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唐捕蝉建德在后

第五卷 虎牢一战擒两王 第9章 唐捕蝉建德在后

619年润2月，淮安王李神通在魏县击败宇文化及后，随即紧随其后率军攻打聊城，奈何当年收成不好，聊城存粮根本不够大军使用，宇文化及念及粮草耗尽，走投无路，于是派遣使者向李神通乞求投降，然而李神通却坚决拒绝了这一请求。

黄门侍郎、安抚副使崔民幹劝李神通道：“接受投降既能减少伤亡，又能彰显大唐仁德。”

而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山东道安抚大使李神通却不这么认为，他反驳道：“我军将士风餐露宿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敌人粮食短缺，已然是强弩之末，正是破城的好时机！打下聊城，既能彰显国威，又能用城里的财宝犒劳大家作犒赏。要是现在接受投降，拿什么给兄弟们发赏？”

崔民幹见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着急地说：“窦建德的大军马上就到，我们要是不快速解决宇文化及，被两面夹击肯定要吃大亏！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大功劳啊，咱们不能为了财宝误事啊！”李神通听了大怒，直接把崔民幹关了起来。

不久之后，宇文士及从济北郡运粮前来接济宇文化及，使得宇文化及的兵力得以逐渐恢复，于是他们再次鼓足勇气，奋起抵抗。面对此景，李神通亲自督率大军猛攻聊城，贝州刺史赵君德英勇无比，率先攀上城墙，就在破城在即的刹那，眼看就要立下赫赫战功。然而，李神通却因忌惮部将抢功而突然鸣金收兵，不再进攻。赵君德见状，怒不可遏，大骂着跳下城墙。这一错失战机的决断，让唐军再难撼动坚城。最终，因李神通的这一自私之举，聊城未能被攻克。（图1绿色）

济北郡是隋朝的叫法该郡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临近聊城，在聊城的西南部。

贝州下辖临清、清水二县，在隋时叫清河郡，贝州毗邻聊城，在聊城北方。

之后探马来报，窦建德的军队即将抵达战场，李神通见势不妙，只好无奈地带兵撤退。这一战，不仅未能如愿攻下聊城，反而因内部的嫉妒与不和而错失良机，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李神通因没有接受太宇文化及的投降，错失接收聊城、捕获宇文化及的机会，那他为啥不接受投降呢？

李神通拒绝宇文化及投降的核心原因可以归结成军事利益考量与个人功利心态的双重驱动。

首先先说说破城功绩和敛财。古代征战犒劳士兵一般采取破城劫掠，李神通正是以财宝犒赏将士的表面理由，来达到邀功与敛财的双赢模式。而且受降怎么满足士兵长久压抑难以满足的欲望呢？那么势必就要决策者，主帅来买单，崔民幹说受降，又不用他出钱，李神通当然不能赔钱还给他人刷成就、做嫁衣啊。

于是李神通直言：“军队风餐露宿许久，敌人粮尽计穷，破城后可用其财宝慰劳将士。”这一说法看似为将士谋福利，实则暗藏私心，破城不仅能彰显军威，更能通过缴获物资，如宇文化及携带的隋室珍宝，直接提升自身战功含金量。在唐初论功行赏以物资与土地为主要标准的背景下，破城所得的财富可作为他向朝廷邀功的重要资本。

一般对于投降的城池，是不能掠夺的，如果接受投降“无法彰显国威”，更失去了“分财宝”的机会。这种心态本质上是将军事行动等同于获取利益的手段，而非以快速平定叛乱、减少伤亡为优先。崔民幹劝其“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大功”，但李神通更看重破城时的“显性功劳”，忽视了攻城的时间、人力成本。

其次，李神通低估窦建德威胁，太过自信自身武力，也太过轻视宇文化及的抵抗能力。

李神通围困聊城时，宇文化及确实已陷入“粮尽计穷”的绝境，这也让李神通产生了“马上就能取胜”的轻敌心理。他认为敌军已是瓮中之鳖，无需通过招降手段解决，强攻更能速战速决。这种判断忽视了两点：一是宇文士及可能从周边运输粮草，二是孤城困守的敌军可能因绝境而爆发出更强抵抗力。

