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3 章 第三间房

五月二十六，早晨。

苏晚起来，走到灶边，忽然站住了。

灶上有昨晚剩下的一碗油。

油凉了，面上结了一层薄的，黄白的。

她闻了一下。

然后转身，出了门，扶着院墙，吐了。

吐得不多，一口两口，酸的。

“怎么了？” 江屿从屋里出来。

“没事。” 苏晚说，“昨晚吃多了。”

“吃多了，吐什么？”

“油凉了，腥。” 苏晚说，“闻着不舒服。”

江屿看了看那碗油。

“这油，是咱自己榨的。”

“自己榨的，也腥。” 苏晚说，“凉了就腥。”

她把碗端起来，倒进猪食桶。

“以后这碗别留。” 她说，“倒了。”

江屿没有说话。

那天她还是下了地。

荚饱了，一捏，硬的。

苏晚在地里走，一行一行看，走到中间，蹲下去，捏了一个荚。

“这个荚，六粒。”

“六粒算好？”

“算好。” 苏晚说，“这一片，多半是五粒六粒。”

“那今年收得不差。”

“不差。” 苏晚说，“再等半个月。”

“半个月？”

“六月十五，开镰。” 苏晚说，“荚黄了，秆黄了，就开镰。”

“怎么知道黄了？”

“看色。” 苏晚说，“荚青的时候，籽是白的；荚黄的时候，籽是褐的。”

她剥开一个荚，把籽倒在手心。

籽是褐的，边上带一点黑。

“这个，快熟了。”

量荚，是她每年都做的。

“量什么？”

“量荚长。” 苏晚说，“荚长，籽多。荚短，籽少。”

她从怀里掏出一根小竹尺。

那是奶奶留下的，竹皮磨得发亮，上头的刻度是用刀刻的，一道一道。

“这尺，多少年了？”

“不知道。” 苏晚说，“我记事起，就在奶奶的针线笸箩里。”

“尺子放针线笸箩里，做什么？”

“量布。” 苏晚说，“奶奶量布，用这根尺。后来她量荚，也用这根。”

“布和荚，能一样？”

“都是长短。” 苏晚说，“长短，一根尺就够。”

她蹲下去，把竹尺横在一个荚上。

“这个，四指半。”

“四指半算长？”

“算长。” 苏晚说，“一般的，四指。”

“那今年长。”

“今年长。” 苏晚说，“今年雨水赶上了。”

她一个一个量，量了二十个，记在心里。

“二十个，平均四指三。”

“四指三，比去年？”

“比去年多半指。” 苏晚说，“多半指，一亩多收十公斤。”

“八亩四分，多八十四公斤。”

“八十四公斤籽。” 苏晚说，“多二十五公斤油。”

她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眼前黑了一下。

黑了一下，很短，就一瞬。

她伸手扶住旁边的秆。

秆软，扶不住。

她晃了一下，膝盖弯了。

“苏晚。”

江屿从后头跑过来，一把扶住她的胳膊。

“没事。”

“什么叫没事？”

“就是黑了一下。”

“黑一下，叫没事？”

苏晚站直，闭了闭眼。

“现在好了。”

“好了也回去。”

“还有两行没量完。”

“不量了。” 江屿说。

“量完这两行，就回去。”

“苏晚。”

她回过头。

江屿没有说话了。

他的脸白。

“你怎么了？”

“我害怕。” 江屿说。

苏晚愣住了。

“你怕什么？”

“怕你倒下去。” 江屿说，“刚才那一下，我看见你晃。”

“晃了一下，没倒。”

“差一点倒。”

“差一点，就是没倒。”

“别说这个话。” 江屿说，“这句话，你上回也说过。”

苏晚没有说话。

“上回你说，差一点下雨，就是没下雨。” 江屿说，“那是天。天差一点，就是没差。人差一点，就是差。”

“人差一点，也是没差。”

“人差一点，就躺下了。”

从地里回来，她又吐了一回。

这一回是在半坡，扶着石头吐的。

江屿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等她吐完，递过来一个水瓢。

“漱漱。”

苏晚漱了口，坐下。

“苏晚。”

“嗯。”

“这不是吃多了。”

苏晚没有抬头。

“我知道。” 她说。

“知道，为什么不说？”

“说了，就要停。”

“停什么？”

