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旧册前页

沈砚次日到案房时，桌上已经放着一册旧目录。

册子是梁守成从目录房取来的，封面没有题签，右侧用细绳系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散册存放旧目”。纸条上的字比封面新，末尾没有日期，也没有经手人。

“就是这册？”沈砚问。

梁守成把册子放下。

“目录房的散册索引里记着，腊月间有一册待复核杂记，正月初十并入旧档。后来册名改作《旧档待核事项记》。这册是当时存放旧目杂记的目录，不是那本杂记本身。”

沈砚翻开封面。

第一页列着几类散册的暂存位置，第二页记着移交和借阅，第三页以后才是各册名称。纸页有些松，几处墨迹被水汽洇开，但大部分字还能辨认。

他没有先找《旧档待核事项记》。

而是从腊月初的记录开始看。

若这册目录确实记录了散册的存放和移交，那么它或许能说明那本待核杂记最初从何处来，何时进入目录房，又是由谁送交。

这几项信息，比再找一处相近的文字更有用。

第一页有一条：

“旧目核验杂记一册，暂置目录房西架。”

下一行：

“收件来源未明，待查原交单。”

没有日期，只有页边一处小字：“腊月初”。

沈砚继续往下看。

数行之后，又出现一条：

“旧目散页回记一批，暂与杂记分存。”

这条记录有日期，腊月初八。

经手栏写着“何”，接收栏写着“赵”，两栏都没有全名。

沈砚停住了。

“这条和待核杂记有关系？”

梁守成凑过来看。

“看不出来。它说回记一批与杂记分存，可能是同一时期整理的纸件，也可能只是存放位置不同。”

“这里的‘杂记’，是不是《旧档待核事项记》？”

“未必。册名还没定，不能直接对上。”

沈砚把这条记录抄下来。

“旧目散页回记一批，暂与杂记分存。”

他在旁边写明：日期腊月初八；经手“何”；接收“赵”；所指杂记未明。

接着，他翻到下一页。

腊月十一，有一条：

“待复核事项记一册，借查旧目收发，未动原页。”

腊月十二，记：

“原册归还，另附纸二张，未逐张核验。”

腊月十三，又记：

“附纸仍存，暂夹册后。”

三条记录之间没有明确的册号。

第一条写“待复核事项记”，第二条写“原册归还”，第三条写“附纸仍存”。从文字顺序看，它们可能指同一册，但没有连续编号，也没有完整借阅人姓名。

沈砚把三条分别抄下。

“这是不是说明，旧档待核事项记在腊月十一就已经存在？”梁守成问。

“能说明当时有一册被称为‘待复核事项记’的册子借查旧目收发。”

“那正月初十入档的那本呢？”

“可能是同一册。”

“可册名一样。”

“册名相近，不能单凭这一点认定。”

沈砚把目录册翻到正月初十的入档记录。

“待复核杂记一册，旧档待核事项记，暂入东架。”

这一条没有写来源，也没有写页数。

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接续关系：腊月十一借查的待复核事项记，腊月十二归还并附纸，正月初十以旧档待核事项记之名入档。

如果这几条确实指向同一册，那么昨日找到的第八页记录，可能来自腊月间那本待复核事项记。

可这仍然不能证明它与封皮夹层里的新纸有直接关系。

沈砚在三条记录之间画了虚线，写下“疑似同册，待原册核对”。

梁守成看着那几行字。

“你是不是觉得，腊月十二附进去的两张纸，其中一张就是我们昨天找到的清单残页？”

“有可能。”

“另外一张呢？”

“不知道。”

“目录只记两张。”

“是。”

“现在移交记录册后面有三张附纸。”

“这正是要查的。”

沈砚翻到正月末的重装记录。

此前已经查到，移交记录册重装时写着“附纸仍存”。当时没有数量。现在这册散册目录里，腊月十二的记录明确写了“另附纸二张，未逐张核验”，腊月十三又写“附纸仍存，暂夹册后”。

