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嫂

又是一个周五。

十一月的天黑得早，才傍晚六点多，暮色就像一块脏兮兮的灰布，从山顶一点一点往下压。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些用不到的书放在出租屋里，再把书包放到小背篓里。照例背上她的小背篓往家的方向走。回家的路很快。说是快，其实是太熟了，闭着眼睛都知道哪里有个坎，哪里要拐弯，哪棵柏树底下有块石头可以歇脚。

路两边的野草枯了大半，剩下的也耷拉着脑袋，灰扑扑的。

苏小棠走得很急，她总觉得天黑之前的这段路格外阴森，山风吹过树林，发出呜呜的响声，像什么人在哭。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她拐上通往村子的那条土马路。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

苏小棠沿着马路牙子快步走着。

就在这时，她听到了一个声音。先是骂声，男人的，粗粝、模糊，像含着石子在说话。

然后是女人的尖叫，尖锐地刺破暮色，又戛然而止，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掐断了。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混杂着什么东西击打在肉体上的闷响——苏小棠太熟悉这种声音了，比任何声音都熟悉，熟悉到她听到的瞬间，就会全身止不住地瑟瑟发抖。

她看见了他们。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矮壮，穿着一件蓝色棉质直扣的翻领衣服，正追着一个女人从马路上面的岔道上跑出来。

女人比他矮半个头，瘦削，头发散着，被男人一把薅住，拽着胳膊甩到马路上。

她踉跄了两步，没站稳，整个人扑倒在马路上。

男人追上去，先是接连几脚踢在女人的腰侧，女人蜷缩起来，他又蹲下去，巴掌一下一下抡在她脸上、头上，声音在空旷的暮色里传得很远。

苏小棠站住了。她站在马路这边，离那两个人不到二米。她能看清女人身上那件暗红色的棉袄，能看清男人脖子上的青筋和狰狞的表情，能看清女人摔倒时一只鞋甩出去老远，孤零零地躺在马路中间的无助。

苏小棠认识他们。那个男人，苏小棠叫他三哥。

他家在村子里的更深处，从这条马路走过去，还要走五六分钟。苏小棠喊他老婆三嫂，喊过很多次，在田埂上碰见的时候，在井边打水的时候，在赶场的路上。

那个嫂子总是笑着应一声，然后低下头，很快地走过去。

苏小棠记得她的眼睛，很大，但总是躲闪的，像一只随时准备逃跑的兔子。

三哥不知道从哪里捡了一根竹竿，长长的，顶端还带着几片枯叶。他握着竹竿朝女人抡过去，竹竿带着风声砸在女人背上、腿上、胳膊上，发出一声接一声沉闷的响。

女人抱着头在地上翻滚，没有喊叫，也没有求饶，只是发出一种压抑的、像动物一样的呜咽。

她翻滚的时候，棉袄掀起来一截，露出腰间一片青紫的皮肤，旧的伤痕叠着新的，像一块被反复揉搓的破布。

苏小棠的手在发抖。她的手紧紧的攥着背篓的背带捏在胸前，全身微微颤抖着。

她想喊，喊“别打了”，但她的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

她甚至不敢往前走，也不敢往回走，她就那样僵在原地，像一个被钉在路边的木桩。

马路上不是只有她一个人。

马路对面的院子里，一个女人端着一盆水走出来，看了一眼，转身回去了。

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两个男人蹲着抽烟，烟雾从他们的头顶飘起来，他们的目光越过烟雾，看了看马路上的动静，又收回去了，继续抽烟，继续聊着今天的猪价和明天的天气。

一辆摩托车从马路上驶过来，远远地减了速，从路边绕过去，油门一轰，走了。

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没有一个人开口。苏小棠知道为什么。她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九年，从出生到现在，她见过的暴力比见过的彩虹多得多。

刚进村的李婶，被丈夫用扁担打断了三根肋骨，在家躺了两个月，没有人去看她，也没有人去问她丈夫一句。

陈家两兄弟，因为一条三十公分宽的田埂，扛着锄头打得头破血流，老大头上缝了七针，老二的耳朵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最后两家人坐在院子里吵了一下午，谁也没赢，谁也不肯让。

还有前年腊月，隔壁组的张木匠喝醉了酒，提着菜刀追着老婆满山跑，老婆跑到派出所去报案，派出所的人说这是家务事，劝了两句就让她回去了。

苏小棠以为她已经习惯了，已经麻木了。可此刻她站在暮色里，看着三嫂被自己的丈夫按在地上打，她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她胸腔里碎裂了，像冬天的冰块突然炸开一道道裂纹。