崔民幹明确警告“窦建德即将抵达，若不速决，必遭腹背受敌”，但李神通对窦建德的威胁估计不足。他认为窦建德远道而来，军队需要时间集结，而聊城可以在短时间内攻克。这种对战场局势的误判，导致他拒绝了能快速解决宇文化及的招降方案，最终陷入被动。

最后，李神通善妒争功，压制部将立功机会。崔民幹作为安抚副使，从战略角度提出不同意见，却被李神通以“贪图财宝”为由驳斥。这种驳斥本质上是主帅对下属质疑的反弹。若接受投降，便意味着承认崔世幹的建议更合理，可能动摇自身权威。因此，李神通不惜将崔世幹囚禁，以强硬手段压制反对声音，强行推进自己的强攻计划。

而且在后续作战中，贝州刺史赵君德率先登城时，李神通因“嫉妒其功劳”而收兵，这一行为暴露了他将个人权位凌驾于军事目标之上的心态。拒绝投降与中途收兵形成因果链：前者源于贪功、贪财，后者源于妒功，最终导致聊城未克、大军撤退的败局。

李神通的决策核心并没有基于全局战略，而是被个人利益纠缠，“贪功、贪财、贪权”的私心导致他既想通过破城获取实际利益，又想通过强硬态度维护主帅尊严，却忽视了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以最小代价达成目标”。这种短视不仅让唐军错失收降宇文化及的机会，更在窦建德到来时陷入被动，成为唐初山东战场的一次典型指挥失误。

在李神通和崔民幹的争执中双方都淡化了宇文化及“弑君谋逆”的不义行为，这是为啥呢？

咱们简单的看一下。李渊起兵时借“尊隋”名义凝聚势力，但杨广死后，迅速废黜傀儡皇帝杨侑，进而称帝，明摆着隋室就是他夺得天下的工具人儿。宇文化及的弑君行为，客观上加速了隋朝灭亡，为唐朝建立扫了除合法性障碍，因而李唐没必要追究宇文化及的道德罪责来打自己的脸。简单说他俩干的都是一回事儿，那就是把隋朝灭了。

唐朝取代隋朝后，若以“为杨广复仇”为由讨伐宇文化及，反而会强化隋室残余影响力，削弱自身政权的正当性。宇文化及弑君行为实则是为李渊称帝扫除障碍解除“忠隋”的心理束缚，因而唐朝没有必要借宇文化及“弑君”一事来做政治文章。

唐朝作为隋室继承者，又是尊隋，又是赐死杨侑，反复衡跳的政治投机行为间接导致山东控制权旁落于窦建德，也暴露了隋末群雄逐鹿中权力逻辑对道德伦理的压倒性。

咱们再把目光对准到战场上来。

619年润2月，李神通如火如荼的围攻聊城数日后，窦建德大军压境，兵锋正盛的夏军与久战疲惫的唐军形成对峙，李神通权衡利弊后，只得率部撤出山东战场。

宇文化及本想趁两军对峙的契机派兵突围，然而他又一次高估了自己的战力，被窦建德打得节节败退，龟缩城内。

窦建德拾起接力棒，与宇文化及连续展开激战。之后，窦建德调集兵力，动用撞车和抛石机，从四面八方向聊城发起猛攻。而王薄见窦建德攻势如潮，便从城中起事，暗中打开城门迎接窦建德。

窦建德率军入城后，迅速活捉了宇文化及。他首先去被裹挟至此的杨广的老婆萧皇后面前报到，言语间都以臣子自居。随后窦建德换上素服，为杨广尽哀，表达了对故国的缅怀与敬意。之后，他搜集到隋朝的传国玉玺及天子车驾仪仗，妥善安置了隋朝的百官，稳定住了局势。

紧接着，窦建德将参与弑君的宇文化及的同党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等人一一捉拿归案。他召集隋朝官员，当众宣判了这些人的罪行，并下令将他们斩首示众，首级悬挂于军营门外，以儆效尤。

