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定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
哈尔滨的十二月,天亮得晚。方芳凌晨五点就醒了——或者说,她根本就没睡。从父亲去世到现在,四十多个小时里,她合眼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四个小时。她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她已经不睡主卧了,那间卧室里还留着陈旭东的味道,她受不了。
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葬礼的流程:殡仪馆的车八点到,告别仪式九点开始,十点火化,十一点半出骨灰,十二点之前送到墓园。这些时间节点她背得滚瓜烂熟,像一个严格的手术方案。她是医生,她习惯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包括死亡。
她坐起来,发现茶几上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杯子下面压着一张便签纸,上面是女儿的字迹:“妈,今天天冷,多穿点。”
方芳握着那杯牛奶,温度透过杯壁传到手心。她看着那行字,鼻子一酸,但没有哭。这两天她哭得太多,眼泪已经干了,眼眶涩得像被砂纸打磨过。她把牛奶喝了,把便签纸折好,放进口袋里。
陈安从房间里出来,已经穿好了黑色的衣服。那是方芳昨天翻遍衣柜才找到的一件黑色卫衣,洗得发白,领口有些松了。方芳自己也没有黑色外套,最后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羊绒衫——五年前林薇送的生日礼物,藏青色,在光线暗的地方看起来和黑色差不多。
“妈,你穿这个会不会冷?”陈安皱眉。
“不冷,走吧。”
她们出门的时候,陈旭东已经在楼下了。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站在雪地里,手里捧着一束白色的菊花。大衣是结婚时买的,十七年了,袖口磨毛了,扣子换过两颗,但版型还在。方芳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从他身边走了过去。陈安看了父亲一眼,想说什么,但看到母亲已经走了,只好跟上。
三个人一前两后地走在雪地里,像三个陌生人,去参加一个共同的葬礼。
殡仪馆在城东,开车四十分钟。方芳坐在副驾驶,陈安在后座,陈旭东开车。车上没人说话,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和暖风机的嗡嗡声。方芳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中央大街、尚志大街、经纬街——每一条街上都有一段记忆。她和陈旭东在这条街上吃过烧烤,在那条街上吵过架,在另一条街上牵着手走过秋天的落叶。现在这些记忆都像是上辈子的事,遥远得像是别人的故事。
手机震了。林薇的微信:“芳芳,今天的年会你来不了了吧?节哀。改天我去看你。”
方芳回了两个字:“谢谢。”她本想说自己下午过去,但没说。父亲今天火化,她下午怎么可能去参加一个学术年会?可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她想去。不是因为那个年会多重要,而是因为她想离开,离开这个充满了死亡和悲伤的城市,哪怕只是半天,哪怕只是去听几场讲座,哪怕只是坐在酒店的宴会厅里喝一杯免费的咖啡。
她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觉得自己太冷血了。父亲刚死,她居然想跑去参加年会?
殡仪馆的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方芳下车时,看到门口站着十几个人,都是亲戚和父亲生前的工友。母亲站在最前面,穿着一件黑色棉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她被人搀扶着,身体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悲伤。
方芳走过去,扶住母亲的手臂。母亲的手冰凉,方芳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想用自己的温度去暖她。
“妈,冷吗?”
母亲摇了摇头,没说话。她的眼睛红肿得厉害,眼袋耷拉下来,像两个装满了眼泪的口袋。
告别仪式在一个中等大小的厅里举行。父亲的遗像摆在正中间,是他在锅炉厂工作证上的照片,大概五十岁的样子,头发还是黑的,脸上有肉,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方芳盯着那张照片,试图把照片上的脸和躺在病床上那张蜡黄、瘦削的脸重叠在一起,但怎么都叠不上。一个还活着,一个已经死了。
遗体告别时,方芳站在家属的位置上,看着亲戚朋友一个一个地走到父亲面前,鞠躬,献花,然后走到她面前,握着她的手说“节哀”“保重”。她说了很多遍“谢谢”,每一遍都很真诚,但每一遍都像在念台词。她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飘到了天花板上,俯视着下面这场闹剧。她是一个演员,在一场名为“葬礼”的戏剧里,扮演一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女儿。
她哭了。不是因为她想哭,而是因为所有人都看着她,都在等她的眼泪。她选择了适度的哭——眼泪流下来,但不嚎啕;擦掉眼泪,但不擦太干净。
陈安站在她旁边,没有哭。她低着头,手里攥着一朵白色的小花,花瓣被攥得皱巴巴的。方芳伸手揽住她的肩膀,感觉到女儿的肩膀硬得像一块石头,肌肉在微微颤抖。
告别仪式结束,遗体被推去火化。方芳没有跟过去。她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通往火化间的门关上,听着里面传来机器的轰鸣声。那个声音很大,大到整个走廊都在震动。她扶着墙,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推开窗户。
