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芬兰早期原始居民

在塔西佗写他的《日耳曼尼亚志》以前很久,芬兰就已经慢慢地为新来的人所居住，这些人是从波罗的海东岸以南的地方迁移来的，而在那些地方，我们已经谈到，芬兰人的祖先已经居住了许多世纪。新来的人看来最初是定居于西南部。

当西南海岸和西海岸发展成为有固定村社和交换中心地区的时候，南海岸还没有人居住。少数的原始居民，据认为是游牧的拉普人，被新来者赶到很远的内地和北方去。在八世纪末叶到基督纪元第一千纪末叶之间，在芬兰西部和卡累利地峡一带有六个有人居住的地区。

这些地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成为沿着河流和湖泊的通道进一步分布和扩散的中心。在十六世纪初叶，定居地区的北线已经推进到南海岸以北二百里的地方。沿波的尼亚湾的大部分居民点只进入内地几十里，最深入的居民点通常都是沿着密布的河流建立的。迟至十六世纪初叶，芬兰这个地方的全部人口看来只有约四十万人，这表明在定居过程中进展的规模是很小的。

征服荒野和垦殖未开发的森林地的过程是由有进取心的农民推进的，虽然到后来，在十六世纪以后，王室在占有新土地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最后，大大小小的村庄分布在沿海的乡村地区，而腹地的大部分仍然对猎人和渔民开放。扩散的居民点也发展到西海岸地区，最后到南海岸地区，这些地方的讲瑞典语的人或是老早就在那里居住，或是中世纪初期才到那里定居。

芬兰人当时显然没有形成我们称为国家的高级政治组织。他们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氏族，氏族大概至少在理论上是由有共同祖先的后裔组成的。他们的宗教看来是崇拜自然力，由部落的祭司主持大概不太繁琐的仪式。不同的氏族时常发31生冲突，他们之间的战争几乎是常事。如果我们

要从十八和十九世纪搜集、编辑和出版的民间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作品（这使我们特别想到《卡勒瓦拉》）的丰富资料中作出结论，那么可以说,他们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诗歌、故事和民间传说中所表现的想象力方面。就他们的一般文化而论，我们知道得不多，不足以详论它的特点和表现。

1157年的“十字军”到十一世纪时，罗马天主教教会已经进入了它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在它的统率和领导下，西方世界以不同寻常的程度显示了人类在一个信仰的时代把时间精力专用于宗教目的的能力。

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1095年在克勒蒙召集的宗教会议上号召的第一次十字军，是教会和教廷的一次新成就。它标志着一系列十字军的开始，其中大多数是没有什么特别重要意义的。就是在这个时期，罗马巩固和扩大了它在包括瑞典在内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的势力。

由于这时教会的神学和法律已经系统化了并且得到了明确的规定，教会的教阶制度也已经完整建立了，教会在北欧的进展就比较容易了。教会的中央集权已经强化得足以为它多方面的目的服务，教士已经开始在世俗生活的许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这几百年里，欧洲的俗界政府和行

政管理有了发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效法教廷政治机构的教士来担任官职的，教士对于其他俗界事务也发挥了他们的专长。

使瑞典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大约花了三百年的时间，从九世纪上半世纪到十二世纪上半世纪。某些外围地区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到1130年时仍在进行。英国教士在基督教在芬兰传播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其决定性的阶段）起了主要作用。他们之中杰出的是尼古拉·布雷克斯皮尔。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由于他自己的功绩，他在教会官阶中飞黄腾达，做了教皇，称为艾德里安四世（1154--1159年），是唯一的英国籍的教皇。

瑞典这时的政治情况和局势很不同于我们所看到的十六世纪民族国家已经形成以后的那种情况和局势。由于资料或记载的缺乏，对于1300年以前的很多情况，我们只知道一部分。因此，这个时期的事件，大部分只能从传说或者争夺王位或其他利益的首领和贵族们的夹有党派之见的要求和反要求中看出来，或者推测到。在瑞典史上这些晦暗的篇章里，王朝的冲突占着突出的位置。

从1150年至1250年这一世纪，看来特别是充满了争夺王位者之间的对立、对国王的谋杀以及其他暴乱的迹象。

但是这不是全部情况。地方的分离倾向或特殊化倾向在这个遥远的时代还是很强的。它时常向国王的权力挑战，有时实际上是摧毁了国王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充其量也只是有限的。王位是选举的，而且直到进入十六世纪以后很久仍是这样。因为是选举的，它就引起你争我夺、政治交易和欺骗操纵，带来的不是和平和安宁，而常常是冲突和周期性的动乱。

因此，瑞典王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省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邦。在联邦内,每个省享有相当大的地方权利和自主权，对国王的选举或确认国王的选举都有发言权。国王由乌普兰的代表会议和其他自由民选举。在当选以后，国王到各省巡视，接受每一省的代表会议对他的效忠宣誓，同时他又宣誓维护各省的法律。