“停下地，停开镰，停一百盒。” 苏晚说，“一停，什么都停。”

江屿蹲下来，与她平视。

“那就停。”

“不能停。”

“为什么不能？”

“因为一百盒是定了的。” 苏晚说，“定了的事，不能停。”

“定了的事，也得看人。”

“人是我。” 苏晚说，“我说能走，就能走。”

江屿没有再说。

下午，李婶来了。

李婶是来借簸箕的，进门看见苏晚坐在灶边，脸色白。

“苏晚，你脸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白成这样？”

李婶走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她的眼睛。

“你这个月，来了没有？”

苏晚愣了一下。

“来了。” 她说。

“哪天来的？”

“记不清。”

李婶坐下了。

“苏晚，我跟你说个话。”

“您说。”

“我生了六个。” 李婶说，“六个，我都自己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有了。” 李婶说，“不用郎中，我自己知道。头一个是闻不得油味，第二个是闻不得肉味，第三个是什么都闻不得。”

苏晚没有说话。

“你这个，是闻不得油味。” 李婶说，“跟我头一个一样。”

苏晚的手按在桌上，没有动。

“李婶。”

“嗯。”

“我这两个月，事多。”

“事多，也不能不看。” 李婶说，“事是事，人是人。事黄了还能再来，人黄了不能。”

“我地里有八亩四分。”

李婶打断她。

“地不会跑。” 她说，“地在那儿，明年还在。人不在，地就荒了。”

苏晚没有说话。

“我这话不好听。” 李婶说，“可我说的是实话。我年轻的时候，怀着老二，还下地割麦。割了三天，掉了。”

“掉了？”

“掉了。” 李婶说，“掉了以后，我三年没再有。”

“为什么？”

“伤了。” 李婶说，“伤了身子，三年没再有。三年里，我天天想那个孩子。”

苏晚低着头，看着桌面。

“李婶，您别说了。”

“我不说了。” 李婶说，“我就说一句：去看郎中。看了，心里有数。”

五月二十七，乔先生来了。

乔先生是镇上的中医，六十来岁，一只眼有点花，看东西要凑得很近。

“把手放这儿。”

苏晚把手放在一个小布枕上。

乔先生三个指头搭上去，闭了眼。

搭了有一会儿。

“再换一只。”

换了左手。

乔先生还是没有说话。

李婶在旁边站着，江屿在门口。

“脉滑。” 乔先生说。

“滑是什么意思？”

“滑，是有喜。”

屋里静了一下。

“几个月？”

“两月余。” 乔先生说，“三月里有的。”

三月。

三月里，她在老鸦窝捡石头，垒坎，撒籽，播种。

“三月里，我搬石头。” 苏晚说。

“搬了？”

“搬了。” 苏晚说，“一个月。”

乔先生把手收回来。

“搬石头，没出事，是你底子好。”

“底子好，还能搬？”

“不能搬了。” 乔先生说，“从今天起，重活不能干。挑、抬、扛，都不行。”

“地里的活呢？”

“地里的活，看是什么。” 乔先生说，“蹲着看荚，行；弯腰拔草，少干；挑水抬筐，不行。”

“开镰呢？”

“开镰不行。” 乔先生说，“开镰是弯腰的活，一天弯八个钟头。”

苏晚没有说话。

“你这个人，我看出一点。” 乔先生说。

“看出什么？”

“看出你想说‘我行’。” 乔先生说，“你别行。行与不行，不是嘴说的，是身子说的。身子不认嘴。”

“那我记着。”

“记着，还得做。” 乔先生说，“记着不做，等于不记。”

他开了三张方子。

第一张，是安胎的。

“当归、川芎、白芍、熟地。” 他说，“这四样，是底子。”

“抓几副？”

“七副。七副吃完，再来。”

第二张，是饮食的。

“不吃凉的，不吃硬的，不吃剩的。” 乔先生说，“油要新的，菜要热的，饭要软的。”

“剩的也不能吃？”

“剩的不能吃。” 乔先生说，“剩的里头，有坏东西。”

第三张，是规矩的。

“头三月，最要紧。” 乔先生说，“三月里，不着凉，不累着，不惊吓。三月过了，稳一些。七月以后，又得小心。”

“惊吓？”

“惊吓。” 乔先生说，“一惊，气就乱。气一乱，胎就不稳。”