冷风灌进来。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里想着父亲的骨灰。一百多斤的人,烧完之后只剩下几斤,装在骨灰盒里,放在墓园的一个小格子里。从此以后,父亲就以这种形式存在着——一堆灰,一块石碑,一张照片。
她突然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话——他想海葬。他说这辈子活得太憋屈了,死了以后想自由自在的,飘到哪里算哪里。但母亲不同意,说海葬了连个扫墓的地方都没有。方芳夹在中间,最后听了母亲的。她把父亲关进了那个小格子里,违背了他的遗愿。
这件事她会内疚一辈子。
陈旭东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她身后,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他没有说话,像一根柱子。方芳感觉到了他的存在,但没有回头。
“方芳,”他开口了,声音很低,“爸生前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没告诉你。”
方芳没有转身,但竖起了耳朵。
“他最后一次住院时,拉着我的手说,‘东子,芳芳跟着你受苦了,你得对她好。’”陈旭东的声音开始发抖,“我说,‘爸,您放心。’他说,‘你嘴上说没用,你得做到。她从小就要强,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自己扛,这样的人最吃亏。你要多看看她,她不说疼的时候,可能最疼。’”
方芳的眼泪掉了下来。她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她不知道父亲说了这些话,不知道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她。他怕她受苦,怕她一个人扛着所有的苦。
而她却连他最后一个愿望都没有满足。
“陈旭东,”方芳的声音很轻,“我爸走了,这个家也没什么可撑的了。”
陈旭东的呼吸停了一秒。“你什么意思?”
方芳转过身,看着他。她的脸上全是泪,但眼神很平静——那种平静是做出决定之后的平静,陈旭东见过,在那些终于决定放弃治疗的家属脸上。
“等安琪期末考试结束,我们去办手续。”
陈旭东的脸白了。白到嘴唇都没有了血色。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方芳已经转身走了。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一下一下的,像倒计时。
他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他想追,但腿动不了。他知道追上去也没有用。
他掏出手机,翻到肖艳的微信,打了一行字:“以后除了工作,我们不要再联系了。那五千块钱我下个月还你。”发完之后,他删掉了肖艳的微信。不是拉黑,是删除。
方芳走到骨灰领取处,母亲的骨灰盒已经准备好了。深褐色的木盒子,上面刻着“方国栋同志千古”。方芳接过骨灰盒,觉得它很轻,轻得不像装着一个一百多斤的人的骨灰。她双手捧着,像捧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爸,回家了。”她说。
母亲在旁边哭出了声。陈安从方芳手里接过骨灰盒,抱在怀里,抱得很紧。
去墓园的路上,方芳坐在后座,抱着骨灰盒。陈安靠在她肩上。陈旭东在前面开车,一句话也不说。
墓碑是黑色的大理石,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生卒年月,还有一行字——“为人正直,一生清白”。骨灰盒被放进了墓碑后面的小格子里,工作人员用水泥封死石板。方芳看着那个石板一点一点被封死,有一种冲动想冲上去掀开它,抱着骨灰盒跑到海边去。
但她没有动。
她弯下腰,把白色菊花放在墓碑前,伸出手摸了摸墓碑上父亲的名字。
“爸,你好好休息。我走了。”
她转过身,走了。这一次她没有回头。
走下山的时候,手机震了。林薇的微信:“芳芳,年会下午有个圆桌论坛,讨论‘公立医院医生职业发展困境与突破’,我觉得你应该来听听。”
方芳站在山脚下,身后是父亲的墓碑,眼前是灰蒙蒙的城市。她看着那条微信,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会儿。
她回了一个字:“好。”
陈安在旁边看着她,眼神里有惊讶和不解。她想问什么,但看到母亲脸上有一种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愤怒,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决绝。
“安琪,你跟爸爸回家,妈妈去办点事。”方芳说完,转身走向停车场。
陈旭东追了上来:“方芳,今天这种日子你要去哪?”
方芳没有停,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她摇下车窗,看了他一眼。
“去一个能让我忘了今天是个什么日子的地方。”
车子驶出墓园,碾过雪地,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陈旭东站在雪地里,看着那两道车辙延伸到路的尽头。他转过身,看见陈安站在他身后,怀里抱着那束从墓碑前拿回来的白色菊花,花瓣蔫了,散落在雪地上。
“爸,”陈安说,“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陈旭东蹲下来,想摸女儿的脸,但陈安退了一步。他看着女儿那双和方芳一模一样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种让他心碎的冷静。
“不会的。妈妈不会不要我们。”
万达嘉华酒店三楼宴会厅里,灯光璀璨,人声鼎沸。方芳走进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穿越过来的。这里的一切都和外面不同——暖黄色的灯光,锃亮的地板,穿着西装和套裙的男男女女,手里端着香槟杯,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
林薇在门口等她,一看到她就把她拉进了洗手间。“天哪,你看看你这副样子。”林薇从包里掏出一盒粉饼,一支口红,“我给你化个妆。”
方芳站在镜子前,看着那张脸。苍白、浮肿、憔悴,像一朵快要枯萎的花。
“薇姐,我想离开医大一院。”
林薇的手停了一下。“你想好了?”
