说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就请优先考虑一下吧。”

组长说：“我给张梅子女刘春萍上报加半分是从下面这几个方面去考虑的：第一是刘春萍自参加生产队劳动以来，还算中规中矩，没有犯过大错，也没有损坏过生产队公共财物，但刘春萍有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思想不集中，劳动积极不高，在多次除草时将庄稼一并刨去的行为，虽没有证据表明她是在故意毁坏庄稼，但至少还是可以认定为劳动经验不足，她依然需要不断提高劳动技能水平；第二，以她的身体状况来考虑，刘春萍以后也是不适合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她只能干一些队里比较轻松点的工作。综合考虑，她对生产队贡献不大，因此，加分不能太快太高。但既然陈根志已经替她提出来了，那么我觉得加1分上去也是可以的，只要等下大家都认为可以，就按加1分来计吧！”

陈根水替刘春萍己说了好话，队里对她表决加1分上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陈根水说过后，几个社员也对几个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高一次加分的人的加分意见也进行了评价，有的社员实在有些过分，组长提了加1.5分的被要求加到2.0分至2.5分，甚至有个社员要求队长通过他提出给一个队员加3.0分上去的。这使一直在忍耐的张梅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只见她“嚯”地一声站了起来，指着最过分的那个人吼叫道：“张成阳，你害不害羞，人家都半分一分的加，队里还都要斤斤计较，还需要寻找理由，而你竟然让生产队给他一次性就加3.0分上去，他何德何能需要加这么高的工分？是他一人一天干了两人的活还是一个月干了别人一个半月的活？如果你认为他可以这样加，你得向大家讲出充分的理由出来，也好让大家信服？”

张成阳脸上红一阵紫一阵又白过一阵。张梅不留情面的这番话就像一把钢枪，恶狠狠地刺进了他的胸膛。虽然他知道他根本无法回答张梅刚才的问题，但张梅刚才的话也同时得罪了至少三个人，不，准确地说，是得罪了至少三户人家十几号人。

张春萍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她本想替陈根水说情的话儿这下已一股脑儿跑得无影无踪了。

队长陈根民也狠狠地批评起张成阳来：“成阳，不是我当面要批评你，刚刚你说出的话太离谱了点，我们生产队自成立以来，经过多少年了，你这样的话说出来，也难怪张梅要让你说出个充分理由来。老实说，张梅不提这个意见，我也会对你提出同样的问题来，以后替人家说话，得先经过一下自己的脑子，别尽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就是。”

这一次加分会议，开得并不是很畅快，陈根民会上发了多次火。最后，每一个需要加分的人统一都加了一分上去，刘春萍甚至到会散人都走完了也没说过一句话。陈根水虽然对刘春萍的默不作声失望之极，但自己也并没有受了任何委屈。相反，那些原本就期待着一次增加1.5分到2.5分的那些社户，个个都显得犹如丧家之犬一样被弄得“灰头土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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