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到广东 过三关（2）

（接上一章）

三、过第一关

可是路平心里明白，人的身子到了广东不算到，真正要成为一个“广东人”，得过三道关。

第一道关，是生活关。

生活关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洗澡。

在嘉峪关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到公共澡堂洗澡。酒钢每个月发洗澡票，洗澡几乎是免费的。路平在酒钢干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家里装热水器。

到了广东他才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公共澡堂这种东西。广东人管洗澡叫“冲凉”，天天都要冲，有的甚至一天冲两三次。

刚到的那几天，路平还没顾上买热水器。路平这个人有个毛病，什么事都想自己动手解决。他在商店买了绝缘的电热管，放在一个大塑料桶里，很快就能把一大桶凉水加热。

路平把水桶吊装在厕所高处，热水经水龙头流下来，水量虽不大，但总算能冲个热水澡了。

用这个“土造热水器”，全家人轮流冲凉。都说水量小，冲得不过瘾。后来买了一台正规的热水器，才算解决了洗澡的问题。

洗澡的问题解决了，睡觉的问题又来了。

在北方生活了几十年，路平习惯了冬天盖纯棉被。纯棉的被子厚实、贴身，盖在身上踏实。到了广东的第一个冬天，路平把从嘉峪关带来的棉被翻出来盖上，开始几天还挺暖和，可过了不到一个月，被子就不对劲了。摸着潮乎乎的，盖在身上越来越不暖和，像盖了一块湿抹布。

路平琢磨了好几天才想明白：纯棉吸潮。广东的空气湿度大，棉絮把空气中的水分都吸进去了，自然就不暖和了。

罗雅楠去市场上买了两床化纤棉的被子回来，果然好了很多。化纤不吸潮，保暖性就好。棉衣也换成了化纤棉的，丝棉的也不行，照样吸潮。

还有一个让路平意想不到的问题是窗户。

在嘉峪关，冬天为了保暖，门窗都是关得严严实实的，而且装的是双层玻璃。到了广东，罗雅楠按照原来的习惯，一到冬天就把门窗关紧。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全家人都不舒服，头晕脑涨的。路平以为是煤气泄漏，检查了半天没发现问题。后来问了邻居才知道，广东的冬天再冷也不能把窗户关严。

必须留一条缝透气，否则空气不流通，人就会不舒服。南方没有北方的干冷，湿冷的空气里夹杂着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通风就憋得慌。

吃的问题更让路平头疼。

主食倒没什么问题，在嘉峪关的时候路平一家人就是以大米饭为主的。甘肃虽然产小麦，但路平在北方生活了那么多年，始终吃不大惯面食。这一点倒是歪打正着了。

问题的关键是副食。

刚到的头一个月，路平全家延续着在北方的饮食习惯——很少喝汤，每顿饭就是炒几个菜，配米饭。罗雅楠不太会做南方的汤，她理解的“汤”就是北方那种紫菜蛋花汤或者西红柿鸡蛋汤，稀稀的，喝起来跟喝水差不多。

不到两个星期，全家人都“上火”了。路瑞嘴里长了好几个泡，吃饭的时候疼得直掉眼泪。路漺脸上冒出一片红疙瘩，女孩子爱美，照了镜子哭了一场。

罗雅楠牙龈肿得老高，半边脸都鼓起来了。路平最惨，大便干结，痔疮发作，坐不得站不得，连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路平以为得了什么传染病，想去医院检查。厂里的同事听说后笑了：

“路教授，你这是上火了，广东叫‘热气’。多喝点凉茶就好了。”

同事给路平拿来几包黑乎乎的中药材，说这是凉茶，煲了喝。路平看着那一堆树根草皮一样的东西，半信半疑地拿回去让罗雅楠煲了。

水开了，满屋子都是一股浓重的中药味。路瑞捏着鼻子不肯喝，被路平硬灌了一碗。

喝了几天凉茶，上火果然好了很多。

同事又告诉他，在广东生活，光喝凉茶不行，最重要的是要经常煲汤喝。

广东人说的“汤”可不是北方那种清汤寡水，而是把各种食材和药材放在瓦罐里，文火慢炖上两三个小时，煲出来的浓汤。这种汤不仅美味，还能调理身体，祛湿降火。

罗雅楠跟着邻居学了几次，总算学会了煲汤。冬瓜薏米排骨汤去湿气，莲藕绿豆汤清火，党参黄芪鸡汤补气。慢慢地，路平一家的饭桌上汤成了主角，炒菜倒成了配角。

除了煲汤，还要多吃蔬菜。在北方的时候，路平家里冬天基本就是白菜土豆萝卜老三样，吃一冬天不换样。

到了广东，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绿叶菜，菜心芥蓝生菜空心菜，路平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罗雅楠一开始不会挑菜，买了老得嚼不动的菜心回来，被邻居笑话了一顿。后来慢慢学会了，知道哪种菜心嫩，哪种芥蓝甜，哪种生菜脆。

