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方的召唤

人生是趟不可逆行的旅行。始点是娘胎，终点是坟墓。中间这段就是人生。不同的人，因不同的情况，而在不同的站点下了车。除了开始与结尾之外，所有的站点都在红尘里，在风雨中穿行，在四季中搏击，在苦闷中找寻。然后，无奈地合上人生的书本，封面是光溜溜、啼哭而来的幼体，而封底就是用岩石雕刻而成的石碑。

命运将我扔到了那个叫鲁家咀的鬼地方，穷山恶水的。父母一口气生养了五个儿子，在泥巴里刨食吃，收成多少要看老天的脸，收入微薄，连起码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日子困苦难熬苦、索然无味。逢年过节，家里总是愁眉苦脸的，贫穷窘迫的光景，让争吵也成了生活的一种调料。

十七岁之前，基本上以鲁家咀为轴心，在方圆不超过十里的范围内活动，谈不上穿越。就我而言，穿越的起点是在十七岁那年，那年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一个叫我终身难忘的拐点。

那年夏天，我乘坐平时里拉货的卡车到县城参加高考，砂石路将我颠得翻江倒海，吐得一塌糊涂，结果以区区五分之差，葬送了我本美好的前程。我从那千军万马、拥挤不堪的独木桥上摔了下来，摔得很惨。高考分数公布后的两个月内，我成了一只被烦闷和苦恼层层包裹的蚕蛹，为躲避别人讥讽、嘲笑的目光，我躺在那几根木棍担起的，睡在上面吱吱作响的床上，躲在四处开裂的土房子内，依然感觉异常的窒息，面子、自尊、前途……每一个问题都像长满刺的荆条，抽得我皮开肉绽、痛得苦不堪言。我只得自己忍着、扛着，这和别人无关，更和父母无关，谁让我自己没考好呢？苦果子，只能自己吞下去。找不出任何的替自己开脱的理由，即使有也是胡诌或自欺欺人。

倘若有地缝，我真想钻下去，省得丢人现眼。找不到地缝，那就只好躲在家里，让家成为一个密闭的屏障，挡住那些似毒箭一般的眼光。作为农家子弟，这是唯一不二，改变命运的路径。当下这条路径也没行通，真不知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没有电，没有什么娱乐，除了赌博和听收音机之外，就只能根据日头，或劳作，或睡觉。到了晚上，四周漆黑一片。唉，我的前途呢？难道就如这漆黑的晚上吗？

望着草房的屋梁，我发呆，傻傻地想，自己就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不知飘向何处？邻居们七嘴八舌的，让父母心如针扎，阴沉的脸，放物的重响，还有饭桌上的唉声叹气，让我焦燥不安。

二伯，从田里汗流夹背地回来，赤着脚，手里端着饭碗，钻进了我家那低矮的草屋，劝我：“保平，你最好复读一年，学费不够，从我家里拿！”，看到他大腿上布满了蚯蚓状的突起的青筋，还有他花白的头发和已驼成弓形的腰，我的眼眶湿润了，第一次当着家人的面流了泪。我用衣袖边擦泪，边摇头。我态度很坚决，不复读，坚决不复读！我想出去，离开这穷山恶水，闯一闯，无论闯成怎样的结果，我都不在乎。

那天下午，太阳快下山了，我担起水桶到村前的河里挑水，意外碰到了民兵营长老俊，“营长，您开会去了？”“嗯！”手拿茶杯的他点点头，河里通向村里的路，窄得只能容一人走，营长走在前面，我担着水紧随其后，“营长，我想去当兵！今年招兵吗？”听到这话，他转过头来，认真地问我：“你不复读了？想当兵？”“我想去！呆在家里不是事！”“眼下，西南边正在打仗呢，你不怕？”“怕啥？有什么可怕的？”他扬起了声调，高声说：“有种！好样的！”，我想等他后面的话，可他啥也没说，同我摆摆手就离开了。

