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二章 这件是你的

昭平二十四年十二月，姜家别院。

十二月廿一，州里送来一只木匣。

匣子是榆木的，上头钉着铁皮，铁皮上有一个州里的火印。匣里是一道告身，一件官袍。官袍是青的，新的，领子硬，襟上还留着一道折痕——在匣里压了几天。

他当天就在场上穿了一回。袖子长了一寸，他把袖口往里折了一道，用线别住。

匣子上的钥匙是铜的，拴着一根红绳。他把告身取出来看过三遍，看的是末尾那一行小字。看完把匣子锁上，钥匙搁进抽屉。

场上的人那天都改了称呼。以前叫他沈判官的多是外头来的商号，那天连本场的差役也叫。老陈叫了一声，叫完自己愣了一下。

中午吃饭，他把官袍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只穿里面那件。骆昶从门口过去，看了一眼椅背，没有说话。

那天来递文书的差役进屋子以前先敲了门。这个门以前不敲。

下午老陈把那杆官秤又校了一遍，校完把砝码上的灰吹掉，吹得很仔细。

那天下午他去了那条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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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别院在鹿鸣镇北头，门朝南开，门口两级石阶，阶上有一道车辙磨出来的凹。院里有三进，前头是账房，后头是正屋。院角种着一棵枣树，树皮裂成一块一块的，树下摆着两口缸，缸里结着冰。

进巷子以前，他站在巷口把领口整了整，把折好的袖口解开，重新折齐。整完他才进去。

她伸手把带子解了。她把官袍接过去。

她两只手托着，抖开看一眼，转过身，走到桌边。桌上铺着一块旧布。她把官袍摊在布上，把两只袖子往里折，折成三折，压在领子底下，又用手在襟上抚了两遍，把路上压出来的褶子抚平。

叠完，她把官袍摆在桌子那一头。

她从柜子里取出一双新靴，摆在门边。靴底上还留着锥子扎过的眼。

“你的鞋湿了，换一双。”

“我那双还能穿。”

“湿的穿一夜要裂。”她说，“换。”

他把靴子看了一眼，没有动。

“这件是你自己的。”她说。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里面那件是旧的，藏青的布，袖口磨白了一圈，是今年春上换的。

“那件是我的。”她说。

“那件里面的，料子是我挑的，尺寸是我量的。”她说，“今年一共换了两件，五月一件，十月一件。你自己不记得。”

他确实不记得五月那一件，心里沉了沉——她记他的事，比他自己还清。

屋里没有点灯。窗户纸糊得厚，天黑下来，先暗的是墙角的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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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到桌子这头，把账本翻开。

账本是她自己那本，牛皮纸的皮，皮上写着“鹿鸣镇姜宅”五个字，字是代笔的，一色的官楷。

她翻开第一页，没有念，抬眼看了一下他。

“今年的账，”她说，“我报一遍。”

“你报。”

“正月里翻案。”她的手指按在纸上，“县里的旧卷、州里的旧卷、崇京架阁库里那三间屋子的旧卷，一共抄了四十六册。抄工三百二十贯。”

“嗯。”

“递卷子走的是州里的门路。门包、茶钱、纸笔，加上住店的车马，二百八十贯。”

“嗯。”

“告身的使费一百六十贯。这道告身是我托人递上去的，钱走了两处，一处写在纸上，一处没写。”

“嗯。”

“你的商路是我作的保。作保不花钱，压的是我自己的牌子。这一项我不会算价钱，就按二百贯记。”

“随你记。”

“作保这两个字，怎么记在账上。”他问。

“压牌子就是压钱。”她说，“牌子押在州里，我今年少做了两条路上的生意。少多少，我自己也算不清，就记个整数。”

“整数你记高了。”

“记高了你不吃亏。”

“记低了你也不吃亏。”他说，“这账是你写的。”

