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四十九章 功劳簿最后一页

永通十七年，崇京与各县

立传的差事是腊月初二下到修史馆的。议功的册子一共九本，前八本已经抄完，第九本的最后一页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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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传的规矩是议功房拟的：凡在册上的人，一人一传，一传三百字。册子上的人数，是永通十四年议功之后又核过一遍的，一共一千九百八十三人。十四年那一次报的是一千七百九十人，这三年里又添了一百九十三个。

提举姓卫，五十八岁，管修史馆的事。他把册子从头翻到尾，翻完说了三句话。头一句，传抄不完。十二个抄手，一年抄不了六十万字。第二句，先立前三百人。第三句，第一行的名字空着。

分派抄手那天，十二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按次序排。第十二个是韩知古。他从永通十一年起就在修史馆抄旧燕的南面文书。五年里满馆没有人和他同桌吃饭，他每天自己带饭，饭盒搁在窗台上。

卫提举把名字一个个念过去。念完前十一个，屋里没有人说话。

“第十二个。”他说。

“在。”韩知古说。

分给他的是二十五个人。他接过去抱在怀里，回自己那一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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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报上来的东西是腊月里陆续到的。

报上来的不是传，是名字。名字要核两样：一样是死活，一样是重名。核出十七个名字下头注着“已故”，其中三个已经死了六年，名字还在册上，是因为当年报册的人把销字那一栏空着。

核出三处重名。前两处都是同一个人被两个县各报了一次：一处是肃州报的、凉州报的，一处是赤谷报的、白城报的。第三处不是。肃州报的那个死在永通九年，凉州报的那个还活着，在凉州教书，两个人同名。

议功房在这三个名字上各贴了一条纸，纸条上写的是：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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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的位置是留出来的，比别行高四指。永通十四年正月刚立册的时候，那一行是沈砚，写的是“摄政沈砚”。永通十四年正月十六，他自己划了那一行，旁边写了六个字：新律一册。无名。第二个月，那一行又被人写了回去。

这一次，腊月初四，他把册子翻开，找到第一行。他从笔架上取了一支新笔，蘸了墨。笔在纸上没有停，从行头划到行尾，划痕是直的，划过名字那三个字的地方稍微重一点。划完，他在旁边写了四个小字：不必立传。写在旧的那六个字下头，中间空着一行。

写完他把笔还回书吏手上，手没有停，接着去翻第二页。书吏捧着册子站在一边，等了一会儿，问了一句：这一行要不要再抄一份留底。

“不必。”他说，“划痕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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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澪那一本册子是腊月初六到的。

她的册子是从白城送来的，路上走了九天。册子送到政事堂的时候，封皮上有一处雨渍，是路上淋的。那一本的头一行也是她。永通十四年那一本上写的是“白城匠作院苏澪”，旁边她划过一道，写了四个字：校斗一器。这一本上报的还是同一行字。

她也划了。划的时候她不在崇京。册子送到白城匠作院，她在灯下翻开，从案头把刻尺取过来，压在纸上，用尺边对着那一行，用笔沿着尺边划过去。划完把尺收回去。旁边她写的还是那四个字：校斗一器。

腊月初十，两本册子并到政事堂，并在一张案上。两道划痕压在同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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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功房的人把这些都记在一本簿子上，一条一条。

记到“两道划痕压在同一处”这一条，有个书吏停住了。

“永通十四年那一回，”他说，“第二个月有人把那一行写了回去，笔画比原来重。这一回怎么办。”

“这一回不写。”房里的主事说。

“为什么。”

“写回去就得写传。”主事说，“三百字里写什么。写他划了自己的名？这一句写进传里，这一卷谁还看。”

书吏把这一条记下来了。记完他又添了一行小字：腊月初十，无人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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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是崔玄的。

他的册子是自己拿到政事堂去的。他如今是御史中丞，册子上头一行写的还是他，议功房填的是“三弹不改”四个字。他站在案边，把那一行划了，旁边写了一句话。

他写的是：臣的名字在弹章上，不必在传上。

写好他合上册子，交给书吏。他把笔搁回架上，退到案边站着，站了一会儿，把册子往案里推了半寸。书吏接过去，问了一句：中丞这一行，要不要注一个日子。

“注。”崔玄说，“注清楚是今天。”

书吏低头写日子，写错了年份，写成永通十六年。崔玄骂了他一句，骂的时候眼睛是红的。书吏把十六年刮掉，重新写上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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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的名册是腊月十二到的。

名册是顾无咎寄来的，用油纸包着，包了两层，绳结打得很紧。打开是一本县学的名册，纸是糙的，边角不齐。名册上一共十七个名字。

头一行是一个学生的名字：关六。第二行往下，都是学生。写到最后一行，才是教书的人。那三个字写得比别的行小：顾无咎。

名册的末尾另有一行字，是他人写的，笔画细。那一行写的是：县学第三年名册，学生十七人，教书的人一人。此册不必立传。

随名册还寄来一张纸。纸上写的是：县学的屋子是旧的，三间，漏雨，去年秋天补过一回；学生十七人，家里最远的走十二里路上学；学费不收，一人一年交两斗米。末尾写的是：学生里有两个认得律条第一句，念得下来。

这一行底下画了一道横线，横线画得直。书吏把这一页抄了一份，摆在议功房的案上，摆在沈砚那本册子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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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阉是腊月初九死在狱里的。

他在内侍省的狱里关了五年。死的那天早上，狱卒送粥进去，进去的时候人已经硬了，身上盖的还是那一床旧被。他在狱里那五年，外头没有人替他说话。永通十四年有人上过一封为他求情的奏疏，奏疏上没有署名，批的是不准。

他死的那天，狱里那间屋的墙上刻着字。字是用指甲刻的，刻得很浅，一行一行，从墙根刻到半人高。狱卒数过，一共刻了六十三行。头一行是一个年月，末一行是两个笔画，认不出是什么字。

他记了三十年的那本册子，是永通十五年交出去的。交出去以后一直在内侍省的库里锁着。腊月十一，内侍省把那一本册子搬到院子里烧。

烧的是库房后头那个砖砌的坑，平时烧废纸用的。册子一册一册丢进去，烧了两个时辰。纸烧成灰以后，灰是白的，一层一层压着。灰里剩下一样东西没有烧化：一块铁片，弯的，边上还带着铆钉。那是他那只铁盒上的一角。

烧之前，有人在库里翻过那一本册子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上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烧的时候，旁边有个书吏拿着笔，记了一本烧册的单子。记到最后一本，他写的是：册一本，无编号，已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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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立传的簿子送回修史馆。

十二个抄手分派下去，每人分二十五人。分派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卫提举把最后一页拿来翻。那一页还是空的。前头八本册子上的一千九百八十三个人，各在各的页上，一人一行，等着写传。第一行没有人，中间没有那三个人的名字。

卫提举把册子合上，抱着走到政事堂。路上的雪化了一半，靴底沾了泥，他在台阶上刮了两下才进去。他站在案前，把册子摆在案上，翻到最后一页。

案上摊着一张图，压着一方镇纸。图是永通元年画的那一张，边角磨白了，折痕上起了毛。

“这一卷要立传。”他说，“头一行空着，末一行也是空的。”

案后头没有人答。

他又问了一句：“那这一卷写谁。”

风从门口进来，把翻开的那一页掀起一角，又落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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