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本是一个大陆国家，曾经习惯通过西部与其他文明交流，向西影响过一些国家和地区，最远触达伊斯兰文明。中国向东也影响了东海和南海的一些国家，还留下了一些移民。

全球化的命运与丝绸之路的兴衰有紧密关系。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非常辉煌。1453年，奥斯曼帝国崛起，切断了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史称“奥斯曼之墙”），欧洲人被迫走向海洋，随着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以及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整个世界的格局改变了，变成了西方中心的时代、海洋主导的世界，开创了海洋型全球化。

这个崭新时代的最大特征是：中国中心论逐步被打破了。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曾经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重要地位。到了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之后，东方相对衰落，西方暂时上升到了支配地位。

21世纪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只是打通历史上中断的丝绸之路，而是借助丝绸之路的历史概念开创新型全球化的伟大创举。

一、国际贸易史及重商主义等

在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商品流通量不大，国际贸易很有限，交易的商品主要是奴隶和供奴隶主消费的奢侈品。在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中国与欧亚各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国际贸易活动，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和黑海沿岸各国之间也有贸易往来。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当时参与贸易的商品主要是一般消费品和供封建主消费的奢侈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特别是产业革命以后，生产力迅速提高，商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并开始具有世界规模。从17世纪到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额不断上升。英国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当时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主要是一般消费品、工业原料和机器设备。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形成了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

产生于16世纪中叶、盛行于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深刻影响了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际贸易。重商主义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早期重商主义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积累货币财富，禁止货币输出。晚期重商主义不反对货币输出，但主张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即出口超过进口。诞生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本质上把国际贸易视为一种零和博弈，是一种狭隘的错误理念。但重商主义迄今阴魂不散，当今世界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实是重商主义的回归。

与此相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国际贸易能够是正和游戏，他提出了“绝对优势”的概念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之后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则在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指出，决定国际贸易基础的是两个国家产品生产的相对劳动成本，而非绝对劳动成本。哪怕一个国家生产各种产品的劳动成本都高于其他国家，但只要在劳动投入上有所不同，仍可以开展贸易并从中获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和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世界贸易额锐减并停滞不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美国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头号大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并带有许多新的特点，贸易中的制成品已超过初级产品而占据主导地位，新产品不断涌现，交易方式日趋灵活多样。

当代国际贸易以发达国家为主，美国仍是位居前列的世界贸易大国；德、日等国的对外贸易有极大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不大，但与自身相比，对外贸易也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国际贸易在当代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二、新丝绸之路

随着全球石油需求量的增加，各个产油国对旧的石油特许开采权表达了不满，并且争取到重新商议，这让中东国家因石油产生的收入剧增。在全球流动的不再是茶叶、丝绸、香料、白银或奴隶，而是石油。丝绸之路现在已经成为能源流通之路，不断发掘的地下蕴藏能源带动着中亚各国的复兴，也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引擎，之前贩卖丝绸、马匹、香料的道路，如今变成了各种能源输送的管道。交通枢纽和运输干线也因此得以大规模扩张。

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致力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线各国加强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提出的战略构想，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三、“一带一路”与经济全球化

回顾历史，人们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化形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开始逐步筑高贸易和投资壁垒，排他性的区域经济安排趋向活跃，导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横生波折；一些发达国家不仅放弃了多边主义理念，也开始放弃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转向双边主义或单边主义，其国内日益频繁地出现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及保护主义现象，逆全球化思潮而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地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通过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推动了自身经济的腾飞；另一方面，中国也逐步建立起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机制。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中国也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可以说，近40年里中国经济的崛起是近百年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最大变化，也是300年来世界格局变化中屈指可数的重大事件。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占全球的5%左右；出口额在全球的比重不到1.5%。到2013年，中国GDP占全球的份额已上升至12.3%，出口额所占比重上升到12%。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制造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2014年略低，也达到27.8%）。在这个背景下，“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的承诺，也是维护经济全球化成果和机制的努力。

在经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截至2014年6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3.99万亿美元，逼近4万亿美元，约占到世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同时中国普遍存在产能过剩。当投资的边际报酬持续下降，投资增速开始下滑时，过剩产能将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淘汰落后产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植根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其开放性是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它不是排他性的合作机制，而是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新途径，是缓解国际经济失衡的有力工具，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自从古丝绸之路中断后，欧洲人走向海洋，通过地理大发现殖民其他国家，开启所谓的全球化。然而，这种传统全球化是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在欧洲开辟，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论”，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陆地从属于海洋等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当今世界产出的八成来自于沿海地区的100公里的地带，全球90%的贸易通过海洋进行。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其实是“部分全球化”，或单向度全球化。

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发起的，这些国家群的主体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尤其是新教文明）拥有相当强的征服性和排他性，所以传统贸易、资本的全球化也带来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化。这本质上易形成文明等级秩序，其典型特征就是地缘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内外有别。

而如今，“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国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如果把作为古代东西方贸易与文明交流之路的丝绸之路称之为全球化1.0时代（其单元是文明，载体是欧亚大陆，动力是贸易—文化，遵循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路精神）；近代西方开创的全球化称之为全球化2.0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单元，通过海洋实现全球贸易—投资扩张，确立西方中心世界）；那么，“一带一路”是21世纪的跨洲际合作倡议，不但是打通历史上中断的丝绸之路，而且是借助丝绸之路的历史概念，开创新型全球化——全球化3.0时代。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

“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指导原则，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各国彼此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带动亚欧大陆国家及其他相关地区实现共同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全方位开放战略，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旨在欧亚非沿线60多个国家建立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并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形成建筑业、冶金、能源、金融、通讯、物流、旅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走廊，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其中，能源走廊着眼于大宗商品定价权，物流与金融等走廊着眼于贸易投资标准制定权，资金融通则推动人民币地区化国际化，互联网、电网及智能丝绸之路建设则推动形成电子商务世界贸易规则，大力提升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份文件为之后15年世界各国发展和国家发展合作指引方向。该议程提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其重点是：消除贫困和饥饿，促进经济增长；全面推进社会进步，维护公平正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从内容上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从适用范围来看，它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既包括穷国也包括富国；从制订过程来看，所有会员国都参与了讨论，有雄厚坚实的基础。

与之相应，“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其优先目标包括扶贫、教育、卫生、就业等基础性问题。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理念和目标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在减贫脱贫战略方面，中国不仅实现了7亿人口的脱贫，而且承诺在2020年前完成剩余4千多万人口的脱贫任务，提前十年实现脱贫目标，对各国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示范意义和带头作用。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性质和涵盖范围上有所不同，但两者有着相近的愿景和基本一致的原则。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加强了不同地区和人民之间的互联互通，而且促进了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同2030年议程高度契合，促进了2030年议程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事业。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资金需求为资金需求每年不少于1万亿美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以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方向分配公共资源、促进民间投资。“一带一路”倡议庞大的投资规模和资金流，将有潜力转化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资金。“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年议程理念相通，都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2030年议程重视在全球层面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一带一路”侧重于从区域到全球层面实现发展合作。2030年议程和“一带一路”将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最终目标。2030年议程和“一带一路”均强调尊重各国主权和发展权，倡导支持各国根据各自国情选择发展道路，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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