至于宇文化及及其两个儿子宇文承基、宇文承趾，窦建德则命人用槛车将他们押送至襄国郡。在那里，他们被依法斩首。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宇文化及神色平静，并无太多言语，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没做过对不起你夏王的事儿”言毕，从容就戮。（图1蓝色）

杨广改邢州为襄国郡。唐又改回邢州，治所都在龙冈。

关于619年闰2月22日窦建德斩杀宇文化及的说法，《隋书》记载说在河间郡将宇文化及斩杀，《新旧唐书》则称是在大陆县将其斩杀。《河洛记》记载：窦建德带着宇文化及以及萧皇后、南阳公主随军而行。当时襄国郡仍为隋朝坚守，窦建德趁他们回兵之际想攻打襄国，在城下安营扎寨。他派大理官将宇文化及引出军营东南二里左右，宣告命令并列举其罪状，宇文化及连同他的两个儿子宇文承基和，宇文承趾三个人同时被处决。

纵观此次战事，窦建德以“吾为隋民，当讨弑逆”为口号攻打宇文化及，此举将宇文化及定位为“弑君逆贼”，使自身行动获得“为君复仇”的道义合法性。

窦建德政权以河北为根基，他的势力范围中多数奉隋室为正统。严惩弑君者的行为，有助于巩固自身“忠义”的人设，争取隋朝旧臣支持。

攻克聊城后，窦建德立即谒见隋萧皇后，“素服哭炀帝尽哀”，并接收传国玉玺及隋朝天子仪仗，此举旨在宣示自己为隋室继承者，与李唐争夺正统地位。

后来，窦建德在襄国斩杀宇文化及父子，襄国在今天的河北邢台，这既是兑现“讨逆”的承诺，又实际控制山东北部，成为后续与李唐争锋奠定得基础。

在隋末群雄并起时，“忠君”口号是重要政治资源。窦建德以宇文化及“谋逆”为突破口，完成从起义领袖到“隋室捍卫者”的身份转型。其既为隋朝复仇，又收揽了河北民心，壮大了自身势力。

在聊城之战时的王薄后来也投唐了，为啥不再李神通攻打聊城的时候倒戈，反而在投奔窦建德之后倒戈？

王薄作为最早掀起反隋大旗的“知世郎”，其武装本质上是流民的聚合体，缺乏稳固的政治纲领，其更注重依附更强的势力以求生存。在宇文化及弑君北逃后，王薄一度归附宇文化及，但这并非忠诚，而是为利益所吸引，看上了亡隋的财宝。

当李神通进攻时，宇文化及仍据守聊城，王薄观察局势后，认为宇文化及尚有抵抗能力，且李神通的个人人设并不是一个好的投靠对象，因此选择观望。

窦建德进攻时，宇文化及已屡战屡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王薄此时倒戈不仅能避免城破后被屠戮，还能向窦建德邀功，换取政治资本。

再对比一下李神通与窦建德各自塑造的“人设”。

李神通作为李渊的堂弟，虽代表李唐政权，但在武德初年的军事行动中表现并不突出。突出的是李世民。李神通在率军攻打宇文化及时，拒绝宇文化及投降时宣称：“当攻取以示国威，散其玉帛以劳将士”，暴露出他的掠夺意图。王薄作为守城盟友，如果此时倒戈，不仅面临唐军无差别攻击，要知道李神通是想着屠城夺财的，而且王薄投靠过去，还可能被唐军视为军功，顺手砍了人头冲数。

而且后期李神通因嫉妒赵君德夺取破城战功而鸣金收兵，导致攻城失败。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唐军统帅私欲熏心、内部倾轧。这种功利化、善妒的形象，难以让王薄这类地方势力产生归属感，反而可能担心倒戈后被李唐势力轻视或吞并。

