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集 退休干部的价值崩塌危机

陈建国这辈子，是被闹钟叫醒的。

三十七岁当科长，四十二岁升处长，五十八岁退二线，六十二岁正式办理退休。整整三十五年，他的早晨没有一天是自然醒的。六点十分，闹钟一响，他眼睛一睁，人已经坐了起来，脚在地上摸索着找拖鞋，手去摸枕头边的老花镜。穿好衣裳，叠好被子，洗脸刷牙，泡一杯浓茶，七点准时出门，骑自行车上班。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单位的门卫老刘，每天早上看见他那辆飞鸽牌自行车拐进大门，就知道自己的表没慢。

退休第一天，他六点十分准时醒了。眼睛一睁，人已经坐了起来，脚在地上摸索着找拖鞋，手去摸枕头边的老花镜。穿好衣裳，叠好被子，走到客厅，才忽然想起来——今天不上班了。

他站在客厅中央，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一座忽然没了方向的钟。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走，七点、七点半、八点。他给自己泡了杯茶，坐在沙发上，端着茶杯，眼睛盯着门，好像随时有人会敲门来叫他去开会。可没有人来。整间屋子安安静静，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嗡嗡的运转声，安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叶落地的声音。他这才觉出来，退了休，世界并没有因为少了他而停转。太阳照常升，单位照常转，文件照常有人签，会议照常有人开。只是那个开会签到簿上，再也没有"陈建国"三个字了。

头一个月，他还撑得住。每天早起，把屋子打扫一遍，把老伴的遗像擦一遍，给自己做一碗面条，吃完了看报纸。《人民日报》看完看《参考消息》，看完了记下几条重要新闻，好像还在单位里批阅文件似的。第二个月，开始有点坐不住了。报纸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新闻看完了，电视上的戏他不爱看，楼下的棋摊他不屑去——他是当过处长的人，跟那些退休老头坐在一起下象棋，像什么样子。第三个月，他找出了一个落满灰尘的纸箱子。

那是他从单位搬回来的"私人资料"。满满一箱子，全是他三十五年攒下的家当：工作证，从绿皮的到红皮的，换了四五个；获奖证书，一本一本，烫金的字在阳光下闪；出席会议的邀请函，红纸黑字；还有几张大合影，他站在前排中间，胸口别着代表证，脸上是那种当领导特有的、不怒自威的表情。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摆在茶几上，像考古学家整理出土文物。摆一件，看一会儿，想一会儿。

这张证书，是七九年评先进工作者得的。那年他刚提副科，每天骑车四十分钟下乡，走村串户，鞋底磨穿了两双。这个红皮本，是八六年参加省***的出席证。开会那三天，他住省委招待所，吃的是自助餐，第一次见着香蕉，还以为是南方的小辣椒。这张照片，是九八年抗洪的时候照的。他五十多岁的人了，在堤坝上守了三天三夜，嗓子喊哑了，眼睛熬红了，最后堤坝保住了，老百姓给他送了一筐鸡蛋。

他看着这些东西，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灌满了，又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满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干过事，见过场面，被人尊重过；空的时候，他觉得这些东西现在全是废纸一张。证书不能当饭吃，出席证不能证明什么，大合影里那些曾经跟他握手、跟他寒暄的人，如今大半已经退了，有的已经不在了。他把这些东西重新装回纸箱子，盖上盖子，坐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女儿陈小燕周末来看他，一进门就看见茶几上摊开的那些老物件。她拿起一张照片看了看，又拿起一个工作证翻了翻，忽然笑了。

"爸，你这是干啥呢？开展览馆啊？"

陈建国脸一板："什么开展览馆？我整理整理旧东西。"

"整理旧东西？"陈小燕把工作证放下，一屁股坐在他对面，"我看你是闲出病来了。你说说你，退休这几年，天天在家待着，也不出去走走。楼下张阿姨她们跳广场舞，你不去；社区组织书法班，你不去；老王他们下棋，你也不去。你就天天对着这些纸片子看，越看越糊涂。"

陈建国不悦："你小孩子家懂什么？这是历史，是我工作三十五年的记录。"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们年轻人，退休了就跟失踪了似的，好像单位离了谁都行。我告诉你，我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行了行了，"陈小燕摆摆手，"你那个位置，早有人坐了。我前阵子去你们单位办事，进门那个大厅，你认识谁？谁认识你？你以为你现在去了，人家还客客气气给你倒茶？爸，时代变了。你退休了，就是退休了，别老活在过去。"

这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在陈建国最疼的地方。他张了张嘴，想反驳，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知道，女儿说的是实话。上个月他路过老单位，进去想看看老同事，门卫拦住他要登记。他站在那个曾经进出无数次的大门口，看着登记簿上自己的名字，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接待他的 former 下属，如今已经升了副局长，客客气气给他倒了杯茶，聊了五分钟就说要开会，把他送了出来。那杯茶的温度还留在手心，可那杯茶里的人情味儿，已经凉透了。