“那我们村，没什么可惊的。”

“没有就好。” 乔先生说，“可有一样：别去听那些不该听的。谁家打架，谁家死人，别去。”

“为什么？”

“听了，心里存着。” 乔先生说，“存着，夜里做梦。梦多了，气就虚。”

乔先生走了。

李婶送到门口，回来坐下。

“听见了？”

“听见了。”

“那从今天起，你听我的。” 李婶说，“我做给你吃。”

“李婶 ——”

“不用客气。” 李婶说，“我做过六个，我知道怎么弄。”

江屿站在门口，一直没说话。

等李婶走了，他才进来，坐在苏晚对面。

“你不说话。”

“我在想。”

“想什么？”

“想三月。” 江屿说，“三月里，你在老鸦窝搬石头。我在旁边，抬大的。”

“你抬大的，我搬小的。”

“我抬大的。” 江屿说，“我在旁边，看着你搬。”

“你看着我搬，也没拦住。”

“没拦住。” 江屿说，“因为我以为你只是累。”

苏晚看着他。

“江屿。”

“嗯。”

“我不怪你。”

“我怪我自己。”

“怪也没用。” 苏晚说，“三月过去了，人没事。”

“人没事。” 江屿说，“可差一点。”

“差一点，就是没差。” 苏晚说，“种地也是这个理。差一点下雨，就是没下雨。没下雨，荚就瘪。可这回，荚没瘪。”

江屿没有说话。

“你说句话。” 苏晚说。

“我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第三间房。”

第三间房，是去年盖房时留下的。

三间房，一间堂屋，一间卧室。

第三间，空着。

盖的时候，江屿说：“这间留着。”

“留着做什么？”

“留着，以后有用。”

“什么用？”

“以后再说。”

那时候苏晚没有追问。

那间房一直空着。

里头一张旧桌，两把椅子，一个木箱。

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去年花开时拍的，苏晚站在花海里。

门上没有锁，只挂着一块布帘。

“第三间房，怎么了？”

“要用了。” 江屿说。

苏晚没有说话。

“要收拾。” 江屿说，“要打一张小床，要备一个木盆，要晒被子。”

“还有五个月。”

“五个月，不长。” 江屿说，“打床要木料，木料要干。干了才能打，打完了还要上漆。漆要晾，晾三个月才没味。”

苏晚听着他说。

“你都想好了？”

“想好了。” 江屿说，“木料，找老周头。他会做。”

“他会做床？”

“会。” 江屿说，“他做过柜子，做过门，做过棺材。”

“棺材也做？”

“做。” 江屿说，“他说，做棺材最见手艺。棺材做得不好，人家一辈子记着。”

晚上，苏晚去村部。

林保国正在算工分。

“林支书。”

“来了。坐。”

“我有件事，得跟您说。”

“你说。”

“我有了。”

林保国抬起头。

“有了？”

“有了。” 苏晚说，“乔先生看的，两月余。”

林保国把笔放下。

“这是好事。”

“是好事。” 苏晚说，“可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清楚。”

“哪一件？”

“一百盒。”

林保国没有说话。

“一百盒，年底交。” 苏晚说，“六月开镰，七月榨油，八月装盒。这些活，我不能全干。”

“那怎么办？”

“我想请人。” 苏晚说，“开镰请人，榨油请李师傅，装盒请村里妇女。工钱我出。”

“请人，钱够？”

“够。” 苏晚说，“一百盒，利四千三。请人，花掉一千，还剩三千三。”

“花一千，请多少人？”

“开镰请六个，干三天。” 苏晚说，“一个人一天十块，一百八十。”

“榨油呢？”

“榨油不用请。” 苏晚说，“李师傅本来就是榨油的，我给他工钱，一锅五块。”

“装盒呢？”

“装盒请四个妇女，干五天。” 苏晚说，“一人一天八块，一百六十。”

“加起来，三百多。”

“三百多。” 苏晚说，“还有修路的工钱，一千六。”

“那就是两千。”

“两千。” 苏晚说，“剩两千三。”

林保国把烟点上。

“苏晚，我问你一句。”

“您问。”

“你这么算，是为了什么？”

“为了不失信。” 苏晚说。

“不失信，比人要紧？”

“不失信，也紧要。” 苏晚说，“人许了话，就得做到。做不到，明年就没人找我。”