如果腊月间这两条记录确实属于移交记录册，那么它们可能说明当时有两张附纸被夹在册后。

但移交记录册与待复核事项记是两册不同的册子。

沈砚重新看了腊月十一的文字。

“待复核事项记一册，借查旧目收发，未动原页。”

腊月十二的“原册归还，另附纸二张”，可能是待复核事项记的归还记录，不一定是移交记录册。

腊月十三的“附纸仍存，暂夹册后”，也可能仍指待复核事项记。

若如此，昨日发现的清单残页与这两张附纸之间就没有直接关系。

他把原先写下的虚线旁边再加了一句：

“须先确认记录所指册名，不得移接至移交记录册。”

梁守成问：“那这条线索还能用吗？”

“能。它说明腊月间曾有一册待复核事项记借查旧目收发，归还时另附两张纸。只是这两张纸究竟附在哪册，还得看原始借阅记录。”

“这里不是写了原册归还？”

“写了原册，没写册名。”

沈砚没有继续往下推。

他将目录册合上，转而去找腊月十一的借阅原单。

目录房的借阅原单并不都按日期存放。有些附在册后，有些按借阅人归档，还有一些只在临时调阅簿中留下摘要。

梁守成先去找临时调阅簿，沈砚则检查正式借阅簿。

正式借阅簿中没有找到完整册名。

但在腊月十一的记录旁边，有一条小字：

“旧目核验杂记，借查收发次序。”

借阅人栏写“何”，归还人栏写“何”。

沈砚将两处抄下。

“何”字的笔迹相近，但这不能证明借阅人与归还人是同一人。也可能是同一人代为登记，也可能是后来的抄录者将两个栏位补成同一个姓氏。

他又查腊月十二的临时调阅记录。

没有同名册目。

只有一条：

“旧目纸件，归还后附纸二张，待核。”

经手人栏仍然只有“何”。

这条记录与散册目录上的“原册归还，另附纸二张”很接近。

沈砚把两份记录并排放好。

一份写的是待复核事项记借查旧目收发。

一份写的是旧目纸件归还后附纸二张。

两份记录的日期相邻，经手栏都只有“何”。

它们可能是同一事项的两处登记。

也可能是两项不同的调阅工作。

如果是同一事项，那么待复核事项记可能就是那本借查后归还的旧目纸件记录册；附纸二张可能在归还时夹入。

但仍然不知道附纸具体是哪两张。

沈砚没有把“何”直接认作何守义。

他在记录中注明：

“腊月十一、十二两条临时调阅记录均见‘何’字，未有全名。何守义曾参与旧目核验，但无证据证明此处经手人即为何守义。”

梁守成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旧借阅单。

“找到了另一份。”

借阅单上写着：

“旧目核验杂记一册，借查原项与回单登记。”

借阅日期腊月十一，归还日期腊月十二。

借阅人栏写“何守义”。

沈砚接过来，先核对日期，再看借阅内容。

这一次，借阅人有全名。

他将借阅单与此前的临时调阅记录并排放好。

“这能证明何守义借过一册旧目核验杂记。”

“是。”

“也能证明他在腊月十二归还。”

“是。”

“但不能证明附纸二张就是他带回来的。”

梁守成问：“借阅单不是写了归还日期？”

“写了归还日期，没有写附纸。”

“临时调阅簿写了附纸二张。”

“但那条记录的经手栏只有‘何’，没有全名，也没有写册名。”

“两个日期正好接上。”

“可以作为关联线索，不能直接认定。”

沈砚把借阅单放在最上面，又将临时调阅簿的抄录放在下面。

他没有在两份材料之间画实线。

何守义借查旧目核验杂记一册，确有记录。

腊月十二，有一条旧目纸件归还后附纸二张的记录，也确有记录。

两条记录的日期相邻，姓氏相同，事项相近。

但没有同一册号，没有同一经手全名，也没有一张清单写明附纸二张的具体名称。

这仍然不是可以直接闭合的证据链。

沈砚决定再问何守义一次。

这回，他把借阅单原件拿给何守义看。

何守义看见自己的名字，先点了点头。

“这份借阅单是我。”