三哥拖着女人的头发，把她从马路中间拖回了马路边。

女人的手指在马路的碎石上划过，发出细微的刺啦声。

她被拖行的那一段路面上，留下了几道淡淡的痕迹，不知道是手指划出来的，还是别的什么。

苏小棠看见女人的脸了。那张脸上有血，从鼻子里流出来的，糊了半张脸，还有嘴角也破了，肿起来，嘴唇外翻着，露出里面被血染红的牙齿。她的眼睛半睁着，瞳孔涣散，像一个已经不怎么清醒的人。

三哥还在边骂边打，骂她懒，骂她不会生儿子，骂她偷了他藏在柜子里的二十块钱，骂她是个扫把星，嫁过来克死了他爹。他一边骂一边把女人往家的方向拖，女人像一袋被拖行的粮食，在粗粝的路面上起起伏伏。

苏小棠不知道那个嫂子被打了多久了。她只记得，三哥拖着她走了很远，走到那条岔路的尽头，拐了个弯，消失在一片竹林后面。

暮色终于彻底落下来了。苏小棠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家的。她进了院子，妈妈正在灶房里烧火做饭，柴火的光映在章喜梅微微颤抖的手上，一明一暗。

章喜梅说：“回来了？”赶紧洗个手，饭快好了。

苏小棠应了一声，放下背篓，去水缸边舀水洗手。

水很凉，凉得刺骨，她把手伸进去，看着水面上自己的倒影，那张脸是白的，嘴唇是白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晃，她说不清那是什么。她没有跟章喜梅提起刚才看到的事。

章喜梅叹了一口长长的气，然后继续烧她的火。不是章喜梅心硬，是章喜梅见过太多了。她嫁到这个村子十几年了，这十几年里，她亲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女人在这片土地上被打、被骂、被折磨，像地里的庄稼一样，一茬一茬地倒下去。

有些倒下去就再也没站起来，有些站起来又倒下去，反反复复，直到老了，打不动了，也骂不动了，才算熬到了头。

苏小棠吃完饭，洗了碗，帮着妈妈喂了猪，又把鸡赶进笼子里。

章喜梅坐在堂屋里剥玉米，金黄的玉米粒一颗一颗掉进簸箕里，发出清脆的声响。苏小棠坐在章喜梅的旁边，也拿起一根玉米棒子，但她剥得很慢，心思不在这里。

她在想那个嫂子。她在想那些血，那些伤痕，那双涣散的眼睛。

她在想，那个嫂子嫁过来的时候，是不是也穿着红嫁衣，是不是也有人在她耳边说过“白头偕老”之类的吉祥话。

她在想，那个嫂子刚嫁过来的时候，是不是也笑过，在某个晴朗的午后，在田埂上，在井边，在赶场的路上，像所有年轻的媳妇一样，腼腆地、矜持地、小心翼翼地笑过。

苏小棠不知道答案。她只知道，那个嫂子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过了。至少在她的记忆里，那个嫂子从来都是低着头的，匆匆地走过去，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夜里，苏小棠躺在自己的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土墙不隔音，她能听到隔壁爸爸的鼾声，能听到外面传来的猫头鹰的叫声，能听到风吹过屋顶瓦片发出的呜呜声。她闭上眼睛，眼前就是那具被拖行的身体，那些血，那些伤痕，那双涣散的眼睛。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后半夜，她突然被一阵尖锐的哭声惊醒了。

那不是一个人在哭，是很多人在哭，女人的哭声，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像一片潮水从远处涌过来。

哭声里还夹杂着喊叫，模糊的、撕心裂肺的喊叫，在寂静的后半夜里传得格外远，格外瘆人。

苏小棠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她的心跳得很快，快得她几乎能听到血液在耳朵里冲撞的声音。

苏建平也醒了，在隔壁窸窸窣窣地穿衣服。

一阵关门声之后，急切的脚步声也渐渐消失了。

苏小棠赤着脚跑到堂屋门口，把门开了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带着冬日浓重的寒意。

哭声是从村子深处传来的。苏小棠知道那是什么方向。她站在门口，冷风把她的裤子吹得贴在腿上，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着那一片哭声在夜色中翻滚、弥漫、扩散。