窦建德高举“仁义”招牌，窦建德在河北推行轻徭薄赋，严惩贪官，甚至对俘虏的隋朝官员以礼相待，诸如王琮、宋正本等都有很好的归宿，塑造了不计前嫌的“仁德之主”的形象。王薄倒戈后，不仅能保全实力，还可能在窦建德阵营中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这与李神通的短期功利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窦建德在河北经营多年，军队纪律严明，且多次击败隋军及其他割据势力，比如魏刀儿，可见窦建德的军队战斗力是很强的。当窦建德亲率大军四面围攻聊城时，军事压力远超过李神通此前的进攻，王薄作为依附宇文化及的地方武装，深知抵抗无望，倒戈是降低风险的最优解。

可以看出，王薄的选择并非出于“忠诚”或“道德”，而是隋末乱世中典型的生存策略，即谁的实力更强、谁能提供更多利益，就依附于谁。

李神通进攻时，唐军对山东的控制力有限，且缺乏收揽地方势力的策略，而窦建德以军事威压再加上政治怀柔双重手段进攻聊城，让王薄看到了明确的利弊权衡，最终选择开城倒戈。这一行为也折射出隋末群雄割据时期，中小势力在大格局中的无奈与现实选择。

窦建德每逢战胜归来，攻陷城池之后，所掠夺、收缴的财物，全部如数分发给麾下将士，自己丝毫不取。窦建德生活简朴，不吃肉食，日常吃的只是蔬菜、脱皮的粟米饭。他的妻子曹氏，也不穿着奢华的绫罗绸缎，等到他称王之后，妾室也只有十几人。到了击败宇文化及，俘获隋朝宫女1000+人，这些女子都有姣艳的容貌姿色，但窦建德当即下令遣散。如此的做派是不是很熟悉，没错，李密没掌握大权的时候，他还在创业阶段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甚至做得比窦建德更好，更招人喜欢。

在政权建设上，窦建德慧眼识才，委任隋朝旧臣。他任命隋朝的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主管官员选拔；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欧阳询是欧阳纥（读hé，同河音）的儿子。他爹欧阳纥我也不认识啊？欧阳纥是杨广伐灭的南陈的高官。其余隋朝官员，也都根据才能委以重任，授予实权，使隋朝旧官各尽其才。对于那些不愿留任，或者想去关中或东都的人，窦建德也都给了路费粮食，并派兵护送到边境，确保他们安全离去。另外，他还将近万名隋骁果军分遣归乡，任其自选去处。通过这些举动，窦建德顺理成章地成为隋王朝的利益继承者。

为进一步强化正统性、合法性，窦建德积极与王世充交好，并派遣使节向皇泰主进表称臣，皇泰主也封窦建德为夏王，使得其自封的夏王身份正式获得“隋朝”认可。尽管窦建德出身草莽，但在建国之后，他深知典章制度之重要。裴矩为其制定朝仪，修订法律，窦建德对此大为赞赏，时常向裴矩请教礼仪典章相关的事儿，为了完善国家制度，稳固政权根基。

至此，在争夺天下的目标面前，窦建德已坚定地站在唐朝对立面，双方矛盾已然不可调和。

619年2月窦建德攻陷了邢州，活捉了总管陈君宾。

当初，宇文化及起用隋朝大理卿郑善果担任民部尚书。郑善果随宇文化及退守聊城时，亲自督战前线，不料被流矢射中。待窦建德攻破城池，部将王琮俘获郑善果后，窦建德厉声斥责到：“你乃名臣之后、大隋重臣，为何竟为弑君逆贼卖命，直至浴血负伤至此？”郑善果闻言羞愧难当，拔剑欲自刎，幸得宋正本及时劝阻。但是窦建德对郑善果并不感冒，没有加以礼遇，于是郑善果趁机逃往相州，淮安王李神通听说后，派人将郑善果护送回长安。

可以看出来窦建德的宽容也是分人的，像他认为品质不好的就不会使用，以免污染自己的所立的忠义人设。窦建德说，郑善果是名臣之后，是因为郑善果的父亲郑诚，在讨伐尉迟迥时，因奋力作战而牺牲，因此郑善果家族成为隋朝的名臣之家。

619年3月郑善果到达长安，李渊对他很优厚，官拜左庶子、检校内史侍郎。

窦建德刚刚把人设立得更稳，那边王世充就拆台子，拔气门芯，咱们看看王世充都干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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