“你记得腊月十一借过旧目核验杂记吗？”

“看见单子就能确认借阅记录是我的。至于当时具体看了哪些页，我现在记不全。”

“腊月十二归还时，有没有附纸二张？”

何守义仔细看了临时调阅记录的抄录。

“这条我不记得。”

“你是否曾在归还时补附纸件？”

“可能有过，但不能确认是这一次。”

“你是否记得那两张纸的内容？”

“没有印象。”

“是否记得其中一张提到丙项回单？”

何守义摇头。

“不能确认。”

沈砚将这些回答逐项记下。

何守义又看了一眼借阅单。

“我借查旧目核验杂记，是为了看原项与回单登记的对应关系。那时有些旧目散页找不到原册，回单又没有销。我们需要查清楚哪些纸件只是说明，哪些纸件是原始收件。”

“你记得当时有没有把一张清单夹进册后？”

“记不得。”

“如果附纸二张确实是你归还时带回的，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查阅时抄下的事项，也可能是原来就夹在册里的纸。还可能是另一个经手人送来的补充纸件。”

“你当时会不会写‘原件未见’？”

“可能。”

“你能不能确认新纸是你写的？”

“不能。”

何守义说完，把借阅单推回沈砚面前。

“你现在有一份借阅单，有一份附纸记录。它们可以说明那两天发生过借阅和附纸，但不能说明附纸内容。你若把它们写成我归还时附了两张丙项回记，那就超过记录了。”

沈砚点头。

“我不会这样写。”

何守义又看了看新纸抄录。

“不过，既然新纸说‘后续清点不得据本纸代原件’，你们最好找找当时有没有专门的清点回记。若这句话是写给后续清点的人看的，可能会有另一处记录提到它。”

“清点回记在哪里？”

“目录房、旧档房都可能有。具体叫什么，我不知道。”

“你记得当时有哪一轮清点？”

“腊月中旬之后，旧目散页和回记纸件有过一次归并。后来又有一次转存。两次之间有没有单独清点，我不确定。”

沈砚把这段陈述记为回忆性线索。

他没有把“后续清点”直接对应到某次已知清点。

离开何守义处后，沈砚回到案房，重新查看腊月间的清点记录。

他先找“清点回记”四字。

没有找到。

再找“逐张核验”。

有一条记录写：

“旧目散页回记若干，未逐张点验，暂按原项分列。”

日期是腊月十五。

经手栏只有一个姓氏“赵”。

另一条记录写：

“回单类纸件一份，所据原项未明，另存。”

日期不清，位置在腊月十五记录后面。

这条此前已经查过。

当时沈砚认为它可能是一般性的回单类纸件说明，不能直接认作丙项回单。

现在再看，它仍然没有出现丙项字样。

但它与腊月十五的“旧目散页回记若干”相邻，可能是同一轮清点中的另一项。

也可能是后人抄录时附在旁边的旧记录。

沈砚把两条分开抄录。

“旧目散页回记若干，未逐张点验，暂按原项分列。”

“回单类纸件一份，所据原项未明，另存。”

他又查了腊月十五前后的箱号记录。

当天有一批旧目纸件从目录房移往旧档柜，登记为“旧目散页及相关回记”。接收栏没有逐项编号，只有总件数和大类名称。

回单类纸件没有单独列在移交清单中。

如果那份回单类纸件属于旧目散页回记，它可能随这批纸件一同转存。

如果它是另一个事项，也可能在移交时被归入“相关回记”。

但没有逐张清点，无法确定。

沈砚看着记录。

他想起第四十七章查到的那份箱内说明纸。

“回单类纸件一份，所据原项未明，另存。”

