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领墙

何福生是在停电的第四天下午回到殡仪馆的，那时馆里已经躺着三百一十二个人。

他五十八岁，在哈尔滨城南这座殡仪馆里做了三十一年火化师，平时一天最多送走三十个，从来没有见过告别厅的地上整整齐齐躺着这么多白布单。暖气早就停了，窗上结着霜花，屋里的温度和外面差不多，零下三度，他进门时先摘了帽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往里走，像进别人家的灵堂。

停电是十月二十九日晚上开始的。起初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哈尔滨人对冬天的准备比对任何事都认真，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供热厂的循环泵要用电，电没有了水就不再流，全城几百万平方米的暖气片在两天之内变成了冷冰冰的铁。老楼里的老人们裹着被子坐在床沿上，有的烧煤炉，有的没有煤，有的只是熬着等电来。第三天开始有人敲不开邻居的门，第四天警察和社区干部一户一户踹开了门，把老人从床上、椅子上、沙发上一个一个抬下来送到这里。

小董迎出来，他是馆里最年轻的入殓师，二十二岁，眼睛熬得通红，橡胶手套脏得看不出颜色。"何师傅，炉子起不来，鼓风机要电，发电机的油第二天就烧完了。馆长在电话里说先登记编号，核对警方和社区送来的记录。找不到家属的，恢复通信后还要依法公告认领，不能只按一个号码送进炉子。"

"编号。"

"对，一号到三百一十二号。"

何福生没有说话，往里走。长长的告别厅里每一具遗体旁边都放着一只塑料袋，袋里装着写了号码的纸条，可是零下的空气里纸条已经被白霜浸软，字迹洇成一团，有几张掉在了地上。他蹲下来捡起一张，上面是一个潦草的数字，一〇七，翻过来背面只有送来的楼号，姓名那一栏空着。他抬头看着躺在旁边的那位老人，七十来岁，灰色的棉袄，头发稀疏，右手垂在身侧，指甲缝里是黑的，那是常年烧煤的手。

"他是谁？"

"一〇七，六号楼的邻居抬来的，说是三单元五楼的老头，姓什么记不清了，好像姓孟。"

何福生把纸条捏在手里沉默了很久。"小董，去后院把那堆砖搬过来。"

"砖？"

"拆迁剩下的红砖，墙根底下有一堆。"

那天下午馆里十二个人没有再做别的事，从后院搬来了三百多块红砖，一块一块擦干净摆在每一具遗体的头边。登记册里仍保留原编号和对应的特征。何福生从抽屉里翻出一盒粉笔，是告别厅里写追思会时间用的，已经断成了很短的几截。他蹲在一〇七号身边，用粉笔在砖面上一笔一画地写：六号楼三单元五楼，男，七十岁上下，灰棉袄，左手缺小指，邻居说姓孟。

"何师傅，登记编号不用写这么多。"小董小声说。

"编号是给我们用的，这个是给他家里人看的。"

"可是家里人看不到，电话打不通，网也断了。"

"他们会来的，"何福生说，"没有电的时候人会自己走来。"

消息是第二天早晨传出去的，没有谁通知，只是一个来给邻居收尸的中年人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看见砖上的字，回去对人说殡仪馆里有人把每个人的样子都写下来了。到中午馆外的空地上已经站了几百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棉帽，有的拄着拐有的抱着孩子，他们一个一个排着队走进告别厅，在三百一十二块红砖前慢慢走过去，一块一块地读，读到一块就停下蹲下，用手背按着嘴。

何福生站在走廊尽头没有上前，只是看着。他听见有人轻轻念出一个名字，听见有人说就是他，听见一个很老的女人对着一块砖说你怎么不吭一声就走了呢，被身边的人扶着才没有倒下。小董在他旁边把粉笔一根一根折断了递给他，手有些抖。

"何师傅，我以前觉得我们这行最怕的是死人。"

"现在呢？"

"最怕的是没有名字的死人。"

下午三点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围着灰色的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帽檐上结着霜。她是从十四公里外走来的，公交车早就停了，她踩着积雪走了四个钟头。站在告别厅门口把围巾拉下来，露出被冻得发紫的嘴唇，对守门的小董说我找我爸。

