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中世纪城市与手工业者行会的繁荣

大多数的人民是自由民，通常居住在有组织的村社里。各户的田地或宅地构成了村庄的核心。村庄的周围环绕着耕种的土地。耕地定期分给各户人家，分为许多条地，每户耕种若干条。因此耕作必然是一种集体活动，犁地、裁种、收割和轮种都是合作进行的。牧场和森林地同样是共有的。直到进入近代以后很久，在定居地区范围以外的未开发的森林地和湖泊，还是提供了为猎户和渔民所珍视的活路和收入。

芬兰东部、中部和北部的广阔的森林和湖泊地区，对于有创业精神的农民和边区居民也提供了机会。愿意和准备面对内地未开垦的边区的艰难险阻的农民，可以找到“土地属于上帝、国王和王室”这一原则还不适用的辽阔的荒地。在那里,土地对于他们是予取予求的，没有由来已久的习惯或者世俗的或教会的权威强加给村社的那些限制和负担，而在村社里，人们很久以前就定下了关于土地所有制的成规，规定了使用土地的方式，个人辛勤劳动所得的收获也常是少得可怜的。

边区农民的环境不同于南部和西部。农民的第一件事是砍伐森林，把森林地变为耕地。他们的方法是简单的，包括伐树和砍割矮树丛（这种工作通常在秋天做），以及在春天焚烧死树和灌木。开荒的农民可以以较少的劳力一举两得：他们既开辟了土地，又使土地肥沃，因为草木灰能增加土地的收成。

他们在锄地和犁地（常常是很浅的）之后进行播种，在一定的时候就在以前全是森林盘曙的地方获得收成。一旦地力已经竭尽，开荒的农民就向前迁移，重复这一过程。虽然这种使用土地的方式是很浪费的（它意味着是广种而不是精耕），但它在加速开拓荒地和扩大边区的居民点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通常的农作物包括大麦、燕麦和裸麦。大麦看来很早就已种植。小麦也种植，但只是在南部和西部一些地区。草地和牧场是农民的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是按照适用于耕地的轮作制度来掌管和利用的。这一时期的记载时常提到干草的收成（与谷物收成并提但却又是分开的），特别是在估量一块土地的肥瘠如何的时候。对干草收成的重视与否，向来被看作是衡量牲畜饲养的重要性的一个尺度。正象我们可以设想到的那样,

农家饲养的牲畜通常是马、牛、绵羊、猪、山羊、鸡，特别是在芬兰西部作载重拉曳用的牛。在北部的拉普人中有驯鹿。农民通常要做的日复一日的工作，除了那些为他的生存所必需的日常的或季节性的休整之外，大概很少被其他事情或干扰所打断。除了在滨海的村社里，海洋提供较多的富于变化的消遣和机会之外，到教堂去或者偶尔到乡间集市或城镇集市去，大概就是农民在日常生活的重压下得到的主要调剂了。

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把城市设想为政治、行政、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习惯于把城市看做是对于繁荣的工业、贸易和商业极为重要的共同体。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特别是在中世纪和近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城市的地位从各方面说来却是远为低下的。虽然它们在贸易和商业上是重要的，但通常是国王的城堡或庄园或极少数主要贵族的城堡和庄园，才是权力和行政的所在地。

最能够说明瑞典一芬兰这种情况的也许是下面这一事实：直到十六世纪为止，国王和朝廷都没有进行活动的永久性的地址或基地。直到过了很久斯德哥尔摩终于成为首都之后，国王才改变了使他简直成为一个巡回君主的那种生活方式和统治方式，不再不断地从一个王家庄园或城堡转移到另一个，从而获得了国王之家和近代意义的首都的便利。

可以理解，芬兰的城市比瑞典的小，也没有瑞典的重要。然而这一时期商业、贸易和工业的发展的确是与它们有关的；虽然它们同近代芬兰城市的意义和作用相比显得黯然失色，但是它们对于（譬如说)十六世纪以前很久的芬兰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芬兰的城市很少，也很小。

十四世纪时，它们只有七个。这些城市都是沿海的贸易中心。土尔库（奥波）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但是从现代标准看来，它只不过是一个村庄。它的人口在中世纪后期看来约有一千五百人。但是土尔库是一个热闹地方。

它是这个国家宗教生活的中心；作为芬兰教会的首脑（主教）的所在地，作为“东方省”的主要行政中心，作为这个国家大部分贸易的吞吐港口，它在芬兰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它的人口数字所表示的要大。

芬兰的对外贸易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是同一类型的。有意义的是，在芬兰已经发现了将近一千四百枚阿拉伯钱币，大多数是在阿兰群岛上发现的。中世纪初期以来的西欧钱币约有七千枚，都是在芬兰本土发现的。这就表明，芬兰同外界的商业联系是很早的，也是很频繁的。芬兰的主要出口货是毛皮；航海用品看来在国外也有市场，而且在毛皮贸易已经衰落得无足轻重以后,仍然是很重要的出口货。

土尔库在许多方面说明了十六世纪前芬兰城市的主要面貌。它的对外贸易大部分是同雷维尔、但泽、卢卑克以及其他汉萨城市进行的。汉萨同盟的商人从早期起就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这可以从1530年保存到现在的市民名单中看出来。

这份名单有二百六十二个市民家族的名字；其中有一百一十个是德国名字，九十四个是瑞典名字，五十八个是芬兰名字。虽然名字本身不一定就表明国籍，但下述这一点是肯定的：德国商人，正如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和其他瑞典城市一样，在土尔库生活中也很突出。第二个大城市维普里（维堡）也是这样，直到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很久，德国人在那里不仅仍然是显著的，而且还占着主要地位。

定期集市和市场在芬兰的经济生活中很早就具有重要性，这与教会对于它们的态度是颇有关系的。定期集市通常在圣徒节日或教历上的其他节日在教堂附近的地方举行。它们时常用圣徒的名字来命名；著名的定期集市是在土尔库由大礼拜堂举行的，名为圣享利定期集市。

交易的商品很多：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出产的酒到盐，从英国的毛织品和弗兰德尔的纺织装饰品到干鳄鱼或盐腌的肥鲑，从价钱很贵的毛皮到简单的木制器皿，从奶油、谷物和皮革到麦酒和作载重拉之用的牛。

手工业者和他们的行会也是这幅画面的一部分。皮革匠从修理靴鞋到制作皮带和马鞍的都有；在忙于裁剪缝纫的成衣匠的近旁有木工或较贵重物品的工匠、钟匠、面包匠、烛台匠以及其他工匠。教会在提供和扩大利用手工业者的技术的机会方面起了很大的而且是持续的作用。

举例来说，土尔库的大礼堂在1300年以后盖造和改建了几个世代，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它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差不多是手工业者的一种持续不断的活计或职业学校”。它为石匠、泥瓦匠、铁匠和其他金属匠以及纺织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更不要说雕刻匠、画匠、金匠等了。学徒、帮工和师傅，作为手工业者行会等级组织的代表，继续兴盛了几百年，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消除了行会制度的最后残余时，才退出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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