陈小燕见他不说话，知道自己话说重了，软了语气："爸，我不是说你不好。我是说，你得找点事做。你看人家赵淑芬阿姨，天天跳广场舞，多精神；你看那个老周，修车下棋遛弯，活得比谁都自在。你也出去活动活动，别把自己关在家里。你看你，头发白了也不染，衣裳永远那几件灰的蓝的，跟个老和尚似的。"

"我是干部，"陈建国梗着脖子，"穿衣裳要注意影响。"

"什么影响不影响的，"陈小燕站起来，"你现在是老百姓，普通退休老头。老百姓怎么舒服怎么来。我跟你说，社区公告栏贴了好多活动，你去看看，报个名。人啊，不能闲着，一闲就废了。"

女儿走了以后，陈建国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把她的话翻来覆去想了半宿。他不愿意承认女儿说得对，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这两年确实活得不像样。以前在单位，一天接几十个电话，开三四个会，走到哪儿都有人叫他"陈处长"。现在倒好，一天到晚说不上三句话，除了楼下菜店老板娘那句"老爷子今天要点什么"，没人搭理他。他一个当过处长的人，如今的社交圈，就是菜店和小卖部。

第二天一早，他破天荒地没有穿中山装，换了一件夹克衫，下楼了。他走到社区公告栏跟前，假装漫不经心地看。公告栏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通知：广场舞队招人，书法班招生，太极拳班，合唱团，摄影小组，老年大学招生简章……他一条一条看过去，嘴角微微往下撇。广场舞？那是赵淑芬她们女人家的事。太极拳？太慢，不像他的风格。书法班？他练过两天，可总觉得在人面前写字像学生背书。合唱团——他停住了。

他年轻的时候，在单位的文艺汇演上唱过歌。那时候他嗓子好，男中音，唱《歌唱祖国》《东方红》，一开口就镇得住场子。单位的老同志都说，陈建国不去唱歌可惜了。后来工作忙了，就没再唱。如今年纪大了，嗓子肯定不如从前，可底子在啊。他一个当处处长的人，在合唱团里怎么着也得是个领唱、声部长什么的吧？往台上一站，那种气度，那些普通老头老太太比得了吗？

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发挥余热，老有所乐，这本身就是老干部应该做的。他甚至想好了，进了合唱团，不仅要唱歌，还要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帮着团长搞搞管理，整整队形，像他当年在单位一样。他当场撕下了合唱团的报名表，回家认认真真填了：姓名，陈建国；年龄，七十二；退休前职务，××局处长；演唱经历，单位文艺汇演多次参加，男中音。

填完表，他把表折好，放在上衣口袋里，拍了拍，像揣着一份重要文件。他甚至有点小激动，好像明天就要去赴一个重要的会议，要重新回到那个被人需要、被人重视的位置上去。他晚上特意翻出了那件藏青色的夹克衫，找出来烫了烫，又把皮鞋擦得锃亮。老伴要是还在，肯定要说他："去个合唱团，又不是去赴宴，至于吗？"可他觉得至于。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他陈建国不管走到哪儿，都得像个样子。

报名那天，他穿得整整齐齐，提前十分钟到了社区活动中心。合唱团的活动室在二楼，一间大屋子，墙上贴着手写的歌谱，一架旧钢琴靠在墙角。已经来了十几个人，老头老太太都有，三三两两坐在椅子上聊天。陈建国推门进去，习惯性地清了清嗓子，目光扫了一圈，想找个靠前的位置坐。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迎上来，大概是合唱团的团长。"您好，报名的吧？先坐，等会儿挨个试音。"

陈建国点点头，矜持地笑了笑，找了个中间靠前的位置坐下。他挺直腰板，双手放在膝盖上，像开会听报告似的。旁边一个老头凑过来搭话："老哥，以前唱过？"陈建国微微颔首："年轻时在单位唱过几次，男中音。"那老头"哦"了一声，点点头，没再接话。

试音开始了。团长坐在钢琴前，一个一个叫人上去，唱一句《送别》或者《歌唱祖国》，听个大概音准和音色，然后分配声部。高音部，中音部，低音部。

陈建国坐在那里，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在盘算。他觉得自己至少应该在中音部，凭他的条件，说不定还能当个声部长。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如果当声部长，第一次开会要说什么话——"同志们，咱们合唱团虽然是业余的，但也要有专业精神，要团结，要纪律，要拿出老干部的风采来。"

前面的人一个一个上去，一个一个下来。高音部分了五个人，都是声音清亮的老头；中音部分了四个人，音色厚实的；低音部分了三个人，都是嗓子粗、声音沉的。终于叫到了他。

"陈建国？"团长看了看名单。

"到。"他下意识地答了一声，声音洪亮，把满屋子人都吓了一跳。他自己也愣了一下——这是三十五年在单位开会养成的条件反射，叫名字就答"到"。

有人偷偷笑了。陈建国脸一热，走到钢琴前，站得笔直。团长给他起了个调，他张嘴就唱。声音确实还在，中气也足，可毕竟七十二了，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中间那段还行，一到高音就有点发紧。他唱完了，微微点头，等着团长评价。