"叫什么名字？"

"孟庆山。"

"住哪儿？"

"六号楼，三单元五楼。我昨天打了一天电话没有打通，今天早上想起来今天是他的生日。"

小董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的何福生。何福生已经朝这边走过来，一步一步走得很慢。他把她引到一〇七号的红砖前，那块砖上的字有些淡了，他蹲下来用粉笔重新描了一遍，描到最后那几个字邻居说姓孟，手停住了，站起来退后一步。

女人看着那块砖看了很久。她没有哭，只是慢慢蹲下去，把白布单掀开一个角，看见父亲闭着的眼睛和稀疏的头发，下巴上有一点没有刮干净的胡茬。她把手伸进去摸了摸他的左手，找到那截缺掉的小指，用拇指在上面按了很久。

"他是锅炉工，"她终于说，声音很轻，"三十年在供热厂烧锅炉，这个指头是八七年冬天被传送带绞掉的。他每年入冬前都要去厂里转一转，说他那几台炉子今年有没有人好好伺候。"她停了一下，"他一辈子没怕过冷，他是给全城取暖的人。"

没有人说话。何福生站在她身后，把粉笔在手里捏得发白。

"邻居说，"小董忍不住低声开口，"你爸把被子给了对门带孩子的那一家。"

女人抬起头。

"对门有个三岁的小姑娘发烧，她爸妈在医院里没回来，你爸把自己的两床被子都送了过去，说我扛得住。"

女人看着他，眼泪这时才一滴一滴落下来，落在白布单上很快结成了冰。她把父亲的手握在两只手掌之间一遍一遍哈着气，像小时候他给她捂冻僵的手那样。过了很久她抬起头问："师傅，砖上能不能写他的名字？"

"能。"

何福生蹲下来，在那块砖的最下面一行用粉笔一笔一画写下三个字：孟庆山。每一画都写得很重，粉笔灰落在结了霜的地上像一点很细的雪。写完他把砖端起来递到女人面前："这个你收着。登记册里还是一〇七号，名字也补上了。"

她接过去抱在胸前，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停电的第五天晚上十点十四分电回来了。灯一下子全亮了，告别厅里一片刺眼的白，三百一十二块红砖在灯光下静静排成一条很长的线，像一道横过整座大厅的矮墙。鼓风机的轰鸣在后院响起来，炉火点着了，火化车间的温度一点一点升高。何福生站在炉前，核对完第一具遗体的身份和手续、把它推进去之前先用手指从身边的砖上抹了一下那些字，粉笔灰沾在指腹上，他对着炉口轻轻说了一句哈尔滨话，意思是，走好。

到第二天中午，三百一十二个人里有三百零九个有了名字。剩下的三块砖，一块写着火车站旁一个流浪汉的外号，一块是一位没有带证件的外地老人，还有一块上面只有一个字，女，是在江边冻僵的，年龄看不出来谁也不认识。何福生把这三块砖留在告别厅最里面的窗台上一块一块摆好，每块下面压了一页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写着捡到的时间地点和他自己的名字电话。

小董问他，这三位一直找不到家属怎么办。

"认领的手续还得办，公安和民政那边的记录也得留好，"何福生说，"炉子的事按手续来。砖留下，等他们的名字。"

三天后那个流浪汉的外号被一位在铁路上工作的老人认了出来，说他叫赵老六，吉林人，一个人在哈尔滨拾了十年荒，从来没有跟人红过脸，他的砖被老人用报纸包好带回了四平。遗体后来按法定程序安置，认领记录仍在。另两块砖一直留在窗台上，几年之后馆里有人问起，何福生说等着，总有人来。窗台上的粉笔字被擦过很多遍，又被他一遍一遍写回去。

那天晚上他下班很晚，一个人把告别厅的灯关到只剩一盏，站在最里面的窗台前看着那两块砖。其中一块只写了一个字的，他看了很久，掏出粉笔，在那个女字旁边轻轻添了一行很小的字。

你在这里，我们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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