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古斯塔夫·瓦萨与宗教改革

瑞典和芬兰的宗教改革，在好几个重要方面不同于欧洲其他一些地方反对和否定罗马教会的那些发展情况。突出的不同之点也许是，瑞典和芬兰没有对教会的实有的或想象的恶俗弊政提出抗议。引起决心反对和改变旧制度的反教士运动的，并不是教士的失职或流传的教会内部的丑事。我们也没有看到，由于对教会的教义非常关心，产生了否定信条和教会的宗教上的个人主义和异端，从而引起了纷争。

瑞典和芬兰的宗教改革没有产生任何社会反抗，也没有留下对“外国的”教会的反感；这一情况也表明：新旧的更替并不是由有广泛基础的不满和憎恨来推动和实现的。瑞典的宗教改革并不是来自下面。总的说来普通人始终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既没有起来反抗教会，也没有奋起捍卫教会。反抗来自上面，乃是新的民族领袖古斯塔夫·瓦萨的意图和行动的结果。

当反对丹麦人的暴动的领袖古斯塔夫·瓦萨1523年成为瑞典国王的时候，他发现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深陷于重重巨大困难之中。斯德哥尔摩仍然在丹麦人的手中，丹麦人还占据着包括芬兰部分地区在内的其他设防的地方。许多主要61贵族对于新政权的态度是捉摸不定的，而新政权

也不能无条件地指望得到教会的拥护。如果不是由于重要的汉萨城市卢卑克的帮助，古斯塔夫。瓦萨大概永远也不能获得成功。卢卑克的支持（包括船只、军队和金钱）是以重价买来的：他给了这个城市以广泛的、很优惠的、代价很高的商业特权。王国的库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对金钱和其他财物的需要却源源不绝。与丹麦继续进行的战争和国内的阴谋骚乱，说明了眼前的危险与将来的和平之间，距离是如何之大。

古斯塔夫·瓦萨企图对付日益增长的财政困难的浪潮，于是求助于新税或增税和其他征课。他也找到教会，坚持要动用教会的巨大财富。他在1522年得到教会的一次捐献；1523年收取了教会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借款；1524年又强迫教会再次捐献；此后就设置了常规的课赋，由王室的执行吏征收。

这些措施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对教会的真正的进攻是从1527年在韦斯特罗斯举行的瑞典议会开始的。瑞典议会的决定奠定了民族君主国家的基础，为国王提供了新的财政收入的来源，实际上标忐着路德教方面的胜利。

瑞典议会会议的主要结果体现在《韦斯特罗斯敕令》中。这个救令宣判了瑞典天主教教会的命运。它规定教会的“剩余”财产和收入应移交给王室，贵族如能提出“正当有效”的权利要求，可以从教会和宗教团体那里恢复自1454年以后赠与或让与它们的土地。从此以后，什一税和彼得钱都归国王所有。将来教职的任命无须由罗马认可或授职。

另一项法令规定，教士在一切世俗事务方面，只受俗界法庭的管辖，“纯正的福音”从此以后应该在全国传布。后一项规定是1527年瑞典议会在教义方面的唯一声明。明确地接受路德教的信条和体制规范，乃是将近七十年后、1593年的事。国王是教会的首脑，因此拥有对有关教会事务的最后决定权。

在芬兰也和在瑞典一样，韦斯特罗斯会议的影响是重大的。以前为教会所有的产业转移给了王室。在芬兰，国家接收了约八百份田地或产业和几十笔较小的财产。教士现在实际上是由国家支付薪俸—-薪俸是大大地减少了。高级教士尤其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勒索和征课。教会的动产也免不了要被征用。

例如，1570年国王下令，每一个教堂都要把它的钟移交一口给王室；但是如果教徒们缴纳一笔钱来代替，也可以保留这口钟。大多数教堂看来都宁愿“买”回它们的钟。对于国王的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来说，好像没有一件东西是微不足取的，他们到处调查、搜求、没收物资：用过的羊皮纸被拿来做国王的文书处的账簿的封面；礼拜时用的金银器皿以及道袍，通常认为是举行宗教仪式时不可缺少之物，也成了珍贵的战利品；有些地方，教堂的铜屋顶被拆去了、熔化了，以铸造钱币或作其他用途。

贵族们也步王室的后尘，掠夺教会的财富。在利用恢复1454年以后为教会占有的土地的权利时，许多贵族很少顾及韦斯特罗斯议会所规定的限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提出要求和夺取财物，就是普通的自由民也不甘落后。肆意没收、征调的结果，最后促使古斯塔夫·瓦萨颁布了严格的条例，以制止“在没有理由、没有权利的情况下剥夺、攫取教会所有的土地和财产”。在韦斯特罗斯议会授权进行一次财产“重分配”（这次财产“重分配”的规模比卡耳马联盟破裂以前的任何一次都大）以后不久，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也受到损失而停止活动。

