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 冯导片场手记3

第三节·新朝展望

冯导第一次对李嗣源有印象，是在一个特别不正式的场合。

那天他进宫递文书，路过偏殿，看见一个人蹲在台阶上啃饼。

不是那种精致的御膳，就是最普通的麦饼，干巴巴的，那人啃得腮帮子一鼓一鼓，旁边连个侍候的人都没有。冯导差点以为是哪个跑腿的兵卒，结果旁边同僚小声提醒他——那是李嗣源，后唐明宗，新朝的皇帝。

冯导愣了一下。

他在宫里待了这么久，见惯了李存勖那套排场。那位爷吃饭要摆满一桌，穿的衣裳上的绣工能顶一个县的税赋。结果新领导蹲台阶上啃干饼？

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后来接触多了，他发现这位李嗣源是真的——朴素。不是装的那种朴素，是刻在骨头里的习惯。他是行伍出身，早年吃过苦，打仗的时候跟士兵同吃同住，一碗稀粥分着喝。坐了天下也没改。宫里人想给他换好点的被褥、好点的吃食，他摆手："打仗那会儿睡地上都不嫌硬，现在睡得着就行。"

这种人在五代，真的太少见了。

五代这地方，皇帝换得比戏班子换角还勤。上一个坐上龙椅的，李存勖，多能折腾。而这个李嗣源，不爱排场，不爱唱戏，甚至不爱听人拍马屁。

有一次朝会，底下有人长篇大论地歌颂新朝，什么"日月重光""四海归心"，说了一大堆漂亮话。李嗣源听着听着就皱眉，直接打断："说点实在的。今年河北的麦子收成到底怎么样？"

那人当场就卡壳了。

冯导站在班列里，差点没忍住笑。

他在心里给这位新领导打了第一个高分——不爱听漂亮话的人，通常都还行。

真正让他觉得"这个人值得辅佐"的，是另一件事。

李嗣源问过他一个问题。

那天散了朝，皇帝把他单独留下来，也没坐殿，就在偏殿的廊下站着，指着远处的农田问他："冯导，朕刚从河北过来，一路上看见地里荒了不少。这天下刚定，百姓最要紧的是什么？"

冯导当时心里一热。

这不是客套话。真懂行的皇帝，第一句话问的都是百姓的死活，不是自己的龙椅坐得稳不稳。

他想了想，没背那些治国的大道理，就说了句大白话："陛下，百姓要紧的就三件事——有地种、有饭吃、税别太重。"

李嗣源点点头，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冯导记了一辈子的话：

"朕不识字的时候，就懂得一个理——地里的庄稼活不了，什么都是空的。"

就这一句。

冯导当时站在廊下，风吹过来，他突然觉得——这回可能真遇上对了。

他在心里默默把李嗣源跟李存勖比了一下。两个人差得太远了。李存勖要的是戏，要的是掌声，要的是"朕的天下是唱出来的"那种虚头巴脑的东西。而李嗣源要的，是地里能长出庄稼。

一个要虚的，一个要实的。

辅佐一个要实的皇帝，才有奔头。

从那天起，冯导就把枕头底下那卷《治国七要》翻出来，重新摊在桌上，一字一字地改。

之前写那七条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没底。李嗣源会不会用他？用了会不会听？他一概不知道。那时候写东西，多少带点赌气——反正我写好了，你爱用不用。

现在不一样了。

他改得很细，哪一条先说、哪一条后说、措辞怎么拿捏，全都重新琢磨了一遍。尤其是"纳谏"那条，他反复斟酌，最后在前面加了一句——

"臣愿陛下开言路，容人说话。说错了不杀，说对了有赏。"

他写这句的时候手都在抖。

不是害怕，是——兴奋。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打个比方吧，就像你憋了好几年的剧本，终于碰上了一个愿意好好演的演员。前面的几个都烂泥扶不上墙，你都快绝望了，结果这回来了个真上心的。

冯导就是这种感觉。

他甚至已经开始在脑子里盘算起来了——

常平仓得赶紧建。前几年那场旱灾，要是当时有粮仓，能少死多少人？这个事得写成条令，把收储、发放、监督的流程全定死，别让人钻空子。

科举也得改。光考诗赋不行，得加"明法""明算"。五代缺的不是会写漂亮文章的人，是能办事的人。这个事急不来，得一点点试点，别一上来就捅马蜂窝。

赋税要减。这个是当务之急。百姓刚从战火里爬出来，手里没余粮，税一重就又要逃。得定个规矩，年景不好就减免，别让人年年硬撑。

他越想越来劲，连着好几个晚上没睡好，白天在书房里写写画画，纸堆了满满一桌子。

同僚看他这么卖力，还打趣他："冯学士这是吃了什么药？"

他笑而不答。

那点心思他没往外说——他觉得自己这十几年，好像就是为这几天准备的。

从景城放羊的时候，到幽州刘守光那个破幕府，再到太原跟着李存勖瞎折腾，一路走来，见过的烂摊子不少，踩过的坑也不少。那些经历现在全成了他的本钱。他知道哪些路走不通，也知道哪些事一上手就得防着。

现在终于有个人愿意听他讲这些了。

冯导把改好的《治国七要》又读了一遍，确认没什么大毛病，小心地卷起来，用布包好。

窗外的天快亮了。

他伸了个懒腰，骨头咔吧响了一声。

新朝的日子，看着是真有盼头。他摩拳擦掌，浑身上下那股劲儿，跟当年在片场喊"Action"之前一模一样。

就等一个开场的信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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