她听到有人在喊“姐姐”，有人在喊“妹子”，有人在用一种她经常听到的腔调哭诉着什么，像唱歌，又不像唱歌，每一个音节都被泪水泡得肿胀变形。

她听到章喜梅起床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起一地的落叶，但苏小棠还是听见了。

接着是脚步声，拖沓的、犹豫的，在堂屋的泥地上蹭了两下，停住了。

苏小棠侧过头，看见章喜梅倚在门框上。

她没有走过来。就那么倚着，一只手垂在身侧，另一只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攥住了门框的边沿，指节泛白。

泪水从她的眼眶里涌出来，没有声音，没有哽咽，就那么安静地、不可遏制地淌着。

一滴，又一滴，从下巴尖上坠下去，砸在地上。

苏小棠听不到泪水落地的声音，但她知道它们落下了，落在这间被黑夜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堂屋里，落在章喜梅自己的影子里，落在她心里某个再也无法愈合的伤口上。

每一滴都像滚烫的油。

苏小棠看着章喜梅，自己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一下一下地疼，像有什么东西攥住了它，拧着，绞着。

她想说点什么，嘴张了张，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

苏小棠知道，这段时间苏建平的脾气确实好了很多，不再像从前那样动辄摔碗砸盆，也不再喝醉了酒就打人。

他甚至开始主动帮章喜梅提水、劈柴，偶尔还会帮着一起煮饭，村里人都说苏建平变了，知道疼老婆了。

但章喜梅不信。苏小棠也不敢相信。

因为她们都见过太多次了——那些男人，总是在打完之后变得格外温柔，像一条咬过人的狗，摇着尾巴凑过来，舔你的手，蹭你的腿，让你以为它真的改了。

可下一次，它还是会咬人。而且咬得更狠。这种宁静能保持多久？一个月？一年？还是直到她老了、丑了、打不动了？没有人知道。

章喜梅不知道，苏小棠不知道，就连苏建平自己恐怕也不知道。

章喜梅就那么倚在门框上，无声地流着泪。她在哭那个死了的嫂子，哭她被打断的骨头、被撕开的嘴角、被拖行在马路上时散落一地的尊严。

她也在哭自己，哭自己身上那些褪尽的淤青，哭自己不知道哪一天也会像那个嫂子一样，然后被人忘记。

她哭别人，也哭自己。她哭所有的女人。

苏小棠忽然觉得，章喜梅的眼泪不是从她一个人的眼睛里流出来的。那是这村子里一代又一代女人的眼泪，攒了几十年、几百年，攒到此刻，一起从章喜梅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它们砸在地上，每一滴都像一颗烧红的钉子，钉进这片土地里，钉进苏小棠的心里。

而这片土地，什么都消化得了。

“妈妈，谁死了？”苏小棠问。她知道答案。她只是需要一个回答。

章喜梅没有回答。

第二天，天刚亮，苏小棠就起来了。

她没有去割猪草，而是跟着人群往村子深处走。

路上已经有很多人了，三三两两的，走着走着就汇成了一条细细的人流。没有人说话，或者有人在说，但声音压得很低，像一阵嗡嗡的蜂鸣，听不清在说什么。

苏小棠走到三哥家院坝的时候，那个土坯房前的院坝里已经站了很多人。院坝是泥地的，被踩得坑坑洼洼，昨天夜里下了点小雨，地上湿漉漉的，泛着暗沉的光。

三哥家的堂屋门大敞着，黑洞洞的，像一个张开的嘴。门口拉了一条白布，不知道是谁拉的，歪歪扭扭地系在两边的门框上。苏小棠站在院坝边上，踮起脚尖往里面看，但堂屋里太暗了，什么都看不见。

她只能看到门里点着几盏油灯，火苗微微跳动，把门框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个歪歪斜斜的“囚”字。

“小棠，你怎么来了？回去！”苏建平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她身后，一把抓住她的胳膊，用力地把她往后拽。

“你一个小姑娘看什么看？回去！”苏建平的声音很低，但很急，她的脸上带着一种苏小棠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害怕，而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都可能断掉。

苏小棠没有说话。她挣开了苏建平的手。

苏建平愣了一下，没有再抓她。他站在原地，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苏小棠没有走。她和那些大人一样，站在泥地上，站在湿漉漉的晨风里。她看到人群里有很多熟悉的面孔，隔壁的刘婶，河对岸的王叔，村口的张爷爷，还有那些她叫不上名字的、模糊的、灰扑扑的面孔。

他们站在那里，沉默地、耐心地、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一群被什么东西吸引过来的乌鸦。

苏小棠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一个结果，也许只是来看热闹的，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站在那里，因为别人都站在那里。