那份纸没有丙项标记，也没有具体名称。

如今腊月十五的清点记录又出现了“回单类纸件一份”。

这两处文字可能有关。

也可能只是同一类事项的重复登记。

沈砚没有把它们合并。

他将两处记录的出处、日期范围、上下文分别写清。

一处是箱内说明纸，发现于东柜二号待核箱。

一处是腊月十五前后的清点记录，出现在旧目散页回记事项之后。

两者没有共同编号，没有明确的形成日期，也没有写明同一纸件。

他在记录末尾注明：

“虽均见‘回单类纸件一份’或相近表述，仍不能据此认定为同一纸件，更不能据此认定为丙项回单。”

梁守成问：“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回单类纸件可能就是丙项？”

“可能。”

“那为什么不重点查它？”

“要查，但先查它有没有自己的移交记录。”

“如果没有呢？”

“就只能继续保留为未辨原项纸件。”

沈砚取出旧档移交册，查看腊月十五之后的转存情况。

腊月二十一，旧目散页与相关回记移入旧档柜。

清单上写：

“旧目散页一批，相关回记若干，未辨原项纸件若干。”

没有逐张数量。

没有单列丙项。

也没有写“回单类纸件一份”。

沈砚又翻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目录房退回记录。

当时，三册待核旧目账、散页包和未分类纸件一并退回目录房。清单只按册数、包数和大类登记，散页包没有拆开，未分类纸件也没有逐张编号。

这说明在更早的转存过程中，纸件已经失去逐张对应的记录。

腊月十五的清点或许是后来重新归并时形成的说明。

但它没有恢复原来的纸件编号。

沈砚将十一月二十八日、腊月十五和腊月二十一三处记录分别放在案桌上。

它们共同说明，旧目散页、相关回记和未辨原项纸件曾经多次转存、归并，且部分环节没有逐张清点。

但它们不能说明某一张具体纸件在每一次转存时的位置。

他在案卷里写：

“旧目散页及相关回记的转存记录，多以批次和大类记载，未形成逐张编号。现有记录不足以将箱内回单类纸件、腊月十五清点所记回单类纸件与丙项回单对应。”

写完，他将这条放在丙项总记录之后。

午后，梁守成又带来一份目录房旧柜移交单。

“你之前问过散页包的原始位置。这份是旧柜移交时留下的。”

移交单记载，腊月二十一，旧目散页一包、相关回记若干、未辨原项纸件若干，由旧柜移入东柜二号。

接收栏写“赵”。

经手栏也写“赵”。

两处字迹相近，但都只有一个姓。

沈砚看了一会儿。

“这张移交单原来在哪里？”

“夹在旧柜移交册后面。目录房整理时才找到。”

“有没有原始附件清单？”

“没有。”

“有没有箱内分项？”

“没有。”

“接收时逐张核验了吗？”

“记录只写按原清单点收，没有说明逐张。”

沈砚将移交单抄录下来。

这张移交单的时间与此前已知的旧档柜转存时间相合。

它证明腊月二十一，旧目散页、相关回记和未辨原项纸件移入东柜二号。

但它没有列出具体纸件。

也没有说明箱内是否已有那张新发现的薄纸。

如果薄纸在腊月二十一以前形成，并且随相关回记转存，它可能在箱内。

如果它在腊月二十一以后形成，则可能是在入柜后才被夹进封皮。

如果它是正月某次修补时夹入，也仍然有可能。

移交单无法区分这些情况。

梁守成指了指接收栏。

“这里两个赵字，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可能。”

“有办法查吗？”

“要找同一时期的签名样本和职务记录。”

“赵承？”

“赵承曾经参与乙项暂存，不等于他负责腊月二十一这批旧目纸件。”

“赵谦？”

“赵谦是收讫经手人之一，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接收过这批纸件。”

“那就查所有姓赵的？”

“先查当时负责旧柜移交的人，不是把所有赵姓都列成嫌疑人。”

