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徽章与七个未接来电

他最后看了一眼记录本。封面上那枚旧徽章——他母亲留下的那枚——没有变化。徽章上的字“春风里调解室·第三任”还是那行刻得很浅的字。金属表面的划痕在台灯下闪着细碎的光，像一层薄薄的霜。

然后他的意识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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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大民站在一间办公室里。

房间不大，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桌面上摆着老式的绿色台灯、搪瓷杯、塑料文件夹。椅子上没有人。窗户上挂着白色百叶帘，帘子拉到底，外面的光透不进来，但百叶帘的缝隙里偶尔有光一闪，像是外面有人走过。灯管是老式的荧光灯，发出嗡嗡的电流声，有一根灯管坏了一半，忽明忽暗地闪。闪的频率不太规律，有时候连闪三四下，有时候亮很久都不灭。

空气中有一股旧纸张发霉的气味，混着粉尘。还有一种很淡的烟味，像是有人在房间里抽过烟，但烟头已经掐灭很久了。顾大民站在门口的位置，他能感觉到脚下是水磨石地面，凉，硬，有一块地方微微凸起，像下面曾经渗过水又干了。

墙上挂着一块白板。白板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红色记号笔、黑色记号笔、蓝色圆珠笔，不同颜色混在一起。他凑近去看——

“第一条……”

后面的字模糊了。他用力看，那些字在动，像被水泡过一样，笔画在慢慢晕开。他往前凑了凑，鼻尖几乎碰到白板表面。粉笔灰的味道呛得他咳了一声。就在他咳嗽的那一瞬间，白板上的字全都不见了，白板变成了一块干干净净的白板，连擦痕都没有。

他醒了。

梦里看到的字在脑子里只留下一片模糊的轮廓，一个都记不住。他拼命回想，白板上写了什么？好像是规则，跟调解室的规则格式很像。第一条……第一条什么？脑子里只有一团灰白色的雾。

房间里的灯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月光从没拉严的窗帘边缝里透进来一条细细的光带，横在办公桌上，恰好照亮记录本的一角。手机屏幕也亮了一下，自动弹出通知：未接来电。联系人显示：妈。

顾大民用拇指按住那行通知。锁屏上有七个未接来电，全是一个小时之内打来的。最近一个是23:58，最远的一个是23:04。他滑动屏幕，点开通话记录。七个来电，号码显示是他的通讯录里的“妈”。但他通讯录里根本没有存过这个联系人。他翻过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只有王主任、物业老赵、几个社区工作人员，没有“妈”。

他把那七条通知一条条划掉，然后锁屏。锁屏之后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准备继续睡。他困得不行，身体像被什么压住一样沉。枕头上有股淡淡的金属味，是哨子留下的。他把哨子从枕头下面摸出来，攥在手里。铜面是凉的。

闭眼。

三秒。

呼吸均匀。

第五秒的时候，空气变了。

不是温度的变化。温度没有降，他胳膊上的汗毛也没有竖起来。但皮肤表面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有什么东西站在房间里。他感觉到了，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是有人把一根冰凉的手指按在他的后颈上，但没有碰他，隔了大概五厘米的距离。他能感觉到那个东西的存在，像是空气里多了一个洞，一个不属于这个房间的凹陷。

顾大民的眼皮在跳。他没有睁开，而是把呼吸压得更慢。他知道自己在装睡，但他也知道对方知道他在装睡。这场博弈从谁先动开始。右手慢慢伸到枕头下面——哨子在那里。

然后他听见了声音。

很轻，很低，像是一个女人在窗前自言自语，念得很平，没有什么语调上的起伏，只是把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发现异常应在五分钟内向调解室电话报告。”

是他写的第十四条。

那个女人正在念他自己写的那行规则。

顾大民的心跳猛地加快了一拍。他强迫自己不要动，手指在枕头下面慢慢摸索，找到哨子的挂绳，用两根手指夹住。

“发现异常应在五分钟内向调解室电话报告。”她又念了一遍。一模一样，但语速更慢了，每个字之间都隔了一拍。像是在咀嚼那些字，把每一个都嚼碎了再吐出来。顾大民的手指攥住哨子。铜面贴着掌心，冰凉，没有热起来。

他慢慢睁开眼，没有转头，只把眼球转到能看到身后的极限位置。

他先看到了垂下来的一截白布。那布上什么都没有，白色的，棉质的，垂感很重。白布下面垂着一只手，手指看着很冷，皮肤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水光，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手并没有碰到他。它悬在他肩膀上方，张开着五指，指尖朝着枕头的方向。手指很长，比正常人的比例要长出一截，尤其是中指和无名指。

“换个说法也行。”那个女人忽然开口，声音和刚才念规则时判若两人，带着一种懒洋洋的、闲聊的味道，“但是得你写。你写了，我照着念就是。”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诚恳，像一个在菜市场挑菜的人随口说“便宜点我就买了”。那种语气让顾大民后背发麻。他整个人翻身坐起来，右手同时把哨子举到嘴边。