三哥站在院坝的另一边，被几个男人围着打听发生什么事。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头发用发胶梳得油亮整齐，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镇定。

他的声音不大，但苏小棠站在不远的地方，勉强能听到一些。“……她自己想不开，半夜起来喝的，我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等我醒了，人已经不行了……我要知道，我肯定要拦的嘛，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婆娘，没了以后我还得花钱去找一个，更何况孩子还这么小，那不是给自己找事吗？……”三哥的声音很平稳，平稳得不像是刚死了老婆的人。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上，偶尔抬起来看一眼旁边的人，然后又很快地移开。

他的手指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积了很长一截，他没有弹掉，就那样让烟灰挂在烟头上，一颤一颤的。

苏小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她说不来。围了一上午的人群开始散了。

像潮水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人们三五成群地往回走，开始说话了，声音也大了起来。

苏小棠听到有人说：“三哥这回怕是要吃官司了。”有人说：“吃什么官司，两口子打架，打死也是家务事。”有人说：“你懂个屁，人都打死了还家务事？”有人说：“那也得有人告才行，他老婆娘家没人，谁给他告？”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昨天傍晚，三哥拖着那个嫂子往回走的时候，那个嫂子从苏小棠面前经过。就在那一瞬间，苏小棠看到了那个嫂子的眼睛。那双眼睛是睁开的，但不是看向前方的，而是看向天空的，看向那片灰蒙蒙的、正在一寸一寸暗下去的天空。

那双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愤怒，没有哀求，什么都没有。

像两颗被掏空了内里的珠子，透明的，空洞的，映着天光。

苏小棠那时不知道那个嫂子在看什么。现在她知道了。那个嫂子在看她最后的天。那天下午，那个嫂子的娘家来人了。

来了七八个人，有男有女，老的少的都有。领头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又像是愤怒，又像是无奈，又像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堪。

他是那个嫂子的堂哥。苏小棠又跟着人群去了三哥家。她看到那个嫂子的娘家人站在院坝里，和三哥家的人对峙着。

双方都站在各自的地方，隔着十来步的距离，像两群对峙的狼。

有人在吵，有人在劝，有人在哭，有人在抽烟，有人什么也不做，就站在那里，看着别人吵。

“人是你打死的！”娘家人那边有人喊了一句。“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死了？她自己喝药死的！”三哥回了一句。“喝药？她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喝药？”“那谁知道？她自己想不开，怪哪个？”吵来吵去，吵到最后，听到娘家人有人提出了验尸、有人在说丧葬费，说赔偿金，说“总不能让她娘家出钱埋人”。那个嫂子的堂哥站在人群中间，被两边的人夹着，脸色越来越难看。有人给他递了一根烟，他接了，没有点，把烟捏在手指间，捏断了，碎烟丝从指缝间簌簌地落下来。

苏小棠听到有人小声说了一句：“这个嫂子没有亲舅子，堂哥堂弟的，哪个肯出这个钱嘛。”这话说得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的人听见。没有人反驳，也没有人附和。沉默就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上。

法医来验尸的时候，章喜梅不让苏小棠去，但苏小棠还是偷偷去了。她和那些大人一样，站在三哥家的门口。

堂屋的门大敞着，里面的光线很暗，她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轮廓。

法医蹲在地上，背对着门口，手在动。苏小棠看不到法医具体在做什么，但她能看到法医的手起起落落，能看到那双手上沾着的红色在昏暗的光线里闪着湿润的光。

她听到有人在小声地、一句一句地传着里面的情况。先剖开肚子……里面没有敌敌畏……”“又剖喉咙……敌敌畏咔在喉咙里……”“那到底是喝药死的还是打死的？”“谁知道呢？法医说了算。”“法医说啥就是啥呗。”

苏小棠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自己在看一场戏。

一场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戏，这件事很快就会被盖过去，像用一张旧报纸盖住一堆呕吐物，看不见了，不等于不存在，但它确实就看不见了。

她的脚像生了根一样钉在泥地上。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堂屋里面那片昏暗的空间，盯着那具她看不清但能感觉到存在的尸体。她的耳朵在嗡嗡作响，那些窃窃私语像水一样从她身边流过去，她听到了，但她一个字也不想记住。

她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老人们说过一句话。那时候她还不太懂，但她一直记得。说：“女人啊，就像地里的草，长在哪块地里，就得认那块地的命。”

