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涂光群的回忆文章,才知道1977年我那篇《班主任》得以发表的过程远比我以前所知道和想象的还要曲折艰难。其实发表以后,那作品究竟该不该发表,以及究竟是鲜花还是毒草,争论还继续了颇久。记得1978年初夏,忽然接到《人民文学》杂志通知,让到中华总工会的招待所去参加《班主任》的讨论会,那地方不好找,我骑自行车汗津津赶到时,讨论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我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努力凝神,一环顾,吃了一惊——在座的有那么多文学界老前辈!
老前辈之中,有严文井。他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反问的语气,指出我那小说里所写到的小流氓宋宝琦和团支书谢惠敏,“难道不是我们在生活里都见到过的吗?”他和陈荒煤、冯牧、朱寨等,都从真实性上为我那篇作品辩护。记得开会的那天,上海《文汇报》正好发表了卢新华的《伤痕》,会场上有人拿着报纸皱眉头看,虽然没发言,却使我隐约感觉到有种忧心忡忡的情绪,严文井等人的支持性发言,也就不仅是在维护一篇《班主任》,实际是在为逐渐引起国人乃至世界注意的“伤痕文学”的浪潮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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