当古斯塔夫·瓦萨开始向教会伸手的时候，教会在某些方面处于显然易受攻击的地位。教会是富裕的。尤其与王室（这就是说俗界国家）相比，教会的景况是很好的。据估计，到十六世纪时，教会拥有的田地和产业，远远超过一万三千份，它每年的收入约为国家总收入的十二倍。

在一些比较富庶的地区，教会掌握了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田产，总平均数看来约为21%，而王室掌握的不到7%，而拥有土地的农民（以别于租地农民或典地农民）所掌握的约为52%。芬兰教会所有的土地没有达到与此相当的数量；90%以上的田产是在拥有土地的农民的手中。这样看来，教会拥有的财产是很广泛的，也是很显眼的，足以使它受到那些想掠夺它的财富的人的妒忌和攻击。

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教会在另一方面也是易受攻击的。被罢黜的特罗累大主教，是罗马在瑞典的最高代表，已经引人注目地同1520年11月斯德哥尔摩血洗案联系在一起。他现在是每一个爱国的瑞典人诅咒的对象。但是教皇误以为特罗累能够复职，克里斯琴二世将会重建他的权力，所以还是继续支持这个大主教和丹麦国王。古斯塔夫·瓦萨的拥护者不难发现，教会的代言人就是“民族”运动的反对者，他们是乐于有机会来削弱这些人的势力和动摇教会的地位的。

教会还遇到另一个困难。它差不多完全没有人领导。前大主教特罗累是一个不法之徒；两个主要的主教已经在斯德哥尔摩被杀；其他的两个，包括土尔库的芬兰籍的主教阿维德·库尔基，已于1522年死去；克里斯琴二世用以欺骗瑞典人的两个丹麦籍的主教已经逃离了这个国家；其他的两个年老了，不能进行工作。只有一个主教林彻平的布腊斯克坚决地维护传统的教会，但是他不能使教会获得群众的支持，而只要有这种支持本来就足以使它免受行将对它进行的攻击。

古斯塔夫·瓦萨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填补空缺教职的复杂问题中。在1522年晚些时候和1523年的头几个月，有些大礼拜堂的牧师会开始选举了新主教，但是他们还没有经教皇正式授职。在力求使这种局面正规化的过程中，瑞典的参政会曾经致书罗马教廷，要求委派本国籍的主教，任命一个新大主教，在教会内部实行必不可少的改革。

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古斯塔夫·瓦萨出而干预，强令罢免两个新近选出的主教，宣布被罢黜的大主教特罗累（他继续得到罗马的支持）“不但不配做一个教士，而且不适宜活下去”，他不经与教皇磋商，径自委任了空缺的教职。1524年5月，国王与教廷之间的正式关系实际上断绝了。这样，瑞典就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里第一个与罗马决裂的国家。虽然上述这些发展对于导致瑞典与罗马决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这里也决不是没有路德所引起的宗教激情。

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和中期的时候，许多瑞典人和芬兰人已经接受了路德在维滕贝格提出的那些主张的影响。仅举几个主要人物来说，瑞典的劳伦提阿·安德烈和奥劳。佩特里，芬兰的皮塔里·萨尔基拉提、迈克尔·阿格里科拉和帕伐利·尤斯顿，对于把路德教的思想和体制的主要内容传播到瑞典王国，都作了重要的贡献。

附带说一下，十九世纪以前芬兰和瑞典的历史，从许多重要方面说来，的确是一件无缝之衣，说明这一点的生动例子是很多的，面上述这些人和其他人在宗教改革进行的那几十年里所做的工作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如果认为路德教会的产生主要是热心的教士推行教义上的改革或改变的结果，那就错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为建立新教会提供必要条件的，乃是国王和王室。

教会不仅失去了它的大部分财产和以前它在教徒中的领导地位，而且它以前的一部分礼仪也没有了。弥撒礼废除了。早先的五光十色的仪仗行列被取消了；圣水的使用、传统的洗礼和临终的涂油礼都不得再举行了；圣骨的展览和崇拜同样被禁止了。拉丁文的使用减少了，最后完全不使用了，而代之以方言。路德教认为，信徒应该有机会学习基督教教义的真正的、内在的涵义,这种主张使劝谕和教导获得新的重要性。这一点成为布道说教的主要目的和作用。

很明显，布道说教只有以方言来进行，才能达到它的目的。因此，这个时期的“改革家”是相信通过讲说基督教信仰的精义来使基督教徒得救。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是把圣经和其他关于基督教信条和修道准则的神圣宝藏译成方言。路德早期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圣经译成德文。在芬兰，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之一迈克尔·阿格里科拉是这方面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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