苏小棠当时不懂。她以为她们说的是草。现在她懂了。三嫂死了。

死在自家的堂屋里，死在自己丈夫的手里，死在这个充满暴力的村子里，没有人为她鸣冤，没有人为她奔走，甚至没有人为她流下足够多的眼泪。

她的娘家来了一些人，那些人吵了一架，抽了几根烟，又走了。

她的堂哥堂弟们，没有谁有能力出钱替她讨个公道。

一个接一个地走出那个院子，走出那条土路，走出村口。

他们没有带走那两个孩子。不是不想，是带不了。

法医来了，法医走了。

警察来了，警察也走了。

一切都在按照某种既定的、无声的、不可更改的秩序运转着，像一台巨大的、锈蚀的机器，碾过一个人，发出一声闷响，然后继续运转。

苏小棠站在那扇门口，看着那些大人们进进出出，看着他们的嘴巴一张一合，看着他们的脸上变换着各种表情——同情、冷漠、愤怒、麻木、好奇、厌倦。

她忽然觉得自己像在看一群蚂蚁。

一群黑色的、忙碌的、渺小的蚂蚁，在一具比自己大无数倍的尸体上爬来爬去，啃噬着，搬运着，忙碌着。

而那个嫂子，那个她喊过无数次嫂子的女人，也像一只蚂蚁，一只被随意踩死的蚂蚁，被踩死了，就踩死了，激不起一点浪花，留不下一点痕迹。

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

初冬的太阳，薄薄的，白白的，照在身上没有什么温度。

阳光从三哥家屋顶上斜射下来，把院坝里的人和物的影子都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排排歪歪扭扭的黑色墓碑。

三嫂的两个孩子被邻居婶子拉着，大的那个不停地问：“我妈怎么不动了？我妈妈怎么不理我？”

小的那个什么都不懂，趴在婶子肩膀上睡着了，口水淌了一襟。

他们站了很久。

三哥站在院子里，目光扫过墙角那堆杂物，最后落在一张积满灰尘的草席上。

他走过去，抽出草席，旁边的零碎东西骨碌碌滚了下来。

边上有人看见，赶紧上前帮着捡起那些杂物放回原位。

三哥拿着草席往堂屋走，身后几个男人像是明白了他的意思，默默跟上来。

有人伸手解开了系在门上的白布，有人跟着三哥进了屋，把草席在地上铺好，又在上面铺了条破旧不堪的被子。

随后，他们把缝合好的三嫂从那张旧门板上抬过来，放在草席上，仔仔细细地卷了起来。

几个男人用绳子从上到下捆了一圈，确认不会松开了，才缓缓松手。

三哥转身，从门后摸出一把铁锹，扛在肩上就往外走。

村里的几个男人也各自拎起镐头和铲子，跟在他身后。

没人说话，只有铁锹偶尔磕在石头上，叮叮当当，在晨光里格外刺耳。

他选了自己家那块三角形的土里最边上的一个角。

那是整块地里最差的位置，靠着沟渠，土质松软，长不出什么好庄稼。

选完地方，他一锹插下去。铁锹很钝，插进土里发出闷闷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被撕裂了。

坑是几个男人轮流挖的。没人吭声，只有铁锹起落的声响和越来越粗重的喘息。

泥土被一锹一锹地甩上来，堆在坑边，湿润的土腥气弥漫开来。

坑挖好了，很深，比平常的坟深得多。不知道是谁的意思，也许是谁也不想让这件事被看得太清楚——埋得深一点，烂得快一点，忘得也快一点。

草席被抬过来了。三嫂就在那张席子里。

没有棺材，没有寿衣，连脸都没有擦一下。席子外面露出的那截头发上还沾着什么东西，看不太清，也再没有人去看清了。

几个人把草席放下去，席子触底的瞬间，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像是有什么东西碎了。

大一点的孩子忽然挣开了婶子的手，像一只受了惊的小兽一样扑过去。

她太小了，还不懂死亡是什么意思，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那卷草席里裹着的是她的妈妈，而她的妈妈就要被埋进土里了。

他扑到坑边，两只小手死死抓住坑沿的泥土，指甲陷进土里，声嘶力竭地喊：“妈妈，妈妈，妈妈！”

小一点的那个被这哭声惊醒，愣了一瞬，然后咧开嘴，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嚎哭。两个孩子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尖，一个比一个亮，像两把刀子，一下一下地剜在在场每个人的心上。

