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荒漠中的加油站

侯赛因说的那个加油站，在两个小时后出现在地平线上。

不是那种高速公路边上的现代化加油站——没有便利店，没有餐厅，没有明亮的灯光。它就是一个水泥平台，上面立着两台老式加油机，油机的铁皮已经生锈了，显示屏是那种老式的数码管，红色的数字在阳光下几乎看不清。加油机旁边是一间小屋，水泥砌的，屋顶上竖着一根天线，天线顶端挂着一面伊朗国旗，但国旗已经被风撕掉了一半，在风中啪啪地响。

我把摩托车骑进加油站，停在加油机旁边。一个年轻人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脏兮兮的抹布，围裙上全是油渍。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的摩托车，没有说话。他拿起油枪，塞进油箱口，开始加油。

“多少钱？”我用英语问。

他伸出五个手指——五万里亚尔。我把钱递给他，他把油枪挂回去，接过钱，塞进围裙口袋里。然后他转身要走。

“等一下，”我说。

他回头看着我。

“哪里能吃饭？”

他指了指加油站后面的方向。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什么都没有，只有荒漠和远处的山。

“那里？”

他点点头，说了一个波斯语的词。我听不懂，但他的意思大概是“往前走”。

“谢谢。”

他没有回答，转身走进了小屋。

我跨上摩托车，继续向东。从加油站出发后，公路变得更加笔直，两侧的荒漠也变得更加空旷。没有树，没有房子，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只有沙子和石头，和远处地平线上那一条细细的、扭曲的热浪。

我骑了大约十分钟，看到了他指的那个地方。

不是饭馆，是一个棚子。用木头和塑料布搭的，歪歪斜斜地立在一片空地上，像一只被风吹坏的帐篷。棚子下面有几张塑料桌椅，一个简易的灶台，和一个用油桶改成的烤炉。一个***在灶台后面，穿着脏兮兮的白衬衫，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他正在翻动烤架上的肉串，油烟在阳光下是蓝色的，袅袅升起，被风吹散。

我把摩托车停在棚子旁边，走过去。男人抬头看我，笑了。他的牙齿很白，和黝黑的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Salam,”他说。

“Salam,”我回了一句，然后指了指烤架上的肉串，“Kebab?”

“Kebab,”他点点头，竖起大拇指。

我找了一把塑料椅子坐下。椅子是白色的，已经变成了灰色，上面全是灰。我用手擦了擦，坐下去，椅子吱呀一声，但没有散架。

男人端来一盘烤肉串、一盘烤西红柿、一盘馕、一碟生洋葱、一碟新鲜薄荷叶。肉串很香，炭火的焦味和肉汁的甜味混在一起，让人流口水。我撕了一块馕，把肉串从铁签子上撸下来，卷在馕里，塞进嘴里。

好吃。

不是“在这种地方算好吃”的那种好吃，是真的好吃。肉烤得外焦里嫩，孜然和盐的比例刚刚好，馕是热的，软的，和肉汁混在一起，每一口都是满足。

我吃了三根肉串、半个馕、两个烤西红柿、一把生洋葱、一把薄荷叶。吃完后，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活过来的人。

男人走过来，坐在我对面。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也给我倒了一杯。

“你是游客？”他用英语问。发音不太准，但能听懂。

“对。骑摩托车。”

“从哪里来？”

“中国。”

“中国，”他点点头，“我在电视上看过中国。很大的国家。”

“很大。”

“你一个人？”

“一个人。”

“不怕吗？”

“怕。但怕也要骑。”

“为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棕色的，眼角有皱纹，是被太阳晒出来的那种。

“因为路在那里，”我说。

他听不懂这句英语，但他点了点头，好像懂了。

“我叫阿里，”他说，“这个棚子，我的。”

“你在这里多久了？”

“两年。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卖烤肉串。卖给过路的人。”

“战争开始了，还有过路的人吗？”

“少了。但还是有。卡车司机，摩托车，偶尔有小汽车。”

“你不怕吗？”

“怕。但我要赚钱。我有三个孩子，要吃饭。”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照片给我看。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最小的那个骑在他肩上，笑得露出了缺了的门牙。

“你很幸福，”我说。

“很幸福。很累。但很幸福。”

他把手机收回去，喝了一口茶。

“你从西边来？”

“对。”

“你看到战争了吗？”

“看到了。爆炸，火，烟，死人。”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茶杯放在桌子上，手指在杯沿上转圈。

“我弟弟，在阿瓦士。他在炼油厂工作。爆炸那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哥，我还活着’。然后就挂了。后来再打，打不通了。”

“你后来联系上他了吗？”

“没有。两天了。”

他看着远处的地平线，眼神是空的。不是没有感情，是感情太多了，眼睛装不下。

“他会没事的，”我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还活着。活着的人，会想办法活。”

他没有回答。

我吃完了茶，把钱放在桌子上。阿里看了看钱，摇了摇头。

“太多了。”

“不多。肉串好吃。茶也好喝。”

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把钱收起来，站起来，走到烤炉旁边，又烤了三根肉串，用馕包好，装进塑料袋里，递给我。

“路上吃。”

“谢谢。”

“不用谢。你是客人。”

我跨上摩托车，发动引擎。阿里站在棚子下面，手里拿着夹肉的铁夹子，看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林远。”

“林远，”他念了一遍，“如果你到了阿瓦士，看到我弟弟，告诉他，我还在这里。卖烤肉串。”

“他叫什么名字？”

“侯赛因。”

侯赛因。又是侯赛因。伊朗叫侯赛因的人太多了。但我会记住的。

“我会的。”

我拧动油门，继续向东。

从后视镜里看，阿里的棚子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荒漠的热浪中。

公路还在延伸。

太阳已经过了最高点，开始向西倾斜。我的影子从脚下慢慢向东边拉长，像一个巨大的指针，指向设拉子的方向。

下午四点，我到了一个小镇。

镇子不大，但比之前路过的那些村子热闹一些。主街上有几家商店还在开门，几个孩子在巷子里踢足球，一个老人在门口抽烟。我把摩托车停在一家杂货店门口，买了一瓶水、一包饼干。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戴着头巾，头巾是粉色的。

“你是哪里人？”她用英语问。

“中国。”

“中国。我女儿在中国上学。北京。”

“学什么？”

“中文。她说中文很难。写不出来。”

“确实很难。”

“但她喜欢中国。说中国很安全。半夜可以在街上走。”

“确实很安全。”

她笑了。“你是好人。好人喝好茶。”她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杯茶，递给我。茶是热的，很甜。

“谢谢。”

“不用谢。你骑摩托车，要小心。前面有检查站。”

“什么检查站？”

“革命卫队的。他们在查人。找美国人。”

“我不是美国人。”

“我知道。但他们不知道。”

她递给我一块馕，用塑料袋包着。

“拿着。路上吃。”

“谢谢。”

我跨上摩托车，继续骑。

太阳快落山了。天边是橙红色的，和昨天阿瓦士上空的火光颜色一样。但这不是火光，是晚霞。晚霞很美，美得让人想哭。

我想起阿里。想起他的弟弟侯赛因，在阿瓦士，电话打不通。

我想起侯赛因。想起他的儿子礼萨，在德黑兰开出租车，不知道有没有参加搜寻。

我想起戴维。不知道他在哪里，在什么样的房间里，腿还疼不疼。

我想起邢台。想起我妈。想起她说的那句话：“你活着回来。”

我会活着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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