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离散的蒲公英与倒塌的大树

1992年的夏天，蝉鸣声嘶力竭。毕业分配的名单下来了，五兄弟虽然都在这个城市及其周边的汽车修理厂、运输公司找到了工作，但那种朝夕相处的日子结束了。

散伙饭吃得异常沉闷。马国栋喝多了，抱着酒瓶子哭得稀里哗啦，发誓说不管以后混成啥样，每年都要聚一次。连有智难得没抬杠，默默地擦着眼镜。金大海给每个人写了一句赠言，塞在信封里。

宋建国被分配到了市郊的一家国营汽车修理厂。他是个念旧的人，把铺盖卷搬进单位宿舍的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刚工作的那段时间，宋建国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他把在学校养成的学习习惯带到了厂里。白天跟着老师傅钻车底，一身油泥；晚上回到宿舍，别人打扑克、看录像，他就在灯下看书，钻研最新的汽车构造图纸，同时也继续他的文学创作。

工友们都叫他“书生修理工”。他不辩解，只是笑笑。他心里记着父亲的话：手里的本事，谁也抢不去。

然而，命运似乎总要在人刚站稳脚跟的时候，猛踹一脚。

毕业还不到一年，一个寒冷的冬夜，家里的加急电报送到了厂里。电报上只有四个字：父病危，速归。

宋建国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他连夜挤上了回乡的长途车，一路上，车窗外的枯树像鬼影一样向后飞退，他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

等到他赶回宋庄村，那个充满了争吵、酒气却又无比温暖的家，已经塌了一半天。

父亲走了。

是因为脑梗。那天父亲喝了点酒，想去院子里劈柴，突然就栽倒了。送到卫生所时，人已经不行了。

看着停在堂屋里的灵柩，看着哭得瘫软在地的母亲，宋建国感觉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黑白两色。那个曾经让他又怕又敬、脾气暴躁却能搞定一切机械故障的父亲，那个曾在高坡上目送他远行的父亲，就这样一声不响地消失了。

父亲才五十多岁啊。

葬礼上，宋建国作为幺儿，披麻戴孝。按照农村的习俗，他要负责摔盆。当那个瓦盆在地上摔得粉碎时，宋建国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这哭声里，有对父亲的愧疚——子欲养而亲不待；有对死亡的恐惧；更有对未来重担的迷茫。

那几个兄弟都来了。马国栋、周厚福、连有智、金大海，他们请了假，坐车颠簸了几百里路赶来。

他们没有多说话，只是默默地帮着忙活。马国栋帮着抬棺材，因为力气大，肩膀都磨破了皮；周厚福帮着接电线，让灵棚亮了起来；连有智帮着记账；金大海则帮着看风水下葬的方位。

晚上守灵的时候，几个兄弟陪着宋建国跪在灵前。马国栋拍了拍宋建国的肩膀，递过来一杯酒：“大哥，喝一口吧。老爷子走了，这个家以后就看你了。”

宋建国接过酒，洒了一半在地上，剩下的一饮而尽。

父亲的去世，是宋建国人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读书；在此之后，他是为了整个家族的生存而奋斗。

处理完后事，宋建国带着母亲期盼的眼神回到了城市。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工作起来像个拼命三郎。

因为他知道，他身后已经没有那棵大树了，他必须让自己长成大树。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国企改革的浪潮开始涌动，很多工厂发不出工资，下岗的阴云笼罩在每个人头上。

“咱们不能就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在一次聚会上，马国栋抽着烟，眼神闪烁，“我打算辞职了，下海！现在南方倒腾电器赚钱，我想去试试。”

“我也想动动，”周厚福闷声说道，“厂里总是论资排辈，我这电工技术再好也轮不到我当班长。我想回老家，听说那边有人包鱼塘赚钱。”

连有智还是那副傲气样：“我不走，我要把技术练到全省第一，到时候让他们求着我干。”

金大海则望着窗外：“我想去趟南方，看看那边的风水。”

大家把目光投向了宋建国。

宋建国深吸了一口气，他在厂里虽然技术好，但工资低，养活自己都勉强，更别提帮衬家里的老母亲了。他想起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关于劳务输出的消息。

“我想出国。”宋建国平静地说出了这个惊人的决定，“去国外当劳工，虽然苦点，但赚的是美金。”

兄弟们都愣住了。出国，在那个年代，是多么遥远而冒险的事情。

“大哥，你想好了？”周厚福担心地问。

“想好了。”宋建国目光坚定，“为了家，也为了看看更大的世界。”

那一晚，五兄弟再次举杯。这一次，不再是为了庆祝，而是为了壮行。他们知道，这一次分别，大家就要真正散落在天涯海角，各自在生活的洪流里搏命了。

宋建国看着杯中晃动的酒液，仿佛看到了父亲的脸。他对自己说：宋建国，别怕，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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