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寒假之后

寒假头一天，程砚回澄水。

长途车到县城是下午三点，出站口风灌进脖子，他把拉链往上拉了拉，在站牌底下等公交。公交四十分钟一趟，车里暖气开得足，玻璃上蒙了一层薄雾，他用指尖在上面划了一道，看见外面的路从宽变窄，楼房慢慢矮下去，最后只剩下田和树。镇口下车时天有点阴，风里带着煤灰味。镇口立着块水泥牌子，上面的字让雨淋得只剩半边，笔画泡得发涨，远看像谁随手抹上去的。

家在镇子边上，一栋两层旧楼，外墙的白灰掉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的红砖。一楼租给修车的，门口轮胎摞得比人高，最顶上两个已经裂了口，裂口处露出灰白色的线层。修车铺门口地上有一摊油渍，冻成了深色的硬壳。二楼是他们家。

上楼梯时听见上面有收音机响，声音忽大忽小，像是接触不良。楼梯是水泥的，扶手是铁管，摸上去一层灰，指尖蹭过能感觉到铁锈的颗粒。他走得轻，脚步声在楼道里闷闷地响。

门虚掩着，留了一道缝，厨房里的灯光从缝里漏出来，在地上切了一道窄窄的黄。他推开门，母亲在厨房围着围裙，听见动静没回头，先伸手把火拧小，火苗矮下去，锅里咕嘟的声音也跟着小了。灶台上搁着一只盖了盖的锅，锅沿上凝着一圈水珠。她问了句路上顺不顺利，声音从厨房飘出来，带着油烟味，又说包放下洗手吃饭。

桌上摆着三个菜。一个炒青菜，油放得不多，菜叶有些发蔫；一个豆腐，炖得很烂，表面浮着几点葱花；还有一个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酱肉，切得整整齐齐，薄片一片挨一片码成一圈，酱色深褐，边缘微微透明 —— 这是过年才吃的东西。三只碗都摆好了，筷子架在碗边上，筷尖对齐。程砚站在桌边看了一眼那盘酱肉，问今天什么日子。母亲从厨房端着汤出来，说什么日子都不是，又说他一个人在外面吃饭不规律，回来就吃点好的。他没接话，转身去洗手。

洗手池在厨房角落，水龙头拧开，水很凉，激得手指一缩。他搓了肥皂，冲干净，在裤子上蹭了蹭手。回来坐下，母亲已经给他盛好了饭，米饭压得很实，上面插着一双筷子。

吃饭时母亲一直给他夹菜，用的是一双单独的筷子，筷头在菜盘上方悬一下，再落到他碗里。她夹菜的动作很稳，不说话，只是隔一会儿就伸一次筷子。她自己吃得很少，碗里的饭几乎没动，偶尔夹一筷子青菜，慢慢嚼。程砚注意到她左手端碗的时候手指有点肿，指节上贴着一小块胶布，胶布边缘翘起来一点，沾了点油渍。他问她手怎么了，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说冻的，今年冷，药已经吃过了。说完把那只手往袖子里缩了缩，继续给他夹菜。

吃到一半，她忽然放下筷子，问他那只手怎么样了。程砚的动作顿了一下，把右手收到桌子底下，说好了。母亲说我看看，他说真好了，母亲又说了一遍我看看，语气不重，但没有商量的余地。他犹豫了一下，把手从桌子底下伸出来，翻过掌心朝上。食指伸不直，第一节有一个明显的弯，比左手那根细一圈，指尖有些发凉，指甲盖泛着淡淡的青白。母亲看了两秒，目光在那根手指上停住，然后伸手把他的手翻回去，轻轻放回桌上，像放下一件易碎的东西。放完之后她的手在桌面上停了一秒，指尖碰到他的手背，又收回去。她说了句吃饭，然后拿起筷子，继续给他夹菜，只是之后再也没看过那只手。

吃完饭，母亲收拾碗筷，碗碟碰在一起的声音一直响到厨房，水龙头拧开，哗哗的水声混在一起。程砚帮着把椅子推回桌下，然后去阳台收衣服。阳台不大，晾衣绳上挂着几件衣服，都是母亲的，一件灰色的毛衣，一件深色的棉袄，还有几条毛巾。对门那家的灯亮着，阳台上晾着一件小孩的棉袄，红色的，在昏黄的灯下显得很亮。楼下的修车铺已经关了门，卷帘门拉到底，门口的轮胎在暗处只剩一堆轮廓。风从阳台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他把衣服一件件取下来，叠好抱在怀里，站了一会儿，回屋，顺手把阳台门带上，门吸咔哒一声扣住。