“可你要是累着了呢？”

苏晚没有说话。

“我说话不中听。” 林保国说，“可我得说。你这个样子，年底交一百盒，是把命押上去。”

“我没押命。”

“你押了。” 林保国说，“你押的是身子里那个。”

苏晚抬起头。

“林支书，我有话。”

“你说。”

“我不是硬撑。” 苏晚说，“我是算过。”

“怎么算的？”

“我请人，就不硬撑。” 苏晚说，“我出的钱，是买别人的力气。别人的力气，替我的力气。这个账，算得过来。”

林保国抽了半支烟。

“这个话，我认一半。”

“哪一半？”

“认你请人。” 林保国说，“不认你放心。”

“为什么？”

“因为你是那种人。” 林保国说，“请了人，你还是要去看。看了，还是要伸手。一伸手，就是自己干。”

苏晚没有说话。

“我给你出个主意。”

“您说。”

“请人，得请一个管事的。” 林保国说，“管事的替你看着，你不下场。”

“请谁？”

“李婶。” 林保国说，“她做过六个，她知道怎么拦人。她拦你，你不好意思不听。”

苏晚笑了。

“这个主意，好。”

“好就照着做。” 林保国说，“还有一条。”

“您说。”

“从今天起，村里的事，你少跑。” 林保国说，“有事，让人来找你。”

“村部的事，我不跑，谁跑？”

“我跑。” 林保国说，“我还没老到走不动。”

村里人是一个一个知道的。

先是二旺。

他挑着一担粪上坡，看见苏晚坐在门口，就走过来。

“苏晚，你不下地了？”

“下。”

“下地怎么坐着？”

“歇一会儿。”

二旺把担子放下。

“我听李婶说了。”

苏晚没有说话。

“我不说恭喜。” 二旺说。

“为什么不说？”

“说了，你就得当我是客气。” 二旺说，“我不客气。我就说一句：你要是没人手，叫我。”

“叫人手，我出工钱。”

“我不要工钱。”

“不要工钱，我不请。”

二旺抓了抓后脖子。

“那你就当我借你的。”

“借什么？”

“借我一个人。” 二旺说，“干三天，算三个工。三个工，记在账上。以后我要人，你还我。”

苏晚看着他。

“这个账，你会算了。”

“跟你学的。” 二旺说，“账得算清楚。算清了，才不欠。”

然后是陈老根。

他来的那天，天阴。

他坐了很久，没有说话。

“陈大爷，您有话就说。”

“我在想一句。”

“想哪一句？”

“想我年轻时候的一句。” 陈老根说，“我娘说过：种子的事，宁少勿杂。”

“这句我记着。”

“还有一句。” 陈老根说，“人的事，宁慢勿急。”

苏晚没有说话。

“这两句，是一句。” 陈老根说。

“怎么是一句？”

“种子要纯，就不能杂。人要稳，就不能急。” 陈老根说，“杂了，种就乱；急了，人就伤。”

“我记着。”

“记着，还得做。” 陈老根说，“你这个人，能记住，可有时候做不到。做不到，就是没记住。”

“我尽量。”

“别说尽量。” 陈老根说，“尽量，是给自己留后路。留了后路，就做不到。”

苏晚低下头。

“那我就说：我做。”

“做就好。” 陈老根说，“做不了的时候，让人替。让人替，不是丢人。硬撑着做，才是丢人。”

村里的妇女，是一个一个来的。

李婶来了，提一篮鸡蛋。

张大婶来了，拿一包红糖。

还有几个，送了小米、送了挂面、送了一小罐蜂蜜。

“这些都收下？” 江屿问。

“收。” 苏晚说，“不收，人家心里不安。”

“收了，要还。”

“要还。” 苏晚说，“记着，一样一样记着。等她们有事，一样一样还回去。”

“记在哪儿？”

“记在本子上。”

苏晚翻开记事本，新起一页。

上头写：

“五月二十八，李婶鸡蛋三十个。”

“五月二十八，张大婶红糖二斤。”

她写到 “斤” 字，停了停，划掉，改成 “一公斤”。

“为什么改？”

“以后都写公斤。” 苏晚说，“斤和公斤，混着写，容易乱。乱了，就记不清。”

“那以前的账呢？”

“以前的，不改。” 苏晚说，“以前的是以前的。从今天起，用公斤。”