在正常情况下，国王的选举只限于一个家族或王朝的成员，但是力图获得王位而互相争夺的家族之间的对抗时常破坏这种成规。在1250年前一个世纪中大部分时间内进行的斯维尔克和埃里克家族之间的流血斗争，突出地表明了由王朝的野心所引起的战争的后果是何等严重，而从这场流血33斗争中也可以看出，十二世纪的王权与1523年古斯塔夫·瓦萨立为国王并且着手奠定民族世袭君主国家的基础以后出现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比较，差异是如何之大。

这些情况对于把芬兰纳入天主教世界内和把这个国家变为瑞典疆域的一部分的那些事态发展，是有决定意义的。在我们转向研究这些极为重要事件的过程时，十一和十二世纪的事态发展就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直到大约三十年前，芬兰和其他北欧的历史学家对于十二至十三世纪的芬兰所持的看法，都是根据历史学家亨里克·加布里埃耳·波尔散的解释和结论。波尔散生于1739年，他在青年时就对芬兰的研究发生兴趣。他的学术事业是从1762年开始的，那时他被任为芬兰土尔库大学的讲师，1777年他在那里升为教授。到1804年他死时，他在研究芬兰及其人民方面留下了很多著作。

虽然他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于搜集和刊行民间诗歌等方面的资料（他的《论芬兰诗歌》于1766年至1778年之间分五集出版，是这方面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但是他也进而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他的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在1784-1800年间陆续出版了五十多种。他也帮助他的几十个学生撰写许多历史的和其他方面的著作。波尔散的大量的辛勤工作，对于芬兰历史上的各个重要方面没有不涉及到（要考虑到这个时候历史学家进行工作所受到的局限），后一代的人称他为“芬兰史学之父”，他的确当之无愧。

在波尔散试图解决的问题中，有芬兰在什么时候和怎样成为瑞典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基督教在什么时候和怎样传入芬兰的问题。

波尔散对这些和与这些有关的问题的研究成果，在1804年他死后的一百多年里成了芬兰历史学家取之不竭的源泉。它们被以这种或那种形式3+重复了无数次。对于波尔散关于历史事件如何发

展的看法，1869年于·科斯基宁出版的第一部以芬兰文写的芬兰史也许是最重要的专门阐述。由于这部著作在出版后几十年内所享有的声誉，这部书的作者对于波尔散的见解的引用使得波尔散的结论成为实际上不容争议的真理。尽管在过去三十年中，严肃的史学研究已经对波尔散的分析和结论提出疑问并加以改正，但是他的看法仍然被广泛地接受。

波尔散认为，约在公元1000年以及此后的几十年中，仍然是基督教教会范围以外的异教徒的芬兰人，屡次越过波的尼亚湾的南端海岬，对瑞典进行袭击，而瑞典人在稍早的时候已经信奉了基督教。因此芬兰人对瑞典带来了骚扰和危险。

为了排除骚扰，消灭危险，瑞典国王埃里克对芬兰发动了一次特意要使芬兰人受洗而信奉基督教的十字军。这次十字军开始于1157年（可能在1155年）。英国出生的乌普萨拉的主教亨利陪同埃里克国王出征。这次十字军是成功的。芬兰人被打败了，于是他们投诚了，在芬兰西南离土尔库不远的地方受洗。

瑞典的统治就这样在芬兰建立起来，由于埃里克国王的十字军的结果而传入芬兰的罗马教也迅速扩大了它的势力。到1300年左右，芬兰的大部分有人定居的地方已经成为瑞典的一部分，从而也就被纳入由罗马领导的正在扩大的天主教世界内。埃里克国王和亨利主教（亭利在那次十字军后不久被一个芬兰人的首领杀害了）两人后来都被尊为圣徒。亨利而且成为芬兰全国的圣徒。

对于这段关于十二世纪事件的简单而看起来35又合乎逻辑的叙述，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已经提出了异议并加以改正。人们之所以提出异议并加以改正，是因为认识到以前的那些解释所根据的都是极不充分的和不可靠的材料。

简单的事实是，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瑞典的、芬兰的或其他方面的材料足以说明那些据说发生过的事件。关于十二世纪五十年代的“十字军”和有关问题的“材料”，后来查出只是一百多年以后、将近十三世纪末时在瑞典编纂的关于圣徒的一些传说和关于亨利主教以及他的死的一首杂乱无章的芬兰民间诗歌,

这首诗歌约写于1400年，也可能较早。这些传说并没有描写埃里克国王和亨利主教在芬兰的活动。其实，关于圣·埃里克的传说和关于圣·亭利之死的诗歌只是阐述某些德行和品性，这些德行和品性，从中世纪基督教的见解看来，对于曾经共同致力于主的事业的一位善良的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和一位虔诚的教士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值得赞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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