“十月里有人砸你在场上的耳房。”她翻过一页，“那一夜我带去了二十个人，把守场的换了一半。二十个人，一个人的工钱一天八十文，算了三个月。一百四十四贯。”

“这三个月里他们还在场上。”

“在场上。”她说，“工钱按月结，一个月一天不欠。”

她翻过最后一页。

“十月里那间耳房，”她说，“修房的钱我没有记。”

“为什么不记。”

“房是场上的房。”她说，“修好了还是场上的。”

“白石县客栈那本旧簿子，”她说，“今年冬天我买下来了，花了十二贯。”

“为什么买。”

“簿子上有三个名字。”她说，“其中一个是你。”

“你花十二贯买我一条命。”

“买的是那本簿子。”她说，“你的命你自己留着。”

“车马纸笔零碎，十六贯。”

她把手指收回来，两只手叠在账本上。

“一共一千一百二十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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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静了一会儿。

院子里有人从二进过到三进，脚踩在冻硬的土上，一步一声。走到正屋门口，那人停了一下，没有进来，又走开了。

“纸上的账你看了。”她说，“不在纸上的，我报给你听。”

“你说。”

“四月里，白石县那间牢里的两个人。”她说，“一个姓吴，是送饭的；一个姓石，是老书吏。这两家的事，是我托人办的。花的钱不多，欠的是话。话我已经还了。”

“换的是什么。”

“换的是你在榷场上能站着说话。”她说，“你今年在场上卡过三条商路。三条里的两条，压的是我的货。我没有拦。”

“白石县那个老书吏，”她又说，“上个月调到了榷场的誊录房。话是我托人递的。”

沈砚的手在膝盖上停了一下，心里咯噔一下。

“他年纪大了。”

“年纪大的人手抖。”她说，“手抖的人誊出来的字，才有人信。”

他坐在桌子这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你要拦，拦得住。”

“拦得住。”她说，“我没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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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话说到这儿就停了。

停了一会儿，她伸手把桌上那盏灯拿过来。灯盏是锡的，灯芯只有一寸长。她拿剪子把灯芯剪了剪，剪掉一截烧黑的头，然后从火镰上打出火，点上。

灯点着了。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从暗处出来：账本、算盘、桌上那头叠好的官袍。

她把灯搁在桌子中间，搁在账本和官袍之间。

门外进来一个丫头，手里端着一碗姜汤，碗沿上缺了一小块。她把碗放在官袍那一侧，放完退出去。

沈砚没有端那碗姜汤。碗放在那儿，热气冒了一会儿，冒完了，碗面上结了一层皮。

“今年的账，”她说，“就到这儿。”

沈砚站起来。

“过了年，场上的封关要开。”他说，“开了我要连着忙两个月。”

“我知道。”

“忙完我把条子给你。”

“什么条子。”

“料场上的条子。哪一条路我动过，哪一条路我留着，我写清楚给你。”

她看了他一会儿。

“你写。”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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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了正屋，从前头的账房边上穿过去。

账房里还亮着灯，两个先生在对账，算盘珠子响得很密。他从窗外走过，里头的人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

走到二门的门槛上，他回了一下头。正屋的灯还亮着，光从窗纸上透出来，一小块黄的，落在院子里的冻土上。

出了巷口，街上已经熄了灯。镇上的更鼓刚敲过二更，北边的路上有一串驼铃，走远了。

他在街角站住，把袖口那道折子解开，重折了一折，折得比刚才紧。折完他接着走。

回到自己那间屋子，他先把门闩上，然后把官袍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屋子里冷，水盆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

他从枕下摸出自己的账本。

账本是粗纸的，一本只有十几页。他翻到最后一页，蘸了墨，写了一行。

欠：一千一百二十贯。

写完他把笔搁下，看了一会儿，心里沉了沉。

数目底下他没有写日子。

外头起了风，窗户纸响。他把笔套上，账本合上，塞回枕下。桌上那件官袍他没有再看，也没有往箱子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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