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

沈知远是在二〇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坐了一夜的飞机赶到东风着陆场的。

他离开中国已经两年多了。从二〇四一年那场太阳质子风暴以后，他在天宫上等了十一天才等到返回舱，落地后在文昌的航天员医学中心躺了三个月，又在日内瓦的病床上被叶宁远程盯着救过两次，终于能够站起来走路。他三十六岁，脸瘦得颧骨突出，鬓角有了几根白发，穿一件深蓝色的旧夹克，右手总是习惯性地插在口袋里，是因为指尖那一点微微的至今没有好透的麻。他在内蒙古那片戈壁的边缘站了很久，风里有沙子的味道，天很高很蓝，一朵云也没有。

着陆场的指挥大厅里坐满了人，没有人认出他，也没有人打听这个穿旧夹克的人是谁。他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前面那块巨大的屏幕，上面有一条缓缓往下滑的轨迹，是神舟的返回舱从四百公里的高度穿过大气层，一路烧着往地面落。距离着陆还有十一分钟。他把右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放在膝盖上，手指轻轻蜷着，想起苏晴那封信，想起自己回的那一句话，想起她在天宫上写信的样子，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飘在舷窗前对着地球一行一行打字。他回信之前在日内瓦的湖边走了很久，他以为那只是一个年轻同事对一位老教官说的一句感谢，直到三个月后收到了第二封，只有一行字：沈教官，我八月二十三日回地球，您能不能来接我？ 他当时对着那一行字看了很久，想了无数个理由，工作，剂量，距离，规矩，然后订了机票。

大厅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屏幕上弹出一行红色的字：降落伞已打开。沈知远站起身，走到窗边。戈壁在清晨的阳光里一片金黄，远处是一排低矮的红色山，更远处是一条看不清的地平线。他把手掌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目光越过那片荒凉，一直往天边看，过了一会儿，天空的一角出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橙红色的点，在蓝色的背景里一晃一晃，一朵伞缓缓地、缓缓地往下沉。着陆是八点零七分，那声轻微的、像一个很大的东西落在沙地上的闷响，传到大厅里的时候已经变得很远了。有人鼓掌，有人起身，直升机的轰鸣声从头顶掠过。沈知远没有动，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升起的一团尘土，慢慢地被风吹散。

四十分钟以后他在着陆场的临时医疗站外面看见了她。她被两个医生搀着从救护车上下来，穿着蓝色的航天服，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脸色苍白，眼睛下面有很深的影子，腿软得站不稳，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歇一口气，嘴唇干得发白，却一直在笑，笑得很傻像一个刚从很深的水里钻出来的孩子。她抬头看见了他，脚步一下子停了。两个人隔着十几步远，谁也没有说话。她身后的医生想扶她，她轻轻摆了摆手，医生仍陪在身侧。她往前走了一步又一步，走得很慢，走到他面前站定了。她比他矮一个头，仰着脸看他，眼睛里有一层很亮的水，像戈壁上清晨的第一道光。

"沈教官，您真的来了，"她说，声音很哑。

"你让我来的。"

"我以为您不会。"

"我想了很久，想不出不来的理由，"沈知远说。

苏晴笑了，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眼泪一下子落了下来。她抬起手想擦，手臂软得抬不高。沈知远下意识地伸出手，用拇指在她脸颊上轻轻抹了一下。那只手有一点凉，指尖还带着微微的麻。她握住了他的手指，握得很紧。

"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

"您不问我在上面怎么样吗？"

"你写了很多信。"

"可是我最想说的那一句，没有写。"

沈知远没有回答，等着她。戈壁的风从远处吹来卷起一点沙打在两个人的脚边。苏晴低着头看着他们握在一起的手，嘴唇动了动，才用很轻的声音说：

"在天宫有一天夜里，我一个人在窗边看地球一点一点转，转到了夜里，满地都是灯，一小团一小团像撒了一把碎金子。我忽然想起您说过的那个烟花。风暴那天晚上您说天上在给我们放烟花，我笑着笑着哭了。我现在才明白我那时候哭是因为我想，如果我今天死了我会不会后悔，我想我会，因为我没有告诉过一个人，我很想活着，是因为想再见到他。那个人是您。"

沈知远愣住了。他很久没有动，右手被她握着微微地颤，风声、直升机的轰鸣和远处人群的喧闹全都退得很远，像隔着一层很厚的玻璃。他想说很多话，想说我也是，想说我在日内瓦的医院里每一个夜晚都在想你们三个人有没有活着，想说那三个月里我对着剂量计的数值，写下了十一次没有寄出的告别，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得严严实实。他只是低下头，把额头轻轻地抵在了她的额头上。

两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站在八月的戈壁里，站在一辆救护车和几个医生的目光之间，额头贴着额头，像两个在黑暗里走了很远很远的人终于碰到了彼此的体温。远处那朵橙红色的降落伞被风吹得缓缓地鼓起又落下，躺在沙地上像一朵熄灭了的很大的花。

那一年的十二月，沈知远回到日内瓦，把一只很小的木盒子交给了姐姐沈知微。里面是一朵用降落伞布的碎片缝成的小花，针脚细密，每一针都歪歪扭扭，是苏晴躺在医院里一针一针缝的。盒盖里面贴着一张纸条，写着四个字：烟花，保存。 沈知微把盒子捧在手里看了很久，没有问是谁，只是对着弟弟很轻很轻地笑了一下，说："这一次，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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