母亲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很小，屏幕上是一档唱歌的节目，一个穿裙子的女人在台上张嘴，声音被压得几乎听不见。她膝盖上搭着一条薄毯子，毯子边角有个补丁。程砚在她对面坐下，问年前有没有人来过家里。母亲的眼睛看着电视，没有马上回答，过了几秒才说他三叔来过一次，腊月二十几，站在楼梯口没上来，也没说什么，只让她替他看着他，没说替谁。说完她拿起遥控器换了个台，电视里的歌声断了，换成一个说话的声音，她又把音量调小了一点。

程砚坐了一会儿，问她是不是在查他爸的事。他问完就没说话，等着。母亲的手停在遥控器上，过了一会儿把遥控器搁在一边，下面压着一张卖场的传单，传单上印着洗衣机和冰箱的图片，用红笔圈了一个型号。她说她早知道了 —— 上次回来他翻过他爸那个袋子，袋子放在衣柜最上面，他搬了凳子才够着，翻完放回去的时候位置偏了两寸，她不可能看不见。

母亲说他自己在外面，她说不了他，可有一件事她得跟他讲，他要是查，就先把这件事看清楚。说完她起身，毯子从膝盖上滑下来，她也没捡，进了里屋。里屋的灯拉了两下才亮，第一下拉绳咔哒一声没反应，第二下才亮，灯泡是黄光的，晃了两下才稳住。她在里面待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个铁皮盒子，抱在胸口的位置，两只手拢着。盒子是旧的，印着糖果的图案，红色的底上面画着几颗水果糖，边上掉了漆，露出底下银灰色的铁皮。盒盖上有一道从中间划过去的印子，很深，像是用刀刻的。

她把盒子放在茶几上，打开。盒盖打开的时候发出一声脆响，铁皮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很清楚。里面是一本记账本，还有一沓单据，用橡皮筋捆着，橡皮筋已经发黏了，表面泛着一层油光，像是放了很久。母亲说这是钱的事，两年了，他爸进去以后她一场病接一场病，住院、吃药、检查，每一笔她都记着。她把账本拿出来，翻到第一页，第一页的页脚卷起了一角，纸边发黄。

程砚把账本接过来，本子比看上去厚，封皮是塑料的，边角磨白了。账本的横格纸上，一行一行写得工工整整，有的行是用铅笔写的，颜色已经淡了，得侧着光才能看清。药费、检查费、住院押金，一笔一笔，日期、金额、用途，都写得清楚。收入那一栏很少，有几行是空的，空着的地方用铅笔轻轻画了一道横线。有几次写的是 "转存"，后面跟着金额，那是三叔给的钱，每次三百五百，不多，但断断续续没断过。

翻到第二年的部分，他看见一笔不一样的。那一页的纸比前面几张新，白一些，也硬一些。那行字没有写在收入栏里，是写在本页的空白处，用括号括着，括号画得比字还大，线条粗，像是用力描过。括号里只有一个数字和两个字，数字后面点了一个句点，墨迹比其他字深：五万。代付。

程砚的手指在那一行上停住，问这是哪一笔。母亲看了一眼，没有伸手去翻，目光在那行字上掠过去又收回来，说是那人送来的。她回忆说他爸进去差不多一个月，有天下午有个人敲门，她以为是收水电费的，开了门，那人站在门口，四十来岁，个子不高，戴眼镜，穿一件深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一个信封，牛皮纸的，挺厚，捏在手里能感觉到里面一沓钱的棱角。那人上了楼，进了屋，把信封放在桌上，说程工让他送个东西过来，又说这钱是工地上的人凑的，不用还，也别说出去。说完就走了，她追出去的时候人已经下了楼，楼梯口空空的，只听见脚步声越走越远。

程砚把那一行又读了两遍，"程工" 两个字在纸上显得很突兀，跟周围的药费、押金格格不入。他问母亲收了没有，母亲说没收，她当时就把信封推回去，说不能要，那人放在桌上就走了，她一个人在家，追也追不上。信封在桌上放了一个月，她没动，连封口都没拆。后来住院要交押金，差五万，她翻遍了家里的存折和现金，还差一大截，实在没法子，才把那个信封拆开了用。