“想好了。我不想在那里待了。我待了二十年,什么都没有。钱没有,职称没有,尊重没有,连自己的家都快没有了。我再待下去,这个人就彻底废了。”
林薇放下粉饼,看着方芳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光——那是求生的光,是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拼命往上游时眼睛里迸发出的光。
“芳芳,我跟你说的事,就是关于这个的。”
方芳看着她。
“南方一家三甲医院,正在建一个新的神经疾病中心。我跟他们的副院长很熟,他让我帮忙推荐合适的人选。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方芳的心跳了一下。
“哈医大硕士,二十年神内临床经验,脑血管病方向,腰穿做了几千例,急诊抢救一把好手。你知道现在南方那些医院最缺什么吗?缺你这样能独当一面的人。”
方芳的呼吸加快了。
“而且,”林薇压低声音,“那边给的待遇,是你现在工资的三倍。还有安家费,分房子,解决子女入学。”
方芳靠在洗手台上,觉得腿有点软。三倍工资。分房子。解决子女入学。这些词她只在新闻里见过。
“薇姐,你说的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林薇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这是那边副院长的名片,姓周,叫周明远。下周末他去北京开会,路过哈尔滨,说要见见你。你去不去?”
方芳接过名片。她的手在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激动。她已经有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那种看到了希望的感觉。
“我去。”
圆桌论坛已经开始。方芳找了个角落坐下,掏出笔记本。台上一位南方某三甲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正在讲公立医院医生职业发展的瓶颈与突破路径。方芳一边听一边记,笔尖沙沙地响。
“方医生?”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
方芳转过头,看见一个穿着深灰色西装的***在她旁边,四十岁左右,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
“我是周明远。林薇跟我提过你。”
方芳站起来,握住他伸过来的手。那只手很温暖,力度恰到好处。
周明远在她旁边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我们医院在建设一个新的神经疾病中心,需要一个脑血管病方向的责任主治医师。你的简历我看了,林薇发给我的,我觉得你很合适。”
方芳看了一眼那张纸,上面写着她自己的名字、年龄、学历、工作经历。她不知道林薇什么时候做的这份简历,但做得比她自己的版本还要好。
“周院长,我今年申报副高,因为一些原因,可能要推迟了。”方芳不想隐瞒。
“38床的事?”周明远问。
方芳的心跳漏了一拍。
“林薇跟我说了。我的判断是,你的处理没有原则性错误。这件事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评估。”
方芳的鼻子一酸,眼眶红了。
“方医生,我来之前跟我们院长通过电话,他说如果你愿意来,副高的职称我们可以帮你解决。你在那边重新申报,不受这边任何影响。”
方芳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用手背擦了,但擦不干净。
“周院长,不用考虑了。我去。”
周明远笑了。“好。下周我让人事联系你。你先别跟你们医院提离职,等这边合同签了再说。”
方芳点了点头。
周明远站起来,跟她握了握手:“方医生,欢迎加入。”
他走了。方芳坐在椅子上,手里还握着那张擦过眼泪的纸巾。她看着那张纸巾上黑一块白一块的睫毛膏,突然笑了。这是她父亲去世后,她第一次笑。不是因为开心,而是因为荒诞——她在父亲的葬礼当天,在一个学术年会上,接受了一份南方三甲医院的工作。
她站起来,走出宴会厅。电梯门关上的一刻,她从反光里看到了自己。林薇化的妆已经被眼泪弄花了,眼线晕开,睫毛膏结块。但她的眼神不一样了——没有绝望,没有彷徨,没有无助。那眼神里有希望。
电梯到了一楼。她穿过大堂,推开酒店大门。冷风扑面而来,她打了个寒颤,但没有缩脖子。她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雪停了。
她走向停车场,拉开车门。后视镜上挂着父亲求的平安符,她伸手摸了摸。
手机震了。陈安的微信:“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你了。”
方芳回了一条语音:“安琪,妈妈马上回来。妈妈有话跟你说。”
车子在雪地里行驶,碾过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方芳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的路。路面上的雪被车灯照得白晃晃的,刺得她眼睛发酸,但她没有眨眼。
前方的路还很长,长到看不到尽头。但她不再害怕了。因为她知道,路的尽头一定有光。就算没有,她也会自己点一盏灯。
【第八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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