老俊，并不老。他才三十出点头，长着一张国字脸，脸上总刮得溜光，一根汗毛也难留下，墩实的身体，走起路来带着风似的，平时里不善苟笑，有点严肃。他在东海舰队服役四年，退伍后在乡突击队当了两年队长。所谓青年突击队，就是组织一班人在山岩上打孔放炮，炸下的石头，用于铺设乡里的道路。工作虽然危险，但他用军人的作风与严格的管理，保证了工作安全。论辈份，我应该喊老俊为四叔。老俊待我不错，认为我是个守规矩、有上进心的年轻人，不像村里的二吊蛋和二流子，整天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叫人嗤之以鼻、讨厌得很。所以，他对我还颇有好感，碰面时总喜欢拉拉呱，聊上几句。

躲在家里的那段时间，真是一种说不出的煎熬，自己跟自己较劲，自己跟饭赌气，把今后的光景看得是乌云遮日，感到绝望。

一九八0年的十月有点特别，虽是深秋季节，午晌时仍如蒸笼一般，门前的狗儿不停地吐出舌头，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甚至还有几只知了躲藏在树枝上叫得声嘶力竭，将最后的生命之歌奉献给秋天。田里的晚稻，已是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笑弯了腰，随着秋风掀起一道道金色的波浪。姥山脚下，那块近二亩的三角形稻田，长势喜人，父亲和我手持月牙形的镰刀，沿着田埂边弯腰收割，收割了二圈，一粒粒豆大的汗珠便从额头滚了下来，流过眼眶时，比较难受，只好不停地用衣袖擦试，腰酸背疼的，哪里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反倒埋汰稻子的健硕带来的苦累。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的父亲先是跟在我后面，见我累了，只顾站立起来喘气，父亲给我递上一杯茶水，然后，从我跟前默默地超了过去，赤裸着上身的父亲，露出古铜色的肌肉，像一头老牛，躬身前行，在他走过的身后留下一排排放倒的稻子。此时，我方明白，他那已有点驼的腰，是被生活压弯的，背负着五个儿子的生活，他怎么不累？眼看着太阳西沉，父亲加快了步子，不时转过身，用浑浊的眼睛望着我，我清楚，那是让我加把劲，不然今天的稻子收割不完，会影响下面的油菜播种。

父亲在家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听人说，他以前身子骨并不好。务农不是他的强项，成年后，他跟着村里的一班人来到了马鞍山，在那里成为了一名采矿工人。后来，和母亲成家后，接二连三地有了孩子，那微薄的工资养活不了家人，二伯看不下去，七借八凑的攒够了盘缠，乘火车到了马鞍山，劝说父亲回来。起先父亲不同意，说好不容易跑出来了，有了份工作，眼下又要回去捏泥巴。二伯说：到哪不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当下家里的孩子饿着肚子，你这当大的（无为的方言，称父亲为大）总不能不管吧！你那点工资抵不了事，回家种田好歹有口饭吃。父亲见二伯说的也在理，晚上找人写了辞职报告，交到上面，然后带着行李和二伯一同回到了鲁家咀。

后来为这事，他肠子都悔青了，因为和他同去留在矿山上的人，一个个都端上了铁饭碗，分了房，到月拿工资，有的还把老婆接了去，转了户口，变成了城里人。而父亲还端着泥饭碗，风里来雨里去的，过的还是穷日子，比不上人家。他越想越恼，干完累活回到家时，总是唉声叹气，稍有不顺心，便摔盘掷碗，搞得家里鸡犬不宁。母亲知道他的心思，总是忍着，将苦水倒进自个的肚子里，为了帮衬着父亲操持农活，母亲学会了犁田耘田、栽秧割稻，成了村里响当当种田好手。除此之外，还学会了纺纱织布。母亲说，这都是生活逼的，不学不行。

每当雨天在家休息时，父亲除了一袋一袋地抽旱烟外，还时常从他带回的破皮箱里，翻出一个小红本本——那是父亲上班时用的工作证。尽管父亲不识字，但他还是从红色的封皮看起，一直看到最后一页。工作证上有父亲的免冠照片，还有一个通红的圆形公章。父亲总用如树皮一样的手，轻轻抚摸那张发黄的照片和依旧鲜红的公章。他盯着那张工作证，猛吸着呛人的旱烟，让自己躲进那浓浓的烟雾里。他在想什么，我没问过，只有他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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