三个月后，路平一家的“生活关”基本过去了。

四、过第二关

生活关过了大半，还有语言关。

这是路平最头疼的一关。

路平不是没有语言天赋的人，在嘉峪关的时候，厂里天南海北的人都有，东北话四川话河南话山东话，他听几天就能学个七八成。

可是广州话不一样。广州话有九个声调，北方话只有四个。九个调，光这个数字就把路平吓住了。

刚到广东的时候，同事们跟路平说话都尽量用普通话。可是广东人说普通话，舌头是硬的，卷舌音发不出来，“是不是”说成“系不系”，“吃饭”说成“七饭”，“知道”说成“鸡道”，不知道说“母鸡”。路平竖着耳朵听，听了半天也听不明白。

有一天，厂里开生产会，主管区发佳在会上发言。区发佳是本地人，四十来岁，干活是把好手，就是普通话太“普通”了。

他说到某个零件的时候，反复说了好几遍，路平都没听懂。区发佳急了，站起来比划，手舞足蹈了半天，路平总算猜出来了。

会后，区发佳拍着路平的肩膀说：“路工，你赶快学广州话啦，不然我们两个没法沟通啦。”

路平苦笑。

他开始学广州话。先从数字学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念成“丫一三塞五老七一巴高”。路瑞在旁边听了，咯咯直笑：“爸，你说得像鬼子进村。”

路平不理她，继续练。

学了数字学称呼，“我”叫“饿”，“你”叫“内”，“他”叫“佢”。“我们”叫“饿地”，“你们”叫“泥地”，“他们”叫“佢地”。路平念来念去，总觉得嘴里含了个热茄子，怎么都不对劲。

最要命的是广州话里有一些北方话没有的字。比如“没有”，广州话说“mou”，写出来是把“有”字里面的两横去掉，这个字在规范的汉字里是没有的。

“买东西”的“买”，广州话说“maai”，用的字在规范汉字里也没有。还有“什么”叫“咩嘢”，“这样”叫“泥样”，“看”叫“睇”，“想”叫“谂”。

路平觉得这不是中国话，这是另一种语言。他甚至觉得广州话比英语还难学，英语至少还有二十六个字母，有国际音标，有个规律可循，广州话完全摸不着门道。

彭珍是厂里的女工，三十出头，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她看路平学广州话学得那么辛苦，就主动来帮忙。

“路教授，广州话有九个音，你们普通话只有四个音，所以你用四个音的耳朵去听九个音的话，当然听不懂啦。”彭珍用普通话说，虽然她的普通话也不标准，但至少比一般人好多了。

彭珍一个一个音教路平念。路平跟着念，舌头像打了结。

“高、搞、靠、好、号、豪、孝、效、侯。”彭珍念了九个不同的音。

路平跟着念了一遍，念出来全是平的，九个音变成了一个音。

彭珍忍不住笑了：“路教授，你这个样子，三年也学不会啊。”

路平不服气，天天回家练。吃完饭就对着墙念，念得罗雅楠都烦了：“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听得我头都疼了。”

路平不理会，继续念。

公司的郭显和总经理也对路平很照顾。他不仅在工作上给路平安排得妥妥当当，在生活中也经常关心。有一次路平到国营粮店去买米，习惯性地掏出粮票来。

国营粮店的米要用粮票买，价钱是便宜，可那米又碎又陈，煮出来的饭硬邦邦的，一点香味都没有，不好吃。

郭显和知道了，告诉他：“路教授，你不要去国营粮店买米。你去私营的粮店，不用粮票，价钱虽贵一点，但是米好得多。”

路平将信将疑地去试了一次。私营粮店的米果然不一样，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煮出来的饭满屋飘香。路瑞吃了一碗又添一碗。

从那以后，路平再也没有去国营粮店买过米。

语言关不是一天两天能过的。路平学了整整两年，才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日常对话。学了三年，才能听懂当地人之间的对话。

至于说，那更是慢工出细活。五年之后，路平才真正学会较流利地用广州话跟当地人无障碍地对话。

路平有时候想，学英语也不用这么长时间吧。

可是路瑞不一样。十一岁的孩子，语言习得的能力比成年人强太多了。路瑞到镇上小学插班，两个星期就学会了一些基本的广州话词汇，一个月就能跟同学进行简单的对话，两个月之后，她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广州话了，口音跟本地孩子几乎没有区别。

路平看着女儿操着一口地道的广州话跟邻居聊天，心里既欣慰又酸溜溜的。

罗雅楠则跟路平完全相反。她从一开始就抵触学广州话。她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中国人，说的是普通话，凭什么到了广东就要学广东话？广东也是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不能说普通话？

这种抵触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上街买菜，她用手指着菜问多少钱，摊主说广州话她听不懂，就比划。有时候比划半天也说不清楚，她就干脆不买了。

慢慢地，她发现光靠比划不行。在这个小镇上，你说普通话，很多人听不懂。你说普通话人家听懂了，人家用广州话回你，你又听不懂。这样下去，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

罗雅楠开始不情愿地学广州话。她不急，慢慢来，今天学一个词，明天学一个词。她不像路平那样天天对着墙念，她是在生活中学，买菜的时候学一句，跟邻居聊天的时候学一句，看电视的时候学一句。

这一学，就学了八年。

八年之后，罗雅楠终于能比较流利地用广州话跟人交流了。虽然口音还是很重，但至少沟通无障碍了。

路平常跟人开玩笑说：“我学广州话用了五年，我小女儿用了两个月，我老婆用了八年。你看，这语言关过不过得去，全看你想不想过。”

过了生活关和语言关，还有一道关，比前两道关都更难。

（续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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