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拍摄

那天上午，一辆银色轿车停在店门口，下来两个人，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拿着话筒。他们站在人行道上，对着店门拍了几个镜头，又拍了一下门口的招工纸板，然后开始往店里走。

我站在门口拦住了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

拿话筒的人出示了一下证件，说是某平台的自媒体，想了解一下劳务中介的运作情况。他说话客气，但镜头一直没关。我侧了一下身，挡住了他的视线，往后退了半步，站在他和柜台之间。

“店里不让拍摄，有什么事你可以在门口说。”

他把话筒往回收了一点，但摄像机没关。正在僵持的时候，钱德利从里屋走出来，他看了一眼门口的情况，没有急着说话，只是走近了，站在我旁边，对那两个人说：“你们要采访，先出示文件，找我们法务约时间。没有预约，这边不允许拍摄。”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

那两人对视了一眼，又补问了一句，见钱德利没有接话的意思，便收了话筒，转身回到车上。车门关上之后，那辆车没有立刻开走，在原地停了一小会儿，像是在等什么，然后才驶出巷口。

等车走远了，我转身看钱德利。他没有往回走，只是站在门口，看着那辆车拐弯的方向。

“早期的我是怎么应对的？那时网络不发达，全看纸媒。”他把目光收回来，“那时候报社的记者来了，也是拿着本子拿着相机。我一般不赶他们走——让他们拍几张店门口的照片，带他们去附近转一圈，晚上请他们吃顿饭，走的时候塞一个信封。里面没多少钱，够报销个车马费。第二天的报纸上，不会出现我们的名字。”

“那如果对方不收呢？”

“不收的很少。”他说，“那时候跑这口的记者，大多知道这条街是怎么运转的。他们不是来‘揭露’的，是来‘做选题’的。你给他一个‘劳务市场节后回暖’的角度，他就能写一篇。封面放几张工人在大巴前面排队的照片，底下配一段天气、排比句，标题还是正面的，谁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他的语气仍然很平，像在讲一件已经很少再被提起的旧事：“但后来不一样了。后来有人专门在网上发帖、发视频，标题怎么写你控制不了。有些不是来采访的，是来找事的。特别是拍门店影响生意的——这种你得换一种方式应对。”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像是在补全一段已经不太需要说明的流程：“其实现在也是和以前差不多一样的手法。有律师事务所盖章，是表示起诉某个个人自媒体。因为他们拦着阻碍做生意了——前期阶段我起诉了一些人，专门在博客、短视频平台发布此类的黑料信息。”

“中期阶段的时候，有人专挑这条街的店拍‘维权曝光’视频，我不请吃饭了，直接找律所出一份律师函寄过去，附一份起诉状副本，说‘你发布的视频内容已经影响我正常经营，我有权要求你删除并赔偿损失’。大部分人在收到函之后，自己就把视频删了。”

钱德利走进店里，站在柜台边沿上，侧着身说：“打官司不是目的，但他以为你可能会打——就够了。那封律师函顶多五百块钱，比你跑断腿去澄清有用得多。”

“如果他不删呢？”

“那就真起诉。”他说，“但这种情况很少。因为能拍视频闹事的人，不会出庭。他算得清账：一场官司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精力成本，比他那条视频的收益高得多。他会换一个软柿子捏，而不是跟一个已经出函的店硬碰。”

我没有马上接话。窗外的阳光已经升高了，把那辆银色轿车消失的方向照得发白。我刚才站在门口拦人的时候，手放的位置刚好挡住了镜头的取景框。但我没想起来当时自己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可能跟平时一样，也可能比平时更平一点。

那天傍晚，钱德利打了一个电话，说话声音不大，只有只言片语飘出里屋的门缝：“……对，已经拍了，可能会发……嗯，你们那边先看一下，如果发出来了，帮我处理一下。”

挂电话之后，他走出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翻他的单子。而巷口那段路，已经空了一整个下午，没有车再停过。只有老榕树的树影在墙面上慢慢偏转，随着光线向西推移，像一扇缓缓合上的侧门。

风从老榕树下吹过，把路面上的纸屑卷到墙根。抽屉里那叠律师函存根叠在一起，还没有被翻开过。

而我从那扇关着的卷帘门内侧的哑光上，看到自己模糊的轮廓——像一帧已经拍完、还没决定要不要保留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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