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设拉子路上的检查站

清晨五点半，易卜拉欣敲了我的门。

“林远，起来。茶好了。”

我睁开眼睛，窗帘外面还是黑的。晨光还没有透进来，只有路灯的光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墙上画了一条细细的橘黄色线条。我躺在床上，听了几秒窗外的声音——没有爆炸，没有枪声，只有蟋蟀叫，和远处清真寺宣礼塔上传来的晨礼声。

洗漱完，走出房间。易卜拉欣在院子里等我，石桌上放着一壶茶、两个杯子、一盘馕、一小碟蜂蜜、一小碟奶酪。茶是热的，馕是刚从馕坑买来的，还烫手，蜂蜜是琥珀色的，在晨光中像液态的黄金。

“吃。吃饱了再走。”

我撕了一块馕，抹上奶酪，淋上蜂蜜，咬了一口。馕的麦香、奶酪的咸味、蜂蜜的甜，在嘴里混在一起，层次分明又互相融合。

“好吃。”

“当然好吃。伊朗的早餐，世界第一。”

我笑了。“什么都是世界第一？”

“本来就是。”

易卜拉欣坐在我对面，喝了一口茶。他今天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色衬衫，头发也梳过了，不像昨天那样随意。

“林远，到了设拉子，找到礼萨，告诉他，易卜拉欣还活着。旅馆还在。馕坑还在。茶还在。”

“我会的。”

“如果他问你，我父亲是怎么死的，你告诉他，是病死的。不是打仗打死的。不是炸弹炸死的。是病死的。”

“为什么不告诉他实话？”

易卜拉欣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杯子里的茶。

“因为实话会让老人难过。我父亲病了两年，他来看过。他知道我父亲病了。但他不知道我父亲死的时候，还在念着他的名字。”

“念着谁的名字？”

“礼萨。我父亲的战友。他说，‘礼萨还活着吗？他还画画吗？他画的那幅清真寺，我还挂着。’然后他就走了。”

易卜拉欣站起来，把空杯子放在石桌上。

“走吧。路远。”

我把箱子绑上摩托车，检查了轮胎、链条、油量。油还够，轮胎气压正常，链条刚紧过，不需要再调。卫星电话塞在箱子最底层，和日记本放在一起。侯赛因的军装也在箱子里，用塑料袋包着，叠得整整齐齐。

易卜拉欣站在旅馆门口，手里拿着那杯没喝完的茶。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我拧动油门，驶出了小镇。从后视镜里看，易卜拉欣还站在那里，白色的衬衫在晨光中很显眼。他举起手，挥了挥。我也挥了挥手。

然后转头，看着前方的路。

向东。

从小镇到设拉子，地图上说是一百八十公里。但地图是战争前的地图，现在路况变了。有些路被炸了，有些路被封了，有些路被民兵占领了。我不能按照地图走，只能按照方向走——东边，太阳升起的方向。

上午八点，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气温迅速上升，从早晨的十八度到了三十度。我把冲锋衣脱了，塞进箱子，只穿一件速干T恤。公路两侧的风景开始变化——荒漠变成了丘陵，丘陵变成了山。山不高，但很陡，石头是灰褐色的，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尘土。

路边出现了一些绿色的植物——不是野草，是庄稼。小麦，大麦，还有向日葵。向日葵开着花，金黄色的，朝着太阳的方向。一片向日葵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停下车，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向日葵很高，比人高，花盘很大，蜜蜂在上面爬来爬去。它们全部朝着同一个方向——东边，太阳的方向。

我想起小时候，我妈带我去邢台乡下的向日葵田。

“妈，为什么它们都朝着太阳？”

“因为它们知道太阳在哪里。”

“人知道吗？”

“人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

“现在呢？你知道太阳在哪里吗？”

“在东边。”她笑了，“太阳永远在东边。”

我继续骑。

上午十点，我看到了一个检查站。

不是民间的那种——不是皮卡、空油桶、蓝色塑料布搭的遮阳棚——而是正式的、军用的。水泥路障横在路面上，路障后面停着两辆军车，军车后面是一顶军用帐篷，帐篷旁边站着四个穿橄榄绿制服的士兵，手里拿着步枪。路障前面的地面上，铺着一条破轮胎做的减速带，迫使车辆减速。

我减速，慢慢靠近。一个士兵走到路障前面，举起手。

“停。”

我熄了火，摘了头盔。

“下来。”

我下了车，站在摩托车旁边。士兵走过来，看了看我的车牌，看了看我的脸。

“护照。”

我从口袋里掏出护照，递给他。他翻开，一页一页地看。他不是在看签证，他是在看那些出入境章。他的手指在巴基斯坦的出境章上停了一下，然后在伊朗的入境章上停了一下，然后用指甲扣了扣，确认不是假的。

“你从巴基斯坦进来？”

“对。”

“什么时候？”

“十几天前。”

“为什么还在伊朗？”

“战争爆发了。我走不了。”

“你去哪里？”

“设拉子。”

他合上护照，还给我。然后他走到我的摩托车旁边，开始翻我的箱子。他打开箱子，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帐篷、睡袋、衣服、急救包、馕、饼干、开心果、日记本、卫星电话。他拿起卫星电话，看了看，皱了皱眉。

“这是什么？”

“卫星电话。”

“谁给你的？”

“中国大使馆。”

他看了我一眼，把卫星电话放回箱子。他继续翻，翻到了侯赛因的军装。他把塑料袋打开，拿出那件军装，展开。军装是橄榄绿的，肩章上有军衔标志，但已经褪色了。胸口别着几枚勋章，其中一枚是两伊战争的。

“这是什么？”

“一个老人托我带去设拉子的。他叫侯赛因。这是他两伊战争时的军装。他要我交给他的战友。”

“他为什么不自己送？”

“他老了。走不动了。”

士兵看着那件军装，沉默了几秒。他用手指摸了摸那枚勋章，然后小心地叠好，放回塑料袋，塞回箱子。

“你认识侯赛因？”

“不认识。我在他家里住了一晚。他请我吃饭，让我睡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给我看了他妻子的照片。他妻子去世了。无花果树是她种的。”

士兵看着我，眼神里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

“你是个好人。”

“我只是个骑摩托车的。”

“好人。好人才能骑车骑这么远。”

他把箱子关好，站起来。然后他走到路障旁边，对另一个士兵说了几句波斯语。那个士兵点了点头，搬开了路障。

“你可以走了。”

“谢谢。”

“不用谢。到了设拉子，替侯赛因找到他的战友。”

“我会的。”

我跨上摩托车，发动引擎。那个士兵还站在路障旁边，看着我。

“林远，”他用英语念出了我的名字，念得不太准，但很认真，“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我拧动油门，穿过了检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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