五月二十八，老周头来了。

他是来看木料的。

“做床，用什么木？”

“用什么木？”

“榆木，或者槐木。” 老周头说，“榆木结实，槐木不变形。”

“哪样好？”

“槐木好。” 老周头说，“槐木做了床，睡三十年不塌。”

“三十年？”

“三十年。” 老周头说，“我给我孙子做的床，就是槐木。他今年十六，床还好好的。”

“木料在哪儿？”

“我家有一根。” 老周头说，“去年伐的，晾了一年。”

“晾一年，能用？”

“能用。” 老周头说，“木料不晾，做了就裂。晾一年，性子定了，才不裂。”

“那根槐木，多粗？”

“一尺二。” 老周头说，“做一张小床，够了。”

“多少钱？”

“不要钱。”

“不要钱？”

“不要。” 老周头说，“这根木头，我留着没处用。做了床，才算用上。”

“那不行。” 苏晚说，“木料是您的。”

“木料是我的，可放在我家院里，占了一年地方。” 老周头说，“你用了，我倒腾出地方。这个账，我不亏。”

苏晚看着他。

“老周头。”

“嗯。”

“您这个算法，跟别人不一样。”

“跟谁不一样？”

“跟一般人。” 苏晚说，“一般人算，木头值多少钱。”

“木头值多少钱，我心里有数。” 老周头说，“可木头放着，一分不值。做成了床，才值。”

“那也不能白要。”

“不白要。” 老周头说，“工钱你出。”

“工钱多少？”

“一张床，我做十天。” 老周头说，“一天八块，八十。”

“八十，做一张床？”

“八十。” 老周头说，“我做得慢。慢工，才出细活。”

“那我再加二十。”

“不加。” 老周头说，“说八十，就是八十。你加钱，就是不信我的手艺。”

苏晚没有说话。

“还有一件事。” 老周头说。

“您说。”

“床做好了，我要在床头上刻一样东西。”

“刻什么？”

“刻一朵花。”

“什么花？”

“油菜花。” 老周头说，“我刻了四十年记号，没刻过花。刻一朵，试试。”

“刻花，难吗？”

“难。” 老周头说，“花有瓣，瓣要薄。薄了，容易断。”

“那还刻？”

“刻。” 老周头说，“难，才值得刻。”

五月二十九，开镰的筹备，也开始了。

筹备的头一件事，是磨镰。

“磨镰，为什么要这么早？”

“镰要磨三回。” 苏晚说，“头一回粗磨，二回细磨，三回开刃。”

“三回，隔多久？”

“头一回，开镰前十天。二回，前五天。三回，前一天。”

“为什么分三回？”

“一回磨到底，刃就薄。” 苏晚说，“薄了，割两下就卷。”

她把镰刀拿出来，一共八把。

“八把，够吗？”

“八把，六个人用。” 苏晚说，“两把备着。”

“备着做什么？”

“镰刀会崩口。” 苏晚说，“割到石头，就崩。崩了，就得换。”

磨镰用的是磨石。

磨石一块，半尺长，青灰色。

“这石头，哪儿来的？”

“河滩捡的。” 苏晚说，“河滩的石头细，磨出来的刃光。”

“磨多久？”

“一把，半个钟头。”

“八把，四个钟头。”

“四个钟头。” 苏晚说，“分三天，一天磨三把。”

第二件事，修场院。

场院在石屋下头，一块平地，去年压过。

“场院要修什么？”

“要平。” 苏晚说，“不平，打场的时候，籽滚到低处，收不起来。”

“怎么平？”

“垫土，夯实。” 苏晚说，“低的地方垫三寸，高的地方刮一层。”

“谁来干？”

“请人。” 苏晚说，“四个人，两天。”

第三件事，备麻袋。

“麻袋要多少？”

“一百五十条。” 苏晚说，“一条装五十公斤。”

“一百五十条，装七千五百公斤？”

“装不了那么多。” 苏晚说，“麻袋要备多。备多了，不慌；备少了，割下来的籽没处装。”

“麻袋哪儿来？”

“老冯那儿有。” 苏晚说，“一条一块二。”

“一百五十条，一百八十块。”

“一百八十块。” 苏晚说，“还有绳子，还有簸箕，还有筛子。”

“这些加起来，多少？”