他没吹。

因为他看清了那个女人。

她在窗户前面，背对着月光。个子不高，穿一条白色连衣裙，裙摆拖到地板上。月光从她身后打过来，把她的脸埋在阴影里。但那头长发垂在肩上，轻轻晃动着。

空气在她周围流动得不太正常。窗帘没有飘，风不动布，但她的头发在动，像是泡在水里一样漂浮着。每一缕头发都保持着独立的弧度，像水草。

“你写第十四条的时候，”白裙子的女人开口，“我就在这儿了。”

“哪条？”顾大民问。

“没写。”女人说，“你没写我，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她歪了一下头。头发飘动的幅度大了一些，露出脖子上一道深色的线，像被什么勒过。那条痕很深，凹进去的，结了痂的暗红色。痕迹在喉结的位置，横向贯穿整个脖子，宽约一指。

顾大民把哨子放下来。不是他自愿的。是那只手——刚才悬在他肩上的那只手——不知道什么时候伸到了他的右手腕旁边，用两根手指捏住了哨子的挂绳。那两根手指皮肤发白，指甲盖透着青灰色。它的力量大得不正常，顾大民觉得自己的手腕不是被人捏着，而是被一块铁箍着。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松开，像有人在掰。哨子落到桌上，滚了一圈，撞到记录本的封面上停下来。

“你拿了钥匙。”白裙女人说。

“什么钥匙？”

“调解室的钥匙。”她说，“调解员都有钥匙。钥匙在你手里，你就能进调解室，你就能写规则。但是你写下来的规则，我们也能用。”

她说到“我们”的时候，房间里的温度又降了一点。顾大民手臂上的鸡皮疙瘩更密了。他用余光扫了一下门口。办公桌还抵着门，椅子还卡着门把手。窗户也关着，插销扣得紧紧的。房间里没有第二个人的影子。但那个女人说的是“我们”。

“你们是谁？”

“你写了我，我才能告诉你。”

她的话像是在玩一个循环论证。顾大民强迫自己冷静看。规则怪谈的逻辑，总是有漏洞。她在等他写下什么。她说了，他写了她就能照着念。这跟第十四条的情况一模一样——他写规则，规则成了实体，然后这个实体反过来跟他对话、跟他博弈。

“我不写。”顾大民说。

“那你现在就能醒。”白裙女人说，“但明天晚上我还会来。你写不写都一样，你不是第一个调解员。”

她说“第一个调解员”的时候，手抬起来，指向墙上。顾大民顺着她手指看过去。调解室的墙上贴满了旧告示和通知，有的已经泛黄卷边，有的还是新的。其中一张纸——他白天来的时候没注意——上面有人用红色水笔写了一个字：“陆”。只写了一个姓氏，后面的名字被水渍洇掉了，红色的墨水晕开一大片，像血渗进纸里。

“你母亲的调解记录本还在王主任的铁柜里。”白裙女人的声音忽然贴到了耳边。

顾大民猛一转头，那张藏在阴影里的脸距离他不到一个拳头的距离。他终于看见了她的五官。眉毛很淡，几乎看不出来。眼睛是深褐色的，瞳孔很大，几乎看不见眼白。鼻梁不高，嘴唇很薄，唇色发白。左眼角有一颗小痣，位置在眼尾往下一点点。

他认得那张脸。

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照片，他第一天进调解室就看到了，以为是前任调解员留下的合影。照片上有三个人，中间位置那个扎马尾的女人，跟眼前这张脸——除了白裙女人明显更年轻，年轻大概十岁，皮肤更白——五官一模一样。就连左眼角那颗小痣的位置都分毫不差。

白裙女人退回去，站在月光边缘。月光从她身后照过来，她的影子投在地板上，拉得很长。顾大民盯着那个影子看了两秒。那个影子的脖子位置，有一道明显的裂痕，像是影子本身被切断了。

她嘴唇动了动，说出最后一句：“你要是想知道第一个调解员怎么死的，明天。在记录本第九条的位置，写一句‘值班调解员须在凌晨三点进行语音报备’。”

说完，窗帘被一阵不存在的风吹起来，白布片子似的在空中一张一合，遮住了女人的身影。等窗帘落回去，窗前空了。月光还在，照在地板上，那个带裂痕的影子不见了。

顾大民听到自己闹钟响起。

三声，很短，很低。手机屏幕亮起来：02:47。室内没有变化，桌椅、门板、记录本都在原位，哨子倒在文件上面。他伸手把哨子拿起来。铜面的温度滚烫，像刚从火里夹出来的。

他把哨子翻到背面。

那两个字还在——“别听”。但底下多出了两个更小的字，是新刻上去的，笔迹清细，跟他自己写字的力道不一样。他写字用力大，笔画粗，收笔重。这两个字刻得很轻，每一笔都收得很干净。

那两个字是：

白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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