团长推了推眼镜，在表格上写了几个字，抬头看了他一眼，客气地笑了笑："嗯，老同志中气很足。这样吧，你去低音部吧。"

低音部。

陈建国以为自己听错了。"哪个部？"

"低音部。"团长指了指屋子角落，那边已经坐了三个老头，个个低着头，像三尊沉默的门神。"你的声音偏厚，高音区有点紧，低音部比较合适。"

陈建国站在钢琴前，整个人像被人迎面浇了一盆冷水。低音部——他知道那是什么位置。合唱团里，高音是门面，中音是骨干，低音是垫底的。没人注意低音，没人夸奖低音，低音就是那种"嗯"啊"嗡"啊的和声，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他一个当过处长的人，在单位里做了三十五年的主角，到了合唱团，成了最不起眼的配角。

他想说点什么，比如"我年轻时候是男中音"，比如"我再唱一段高音你听听"，可他看到团长已经在叫下一个名字了，看到旁边有人在窃窃私语，看到那个低音部的角落，三个老头同时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过来人的同情和无奈。他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点了点头，像一棵被霜打了的老树，慢慢走到那个角落，在最边上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旁边的老头递给他一张歌谱，小声说："欢迎啊，老哥。咱们低音部，现在四个人了。"

陈建国接过歌谱，低头一看，谱子上密密麻麻全是音符，他看不太懂。他年轻时候唱歌是靠嗓子、靠感觉，不识谱。旁边那三个老头，有的戴着老花镜，有的跟着钢琴在哼，有的拿着笔在谱子上画记号。他坐在那里，手里捏着那张纸，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走错了教室的学生。

钢琴声响起，排练开始了。高音部先唱，声音清亮、悠扬，像一群鸟在天上飞。中音部跟上，浑厚、饱满，像地上的河。然后，团长说："低音部，进来。"

三个老头同时张嘴，发出一种低沉的、嗡嗡的声音，像远处打雷。陈建国愣了一下，赶紧跟着哼。可他不知道自己该唱什么调，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进，不知道该多大声。他张着嘴，发出一种含含糊糊的声音，既不像在唱，也不像在哼，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鹅。

旁边的老头碰了碰他的胳膊："老哥，小声点，跟着我们，别抢拍。"

陈建国脸一红，赶紧把声音压下去。他缩在椅子里，觉得那架旧钢琴的每一个音都像敲在他的心上。高音部的声音那么亮，中音部的声音那么稳，只有他所在的低音部，像一团浑浊的影子，没人在意，没人注视。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站在单位文艺汇演的舞台中央，聚光灯打在脸上，台下几百人鼓掌。那时候他是主角，是C位，是所有人目光的焦点。

如今他坐在合唱团最角落的位置，缩在四个老头中间，连个歌谱都看不太懂。

排练结束的时候，团长拍了拍手："今天就到这儿，下周五继续。新来的老同志，回去多听听原唱，熟悉一下曲子。"陈建国站起来，把歌谱折好，夹在腋下，默默地往外走。他走得很慢，楼梯一步一步下，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单调的声响。走出活动中心大门，外面的天已经暗了，秋天的风灌进他的衣领，他打了个寒颤。

他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看见广场那边，赵淑芬正带着一群老太太跳广场舞，音乐震天响，人影幢幢。她是那里的C位，是那里的主角。他又看见不远处的棋摊，老周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捏着一颗棋子，正跟旁边的老头吹胡子瞪眼地争执着什么。老周也是自在的、热闹的、被需要的。

只有他陈建国，七十二岁，穿着笔挺的夹克，夹着一张看不懂的歌谱，站在社区活动中心的台阶上，像一颗被时代遗落的螺丝钉。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退休不是从岗位上退下来，是从一个"被需要的人"，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这个转变，他用了五年还没适应，也许这辈子都适应不了。

他把烟掐灭，往家走。楼道里的灯坏了一盏，一闪一闪的。他爬楼梯，爬到三楼，停下来喘口气。窗户里透出别人家的灯光，能听见电视的声音、炒菜的声音、孩子笑的声音。他站在黑暗里，忽然觉得特别孤独。这种孤独，不是身边没人——他女儿周末会来，他冰箱里有菜，他口袋里有退休金。这种孤独，是你明明活着，却觉得自己像一页翻过去的书，没有人再翻开来看了。

他掏出钥匙，打开家门。屋里黑黢黢的，他没开灯，径直走到沙发前，把那张歌谱放在茶几上，跟那箱旧证书、旧工作证、旧照片放在一起。他坐下来，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茶几上，那张歌谱在夜风中微微颤动，像一片找不到枝头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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