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出城

凌晨四点半，闹钟响的时候，天还是黑的。

我躺在床上，听着闹钟的电子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回荡，没有马上起来。窗帘没拉，窗外还是深蓝色的，没有一丝光。远处的天际线上，有一道细细的橙色——不是日出，是火光。设拉子的东边，还有东西在燃烧。

我关了闹钟，坐起来。床垫吱呀一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很响。我穿好衣服——骑行裤、速干T恤、冲锋衣、骑行靴。把睡袋卷起来塞进箱子，帐篷地钉拔出来装进袋子，急救包、馕、饼干、水壶，一样一样塞进去。卫星电话在箱子最底层，和日记本放在一起。侯赛因的军装也在，塑料袋包着，叠得整整齐齐。

走出房间，走廊里很安静。应急灯还亮着，绿光幽幽的，照在灰色的地毯上。电梯没开，我走楼梯。楼梯间很暗，我用手机屏幕的光照着，一步一步往下走。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响，像有很多人在走，其实只有我一个。

大厅里亮着一盏灯，前台在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我没有叫他，把钥匙放在柜台上，推门出去。

街道上很冷。清晨的气温大约十度，风吹过来，带着干燥的土味和一点点烧焦的气味。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照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把梧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没有车，没有人，只有一只猫蹲在垃圾桶旁边，看到我，跳下来，跑了。

莎拉站在旅馆门口。她背着一个军绿色的登山包，鼓鼓囊囊的，看起来不轻。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冲锋衣，帽子没戴，棕色短发在晨风中微微飘动。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馕和两瓶水。

“早，”她说。

“你等了多久？”

“二十分钟。睡不着。”

“上车。”

我把箱子绑好，跨上摩托车，发动引擎。引擎的声音在清晨的街道上很响，像一只醒来的野兽。莎拉把背包放在后座上，用绳子固定好，然后坐上来。她的双手抓住后座的行李架，身体微微后仰，和我保持距离。

“抱紧，”我说。

“什么？”

“抱紧我。路不好走。你会掉下去。”

她犹豫了一秒。然后她的双手松开了行李架，环住了我的腰。她的手臂很细，但抱得很紧，隔着冲锋衣能感觉到她的体温。

“这样？”

“这样。”

我拧动油门，摩托车驶出了街道。

出城的路是宽的，四车道，柏油路面。但路面上有弹坑，一个接一个，像有人用巨大的勺子从地上挖走了几块。我绕开弹坑，减速，加速，再减速。莎拉的身体在我身后晃动，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头发被风吹起来，打在头盔上，啪啪地响。

“林远！”她在风中喊。

“什么？”

“你是故意走这条路的吗？”

“哪条？”

“有弹坑的这条！”

“不是故意！是只有这条路！”

她笑了。笑声被风吹散，但我听到了。

天开始亮了。东边的天际从深蓝色变成了浅蓝色，从浅蓝色变成了浅灰色，从浅灰色变成了浅金色。太阳还没出来，但它的光已经提前到达，把云层的边缘染成了橘红色。公路两侧的建筑越来越稀疏，从楼房变成平房，从平房变成土坯房，从土坯房变成农田。田里种着小麦，绿油油的，在晨光中像一块块绿色的地毯。

“林远！”她又喊。

“什么？”

“你饿吗？”

“不饿！”

“我饿！我还没吃早饭！”

“馕在你袋子里！”

“我够不到！”

“停车吃？”

“不停！边骑边吃！”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从塑料袋里掏出一块馕，掰成两半，一半递给我。我单手握着车把，另一只手接过馕，咬了一口。馕是凉的，有点硬，但嚼起来很香。她也在吃，我听到她咀嚼的声音，就在我耳边。

“好吃吗？”她问。

“好吃。”

“比茶馆的凉茶好吃。”

“都好吃。”

“你什么都好吃。”

“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

她笑了。

上午七点，太阳完全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洒在田野上，把一切照得很亮。公路两侧开始出现村庄，低矮的土坯房，清真寺的宣礼塔，偶尔有一棵大槐树，树冠很大，遮住了一片空地。炊烟从屋顶升起来，笔直地伸向天空。

“林远，前面有检查站。”莎拉的声音突然变了，不再是轻松的，是紧张的。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前方大约五百米，路面上有几个水泥墩子，横在路中间，只留下一条窄窄的通道。通道旁边停着两辆皮卡，车斗里坐着人，手里拿着枪。不是革命卫队，是民兵——穿便装的，有老人有年轻人，枪也是各种各样的。

“看到了，”我说。

“我的波斯语有口音。他们能听出来。”

“你别说波斯语。我说。”

“你只会说‘Salam’和‘谢谢’。”

“够了。”

我减速，慢慢靠近。心跳加速了，但呼吸还算平稳。莎拉的双手抱得更紧了，我能感觉到她的手指在发抖。

一个穿军绿色夹克的男人从皮卡旁边走出来，走到路障前面，举起手。他大约五十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他手里拿着一把猎枪，双管的那种，枪口朝下。

“停。”他用波斯语说。

我停了。熄了火，摘了头盔。莎拉没有摘头盔，她低着头，让头盔遮住脸。

“从哪里来？”他用波斯语问。我听不懂，但我猜到了。

“设拉子，”我用英语说。

他皱了皱眉，换成了磕磕绊绊的英语。“你去哪里？”

“东边。克尔曼。”

“她是谁？”他用枪指了指莎拉。

“我妻子。伊朗人。”我撒了谎。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快的回答。

他看了看莎拉。莎拉抬起头，用波斯语说了一句——“Salam。”就一句，一个词。但她的口音，在那一瞬间，暴露了。不是伊朗人的口音，不是任何地方的口音，就是外国人的口音。那个词说得太标准了，标准到不像一个伊朗人说的。

男人盯着莎拉看了几秒。然后他看了看我，看了看摩托车上的中国牌照。

“中国人？”

“对。”

“她不是伊朗人。”

“她是。她从小在美国长大。波斯语说得不好。”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猎枪靠在路障上，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看，又揣回去。然后他走到皮卡旁边，和另一个人说了几句波斯语。那个人也看了看我们，点了点头。

男人走回来。

“走吧。不要停。不要在晚上骑。不要在路上和人说话。”

“谢谢。”

“中国人，朋友。”他指了指我的车牌，“美国人，敌人。”他看了看莎拉。

莎拉没有抬头。她的手在我腰间又收紧了一些。

男人搬开路障。我拧动油门，穿过了检查站。从后视镜里看，他还站在那里，猎枪靠在路障上，两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我们的背影。

骑出大约一公里，莎拉松开了手。不是完全松开，是松开了一些。她的头靠在我肩上，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

“你刚才说我是你妻子，”她说。

“我撒了谎。”

“你撒谎的时候很自然。”

“在路上学的。三年，四万公里，学会了很多。”

“还学会了什么？”

“学会了怎么在荒漠里找水。怎么在野狗面前点火。怎么在检查站说谎。”

“有用的技能。”

“都是有用的。”

公路继续向东。太阳越升越高，气温也在上升。我把冲锋衣的拉链拉下来一点，让风吹进领口。莎拉在我身后，安静了下来。她没有说话，没有动，只有她的双手还环着我的腰，不紧不松，像一根安全带。

我在想那个检查站的男人。他说，中国人是朋友，美国人是敌人。他看着莎拉的时候，眼神里有怀疑，但没有敌意。他放我们走了，不是因为信了我说的话，是因为不想为难一个中国人。

或者，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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