“三百来块。”

第四件事，定人。

“开镰请六个。” 苏晚说，“六个人里，得有一个管事的。”

“谁？”

“李婶。”

“李婶管什么？”

“管人，管饭，管我。” 苏晚说。

“管你？”

“管我别下场。” 苏晚说，“林支书说的，得有个拦我的人。”

“李婶拦得住你？”

“拦得住。” 苏晚说，“她做过六个，她说话，我不敢不听。”

请工的价钱，是苏晚一家一家谈的。

“一天十块。” 她说，“管一顿饭。”

“十块，比修路多两块。”

“开镰比修路累。” 苏晚说，“修路是站着干，开镰是弯着腰干。弯一天腰，晚上直不起来。”

“十块，我们干。”

“还有一条。”

“什么条？”

“割的时候，留茬三寸。” 苏晚说，“留高了，浪费；留低了，伤了根。”

“留三寸，为什么？”

“三寸的茬，能沤在地里。” 苏晚说，“沤了，就是肥。”

五月二十九，江屿开始收拾第三间房。

先把旧桌搬出去。

再把木箱搬出去。

再把墙上的照片取下来，擦了擦，重新挂上。

“照片挂这儿？”

“挂这儿。” 江屿说，“等她长大了，看得见。”

“她？”

江屿没有说话。

“你怎么知道是闺女？”

“不知道。” 江屿说，“猜的。”

“猜错了呢？”

“猜错了，就再挂一张别的。”

苏晚笑了。

收拾完了，屋里空着。

一张旧桌没有了，一个木箱没有了，只剩一张照片，一面墙。

“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行。” 江屿说，“等床做好，等被子晒好，等日子到了，就有人住。”

“五个月。”

“五个月。” 江屿说，“五个月，够把什么都备好。”

晚上，苏晚翻开记事本。

她想写几行。

笔在纸上停了很久。

她写：

“五月二十六，早起闻油腥，吐。”

“五月二十七，乔先生来。脉滑，两月余。三月里有的。”

“开三张方：药七副，忌凉的硬的剩的，头三月不着凉不累不惊吓。”

“五月二十八，老周头应做床。槐木一根，工钱八十，床头上刻一朵油菜花。”

“五月二十九，清第三间房。只留一张照片。”

写完，她把笔放下。

她看着 “两月余” 这三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添了一句：

“三月里，我在老鸦窝搬石头。搬了一个月。人没事。”

写完，合上本子。

窗外，五月的风刮过坡地。

荚黄了一半。

再等半个月，就该开镰了。

江屿在暗房里待了很久。

“做什么？”

“洗照片。”

“洗什么照片？”

“洗第三间房。”

“空屋子，有什么可洗？”

“有。” 江屿说，“空屋子，也得留一张。以后人家问，这屋子原来什么样，我把照片拿出来。”

“拿出来做什么？”

“拿出来，就知道它是怎么变过来的。” 江屿说，“先是空的，然后有一张床，然后有一床被子，然后有一个人。”

“说这个，早了。”

“不早。” 江屿说，“照片是留以后的。”

他把照片挂起来。

照片上，一面墙，一张桌，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花海的照片。

空得很。

“这张，好看吗？”

“不好看。” 苏晚说，“空的。”

“空的好看。” 江屿说，“空，才有后头。”

苏晚看着那张照片。

“江屿。”

“嗯。”

“你去年盖这第三间房的时候，是不是就想着这一天？”

江屿没有说话。

“你说。”

“想过。” 江屿说，“可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

“说了，就像催。” 江屿说，“催，不好。”

“那你现在说了。”

“现在不用说了。” 江屿说，“现在它自己来了。”

江屿在院里晾被子。

被子是新的，红的，晒在绳上，风一吹，鼓起来。

“这被子，什么时候买的？”

“去年。” 江屿说，“去年腊月，在镇上买的。”

“去年腊月买被子，做什么？”

“那时候不知道。” 江屿说，“就是觉得该买。”

苏晚站在门口，看那床红被子。

“你这个人。”

“我怎么？”

“你什么都先备着。”

“备着，才不慌。” 江屿说，“慌了，就乱。”

苏晚没有说话。

风从坡上下来，被子鼓得满满的。

远处，荚在风里响，一声一声，很密。

六月十五，开镰。

还有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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