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谁把画塞进清仓堆

五个人名暂时没有公开。

魏九龄先回家取原件，沈砚则去聚宝斋查第七件如何进入库存。能力禁用期还有一天，他仍只使用账目、照片和证言。

关店后的铺子比上次更空。柜台已经封存，墙上只剩挂画留下的浅色方框。房东在场开门，沈砚先核对旧库存牌，再沿后仓到前店拍摄B-17可能走过的位置。这里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他用能力，只有一条被多年搬店和欠账弄乱的普通保管链。

周景山带来三本搬迁清单。二〇一六年至今，B-17分别记作“旧山水一卷”“残装裱”“无底价画轴”。名称一直变，编号没变。每次搬迁都由周德昌或周景山本人签字，直到最后一次清仓，它才被划进抵薪区。

周景山以前说，外层仿画是多年积压货，连一百元都卖不掉。如今看到画轴磁带照片，他承认这句话只对了一半。

画的确没卖出去。

却不是普通收货。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晚，沈国梁带着画轴从后门进入聚宝斋，要求周德昌替他保存。外层仿画已经裱好，夹层旧绢也在其中。周景山当时在楼上对账，只听见两人争吵。

周景山把争吵复述得断断续续。他只听清父亲问“为什么不放守拙斋”，沈国梁回答“懂画的人会先看画”。随后有人在后门外敲了三次，周德昌立刻把灯关掉。等周景山下楼，门外已经没人，画轴却多套了一层印着电器配件商标的塑料袋。

那只塑料袋没有保留，商标仍能从搬店照片里看见。生产批号属于二〇一六年春季，销售点距离沈国梁维修铺不到两百米。它不能证明藏画人身份，却与维修铺来源相符。

“我爸说不能再收。”他回忆，“沈师傅说，不收也得让它在店里待一晚。”

第二天清晨，画轴被放进后仓旧画筒。沈国梁没有来取。三天后他住院，十多天后去世。

聚宝斋六月十五日的监控已经覆盖，银行流水却留下一个细节：周德昌当天取了两万元现金，下午又原额存回。周景山解释，父亲原想把钱送给沈家，后来在医院门口被沈国梁拒绝。沈母只记得周德昌来过，手里拿着水果，没有见到现金。

这笔钱究竟是保管费、封口费，还是周德昌自己的补偿，没有收据。沈砚没有把它写成父亲收受利益，只标为未解释往返款。

周德昌去医院前见过他一次，回来后把画从后仓移到前店最下层，给库存牌写了B-17。B不是货类，而是“保管”的拼音首字母；17代表六月十七日，沈国梁住院日期。

“你爸为什么不交给家属？”沈砚问。

“我不知道。”周景山说，“他只说沈师傅让画留在不懂它的人手里。”

这句话刺耳，却符合藏匿方式。若交给魏九龄或韩家，第七件会立刻回到归鹤关系网；放在一个只当它是假画的老板儿子手里，反而不容易被追踪。

周德昌去世后，B-17混入普通旧画库存。周景山搬店三次，从未拆开画轴，也没注意编号含义。直到清仓那天，它被用来抵一百元工资。

第一次搬店时，一名临时工曾把B-17扔进废纸车。周德昌追到巷口拿回来，当场用红笔在画筒上写“不得报废”。第二次搬店，红字被雨水冲淡，周景山只重新抄了编号，没有抄警告。第三次搬进如今店面时，周德昌已经住院，画筒才真正混入普通库存。

这条链解释了第七件为何能被藏十年，也暴露了计划的脆弱。它没有精密机关保护，只靠一个老人记得编号；老人一死，所谓安全便成了偶然。

“你说你知道画里藏着东西。”沈砚提醒。

“我只知道我爸不让我扔。”周景山说，“小时候见过佛首藏木头，我以为这幅画也有夹层。真有什么，我不知道。”

这次说法与他此前的异常反应能够衔接，却仍留下一处问题：既然周德昌让他别扔，店倒闭时为什么同意抵薪？

周景山拿出一张清仓前收到的短信。

短信不是孤立一条。发送者先问有没有“民国旧装裱的山水”，再逐步把范围缩到B字头库存，最后才报出B-17。对方知道聚宝斋内部编号，却故意装成普通收货人。周景山截过图，原手机因欠费停用，运营商仍保留短信中心投递时间。

投递发生在清仓公告发布前四小时。那时知道抵薪清单的只有周景山、房东、两名员工和代做表格的会计。会计电脑后来检测出远程登录痕迹，登录节点与海岳共享账号曾用的境外跳转服务相同，但不能据此认定操作者相同。

发信人提出两万元收购B-17，要求周景山把画送到城西仓库，不开票。周景山怀疑对方知道内情，反而不敢成交。他把画塞进抵薪堆，原想让沈砚挑别的，没想到沈砚偏偏拿走它。

他的说法在清仓监控里得到部分支持。沈砚进门前，周景山两次把B-17挪到纸箱后面；抵薪单签完后，他又盯着画筒看了十几秒。那不是发现六十八万元价值后的反应，而是早已知道有人在找它。

周景山仍隐瞒过事实。沈砚把这一点写进证言补充，没有因为他最后没把画卖给陌生人，就替他删掉此前的谎话。

“我后来反悔，不只是因为六十八万。”他说，“有人第二天问画去哪了。”

号码经过网络转发，无法实名。短信里使用的仓库地址，与木罗汉曾被诱导前往的城西中转仓相同。

第七件从二〇一六年起就有人盯着。

周景山又从父亲遗物中取出一张折叠纸。上面写着五个人名和年份，每个名字旁边都有同样的短句：见旧物，头痛，所述可核。

纸在周德昌一本旧邮册夹层里，折痕与邮册宽度一致。紫外观察显示，五个人名使用同一时期的蓝黑墨水，第六行黑墨覆盖要晚至少十年。周德昌后来补写的“第六人已见第七件”则是二〇一六年常用的中性笔。

这张纸经历了三次书写。它不是周德昌临时照录音编出的故事，也不是一份从头到尾同时完成的名单。

最早一项是一九四八年，最晚一项是一九八七年。

五人互无亲属关系，其中两人参与过归鹤行动，另外三人分别是船员、修复工和仓库管理员。

姓名旁还有极小的物品代号：船钟、木匣、铜牌、残卷、镜。最后一个“镜”字让沈砚想到第十二件，却没有编号，不能直接画等号。五人的年份横跨四十年，年龄和籍贯差别很大，暂时看不出同一家族遗传关系。

纸张下方留着第六行。

姓名被黑墨涂去，年份仍能看见。

一九九六。

周德昌在旁边另写了一句。

“第六人已见第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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