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克尔曼路上的沙尘

下午三点，风变了方向。

不是慢慢转的，是突然变的。原本从西边吹来的风，一下子转向了东南，像有人在天空中掰了一个开关。风势也变了，从干燥的热风变成了夹着沙粒的硬风，打在头盔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像有人在远处放鞭炮。

“林远！”莎拉在我身后喊。

“什么？”

“沙尘暴！”

我抬头看天。东边的天空不再是蓝色的，是黄色的——不是晚霞的那种黄，是沙子的那种黄，浑浊的、厚重的、像有人在天上倒了一桶土。那片黄色正在向我们移动，速度很快，像一堵墙，从东边推过来。

“看到了！”

“停车！找地方躲！”

公路两侧什么都没有。没有建筑，没有树，没有山洞。只有荒漠，碎石，和低矮的骆驼刺。沙尘暴的速度比我快，我没有时间找地方了。

“抱紧！闭眼！”

我加速。不是往东，是往西——往沙尘暴来的反方向跑。但沙尘暴太快了，几秒钟后，黄色的墙就吞没了我们。

世界在一瞬间变成了黄色。

不是那种透明的、还能看到东西的黄色，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张嘴就吃沙的黄色。我把头盔的镜片拉下来，但沙子从镜片的缝隙钻进来，打在眼睛上，刺得睁不开。我眯着眼睛，盯着前方不到两米的路面，靠着路肩的白线保持方向。

莎拉把头埋在我的背上，双手死死地环着我的腰。她的身体在发抖，不是冷，是怕。我也怕。但在沙尘暴中，怕没用。只能骑，不能停。停了就会被沙埋住，或者被后面的车撞上。

没有车。没有人。只有风和沙。

我骑了大约二十分钟。可能更久，也可能更短。在沙尘暴中，时间失去了意义。每秒钟都像一个小时，每个小时都像一秒钟。我不知道自己骑了多远，不知道方向对不对，不知道前面是路还是深渊。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东西。

不是建筑，是车。一辆大卡车，停在路边，双闪灯在黄色的沙尘中一明一暗，像一只在黑暗中眨眼的巨兽。卡车的车身很高，车斗是篷布盖着的，篷布在风中啪啪作响。

我把摩托车停在卡车后面，熄了火。卡车的车身挡住了大部分风沙，虽然还是有沙粒从侧面吹过来，但至少不像之前那样直接打在脸上。

莎拉从后座下来，腿有点软，扶着我的肩膀才站稳。她摘下头盔，脸上全是沙，睫毛上挂着黄色的颗粒。她用袖口擦了擦脸，但越擦越脏，脸上留下了一道道泥痕。

“你还好吗？”我问。

“还好。你呢？”

“还好。”

我走到卡车驾驶室旁边，敲了敲门。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探出头来。他大约四十岁，留着浓密的胡子，戴着棒球帽。他用波斯语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但我指了指他的车，又指了指沙尘暴，做了一个“躲”的手势。

他看懂了。他推开车门，示意我们上车。

驾驶室不大，但能坐下三个人。司机叫礼萨——又一个礼萨——他是从设拉子往克尔曼送货的，车上装的是药品。抗生素、消炎药、止痛药，都是从德黑兰的仓库运来的。

“医院等这些药，”他用英语说，“战争开始了，药不够。”

“你一个人开？”我问。

“一个人。老婆孩子在设拉子。她们等战争结束。”

莎拉坐在靠窗的位置，用纸巾擦脸上的沙。礼萨从座位后面拿出一瓶水，递给她。

“洗洗。沙对皮肤不好。”

“谢谢。”

“你是美国人？”礼萨看着她。

莎拉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她点了点头。

礼萨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美国人也怕沙尘暴？”

“美国没有这么大的沙尘暴。”

“伊朗有。伊朗什么都有。沙尘暴，地震，战争。”他看了一眼窗外的黄色天空，“还有好人。”

莎拉看着他，没有说话。

“你是拍纪录片的？”礼萨问。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你背着相机。你说话的时候，像在记录什么。”

“我拍石油。”

“拍到了战争。”

“拍到了。”

礼萨从驾驶室的抽屉里拿出一袋椰枣，递给我们。“吃。甜的对身体好。”

我拿了几颗，莎拉也拿了几颗。椰枣很甜，甜得发腻，但嚼起来很香。莎拉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咬，好像在品尝每一口的味道。

“礼萨，”我说，“前面还有检查站吗？”

“有。过了克尔曼，往扎黑丹的路上，有很多。他们在找那个美国人。”

“找到了吗？”

“不知道。有人说找到了，有人说没找到。有人说被革命卫队带走了，有人说被民兵打死了。”他剥了一颗椰枣，放进嘴里，“没人知道真相。但检查站还在。因为命令还在。”

“谁的命令？”

“不知道。也许是上头的命令。也许是没有命令。但大家都在做。做着做着，就成了命令。”

莎拉看着窗外。沙尘暴还在继续，黄色的沙打在车窗上，像有人在不停地泼水。远处的天空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整个世界缩小到了这个驾驶室。

“礼萨，”莎拉说，“你恨美国人吗？”

礼萨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不恨。我恨战争。战争让我赚不到钱。让我不能回家。让我害怕。”

“你怕什么？”

“怕我的女儿在设拉子被炸死。”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一个女孩，大约七八岁，扎着两条辫子，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笑得很开心。“她叫法蒂玛。上二年级。”

“她很可爱，”莎拉说。

“她是我活着的理由。”

礼萨把手机收回去，发动引擎。沙尘暴还没停，但比刚才小了一些。黄色的天空变成了浅黄色，能看到太阳的轮廓，像一颗白色的蛋黄，挂在天上。

“你们要去克尔曼？”他问。

“对，”我说。

“我送你们。坐我的车。摩托车放在车斗里。”

“谢谢。”

我们把摩托车推上卡车的车斗，用绳子固定好。车斗里全是纸箱，上面印着波斯文和英文，写着药品的名字和有效期。有些纸箱已经破损了，能看到里面的药盒。

莎拉爬上车斗，帮我把绳子系紧。她的动作很熟练，打结的方式和我一样——在路上学会的，一拉就紧，一扯就开。

“你学过打结？”我问。

“拍纪录片学的。在船上。在渔船上。”

“你在渔船上拍什么？”

“拍渔民。拍他们怎么打鱼，怎么生活，怎么死去。”

“怎么死去？”

“有些渔民死在海上。风暴，事故，病。”她看了我一眼，“活着的人，继续打鱼。”

绳子系好了。我们回到驾驶室，礼萨挂挡，卡车缓缓驶上公路。

沙尘暴还没停，但已经小多了。能见度从两三米恢复到了几十米，能看到路两侧的荒漠和远处的山。山是模糊的，像被橡皮擦擦过的铅笔画。

莎拉坐在我和礼萨中间，肩膀靠着我的手臂。她没有说话，眼睛看着前方，看着黄色的天空和灰色的公路。

“林远，”她突然说。

“什么？”

“你为什么要骑摩托车？”

“因为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摩托车刚好。”

“谁说的？”

“我说的。刚才。”

她笑了。“你是个怪人。”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但你是对的。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摩托车刚好。”

礼萨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也笑了。

“你们像夫妻，”他说。

莎拉没有否认。我也没有。

卡车在沙尘中继续向东。礼萨开得不快，时速六十，但很稳。驾驶室里很安静，只有引擎的轰鸣声和风沙打在车窗上的沙沙声。

我闭上眼睛，靠着座椅。莎拉也闭上了眼睛，头歪过来，靠在我的肩上。她的头发有沙子的味道，干燥的，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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