她把那沓单据往前推了推，最上面一张是一张银行的回单，回单的边角有一处折痕，折痕处纸变薄了，有些透明。日期是两年前八月，摘要栏是空的，空的那一栏在纸上显得很白，跟其他填了字的格子比起来，像被人故意留出来的。金额是五万，数字打印得很清楚，小数点后面两个零。

程砚问那人长什么样，母亲说四十来岁，个子不高，戴眼镜，说话是澄水口音，很标准的本地话，不像是外地来的。他有没有说他叫什么，母亲摇头说没有，她问过，那人不说。她把那沓单据收回去，重新用橡皮筋捆好，捆的时候数了一遍张数，数到最后一张停了一下，又数了一遍，确认没错才放进盒子里。

她说那人后来又来过一次，大概隔了两三个月，送的是药，不是钱，几盒进口的药，她后来去药店问过，一盒要好几百。她问他是谁，那人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说你问程工去。说完就走了，之后再也没来过。

程砚坐在那儿，电视里换了一支曲子，节奏快了一些，母亲伸手把音量又调小了一点。茶几上那本账本摊开着，横格纸上一行行的字，在台灯下投出浅浅的阴影。他心里浮出一个问题，在嘴边转了一圈，犹豫了一下，问母亲那个人是不是姓周。

母亲的手停在铁盒子的盖上，正准备盖盒子，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口子，像是被什么划的，已经结了痂。她抬起头看他，屋里的灯在她脸上落下一层黄，把皱纹照得很清楚。她问他怎么知道的，程砚说猜的，他又没见过那人，他在照片上见过一个名字。母亲看了他几秒，没有追问，把盒子盖上，盖子和盒子之间有一道缝，没盖严，她也没按。她说账本你拿去吧，她认字不多，他能看懂，钱是从哪儿来的，他比她看得清楚。她把盒子推到他面前，推的时候盒子在茶几上刮了一声，铁皮蹭着木头桌面的声音。

那天晚上程砚在自己那个小房间里，把账本从头翻到尾。屋子的窗户对着后院，后院里有一棵枣树，冬天落光了叶子，枝桠在窗玻璃上投出黑色的影子。他翻得很慢，每一页都看，铅笔写的淡字要凑近了才能看清，有的地方母亲写错了字，用刀片刮掉重写，刮过的地方纸面起毛，薄得透光。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看见那页的右上角有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比账本上其他的字都小，缩在角落里，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污点。是母亲的笔迹，很淡，像是写完了又擦过，擦过的纸面起了一点毛，铅笔的痕迹被蹭得模糊，但还能辨认。一共三个字，第一个是周，后面两个字只起了个头，两笔，又停住了，没写完，像是写到一半改了主意，用橡皮擦掉了，但没擦干净。

他把这一页看了很久，台灯的光只够照住这一页，周围的东西都隐在暗处。然后把账本合上，放进包里，包放在床头，拉链拉到一半，露出账本的一个角。

回学校那天，母亲送他到镇口。那天早上有雾，很大，五步之外就看不清人，空气里湿漉漉的，吸进去凉得呛人。她还是那件棉袄，手插在袖子里，袖子上有一块洗不掉的印子，深色的，不知道沾了什么。她问他钱够不够，不够就打电话，又说在外面别省，该吃就吃，手要是不舒服就去医院看，别拖着。他一一应了。

车来了，是一辆绿色的中巴，从雾里钻出来，车灯亮着，照出一片白茫茫的光柱。他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里放着暖气，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车开出去的时候，他回头看，在玻璃上擦出一小块能看清的地方，透过那块干净的玻璃往外看。

母亲还站在那儿，没动，雾把她的下半身吞掉了，只看见上半身，棉袄的颜色在雾里发灰。车拐了个弯，看不见了，路两边是还没种的田，光秃秃的，一垄一垄延伸到雾里。

他把包抱在怀里，包的拉链头硌着他的手臂，硬硬的。包里是那本账本，还有那把卷尺，王福生塞给他的那把，七米半的，尺盒上的字被他捏出了汗印，干了之后留下一道浅色的印子。

他想起那句话，程工让我送个东西过来。在父亲的信里，一个字都没有提过这件事，那封信他抄过一遍，抄在一个笔记本上，父亲只关心他的手，问他手恢复得怎么样，能不能伸直，阴雨天疼不疼，除此之外都是些叮嘱的话，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别跟人打架。没有一个字提到钱，没有一个字提到那个送钱的人，没有一个字提到周德海。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发动机的声音很稳，嗡嗡的，从座位底下传上来，震得后背发麻。车在雾里开，速度不快，偶尔按一声喇叭，声音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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