来帮忙的几个男人背过脸去，肩膀在抖。围观的妇人们早已泣不成声，有人捂住了嘴，怕自己哭出声来。

连村里那个从不掉眼泪的老光棍，也红了眼眶，别过头去用力地擤了一把鼻涕。

三哥站在坑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看着自己的孩子趴在坑沿上哭，手里攥着铁锹，指节发白，但他始终没有去抱他们，没有说一句话。

一锹土落了下去。泥土砸在草席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噗”，大孩子的哭声猛地拔高了一个调，尖锐得像要把天撕裂。

又一锹，再一锹，泥土越来越多，草席越来越模糊，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凄厉。

有人走过去把两个孩子拉走了。

大的那个被抱起来的时候还在拼命挣扎，两只脚在空中乱蹬，沾了一脚的泥。

她伸着手朝那个越来越浅的坑拼命够，那只小小的手在空中抓了又抓，什么也没抓到。

泥土终于把草席完全盖住了。坑填平了，上面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土坡，新鲜的泥土在暮色里泛着暗沉的光。

三哥把铁锹往地上一插，转身走了，自始至终没有回头。

两个孩子被邻居婶子带回了家，大的那个已经不哭了，眼睛里空空的，一句话也不说，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一样。

小的那个哭累了，又睡着了，脸上还挂着干了的泪痕，小嘴一瘪一瘪的，在梦里还在抽噎。

三嫂就这样被掩埋了。被泥土掩埋，被时间掩埋，被遗忘掩埋。

就好像她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就好像她活了二十多年，生了两个孩子，最后不过是在一块长不好庄稼的地角里，烂成了一捧土。连个记号都没有，连个念想都没留下，甚至连她的孩子，都不会再记得她。

从那天开始，一个想法在苏小棠的心里生根，发芽。

她要离开这个村子，离开这个到处都是暴力的、冷漠的、麻木的村子，离开这个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具尸体的村子，离开这个能把一具尸体变成一句闲话的村子。她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但她知道，她一定要走。

苏小棠回到家，章喜梅正在院子里晒萝卜干。竹匾上铺满了切成条的萝卜，白花花的，在薄薄的阳光下泛着潮湿的光。

章喜梅看见她，没有说话，只是看了她一眼，然后继续低头翻萝卜。

苏小棠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坐在床上。她开始想那具尸体。想那个小土坡。她控制不住自己。

她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那些画面：法医的手，白大褂上的暗红色，那些装在透明袋子里的、粉红色的、粘腻的东西，堂屋里昏暗的光线，门口歪歪扭扭拉着的那条白布，还有那个嫂子的脸。

她不知道那个嫂子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但她忍不住去想。她在想，那个嫂子在最后一刻，是不是也睁着眼睛，像昨天傍晚那样，看着天空，看着那片什么也没有的天空。

她在想，那个嫂子在最后一刻，有没有喊过什么，有没有喊过一个人的名字，有没有喊过“妈”。

她在想，那个嫂子的最后一口呼吸，是从嘴里呼出来的，还是从喉咙上那个被剖开的伤口里漏出来的。

苏小棠不敢再想了。她抱住自己的膝盖，把脸埋进膝盖里。

那天晚上，苏小棠做了一整夜的噩梦。她梦见那个嫂子站在她床边，穿着那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散着，脸上全是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苏小棠。

苏小棠想喊，喊不出来。她想跑，腿动不了。她就那样躺在床上，看着那个嫂子一步一步地走过来，走到她面前，伸出手，那只手上全是伤，指甲掉了两个，露出下面暗红色的、已经干涸的血肉。

那个嫂子没有碰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她。苏小棠在梦里听到一个声音，很小很小的声音，像风吹过竹林，像水流过石头，像什么很轻很轻的东西碎掉了。

那个声音说：“救救我。”苏小棠猛地醒了。她坐在床上，浑身是汗，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

窗外还是黑的，不知道是几点。隔壁苏建平的鼾声均匀地响着，一切都很安静，安静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苏小棠坐在黑暗里，听着自己的心跳，一声一声，又重又急。她抬起头，看向窗户。

窗外的天还黑着，但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山的另一边，似乎有一点点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光，正在一点一点地亮起来。那是明天的光。

苏小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她只知道，她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她一定要好好读书，考出去，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来。

但她又知道，即使她走得再远，这个村子，这个夜晚，这具尸体，这双眼睛，这个声音，都会跟着她，像影子一样，像噩梦一样，像刻在骨头上的刀痕一样，跟着她，一辈子。窗外的天，正在一点一点地亮起来。苏小棠终于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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