沈砚翻出旧柜值守表。

腊月二十一的值守表上，负责移交登记的是赵姓书吏，名字只剩一个“赵”字。旁边另有一名接收人，姓氏也写“赵”。

值守表没有完整职名。

沈砚又查了当日的差役排班簿。

排班簿中有两名赵姓人员。

一名负责旧柜出入登记，另一名负责东柜接收。

两人的姓名分别为赵承、赵谦。

但排班簿只说明两人当日承担相关岗位，不等于移交单上的两个“赵”字必然就是他们。

沈砚把排班簿与移交单并列。

“现在能确认什么？”梁守成问。

“当日排班中，赵承负责旧柜出入登记，赵谦负责东柜接收。”

“那移交单上的两个赵字……”

“可能分别是他们，也可能是代签或其他人补记。要看原始交接手续。”

“这不是已经很接近了吗？”

“还缺一份能把姓名与这张移交单对应起来的记录。”

沈砚没有再问赵承和赵谦。

他先查交接簿。

交接簿中，腊月二十一有一条“旧目散页及相关回记转入东柜二号”的记录。出柜人栏写赵承，接柜人栏写赵谦。

这一次，两人的全名都在。

沈砚把交接簿与移交单并排放好。

交接簿可以证明赵承和赵谦参与了这批纸件的交接。

移交单上的两个“赵”字，与交接簿两栏的人员分工相合。

但仍需谨慎。

移交单是否由两人亲笔签写，交接簿是否在同一时间形成，尚未核实。两份记录也可能都是根据另一份原始交接单抄录而来。

沈砚查看交接簿的页眉。

这册交接簿在腊月末重新誊写过一次，原始交接单可能另有存档。

页边注明：“据当日交接条补录。”

这意味着交接簿是补录本，不是原始签收单。

沈砚将这条写在旁边。

“赵承、赵谦参与腊月二十一旧目纸件交接，有交接簿补录可证；移交单两处‘赵’字是否由二人亲笔书写，仍未证实。”

梁守成问：“这是不是说明赵承和赵谦至少都经手过旧目散页？”

“说明补录本记载二人参与交接。”

“那赵承此前说自己没经手丙项，怎么解释？”

“他可以经手整批旧目散页，却没有经手丙项回单的单件核验。两件事并不矛盾。”

“也就是说，他接过一箱纸，不代表他见过箱里的每张纸。”

“是。”

沈砚把这句话写在记录旁边。

这恰好是此前赵承陈述中没有被充分展开的地方。

赵承说自己没有经手丙项回单，并不等于他没有参与过旧目散页整批转存。

但反过来，参与整批转存也不等于他知道箱内每张纸的具体内容。

他可能只按箱号和大类接收。

也可能接收时只核对总包数。

还可能由其他人负责具体纸件核验。

现有记录没有说明。

沈砚决定把赵承的陈述与腊月二十一交接记录分开保存，待以后若有必要，再请他针对“整批转存”和“单件核验”分别说明。

他没有立即去找赵承。

因为今天已经有足够多的记录需要核对，而赵承的陈述不应被用来填补记录本身的空缺。

下午末尾，沈砚又回到封皮夹层薄纸的记录。

他重新检查了薄纸背面的浅墨痕。

昨日只看出几道不完整笔画。

今日，他把纸放在侧光下，仍然看不清完整文字。纸背的浅痕像是曾经被另一张写有文字的纸压过，但不能确定压痕来自何时。

梁守成问：“要不要把纸背的痕迹拓下来？”

“先不做。”

“为什么？”

“没有合适的拓录条件。若操作不当，可能损伤纸面。先用现有方式记录。”

“那能不能看出它原来叠在哪张纸上？”

“不能。”

沈砚把纸背观察情况写进记录：

“背面右下方有浅墨痕，呈不完整横竖笔画，疑为叠压蹭染或原有残墨，无法辨读。未见可与现存其他纸件直接对应的文字、印记或边缘痕迹。”

写完，他把薄纸重新装入夹页袋。

这张纸在封皮夹层中被发现，位置特殊。

但特殊位置并不能自动证明它是后来夹入，也不能证明它是箱子原始组成部分。

它可能随箱入柜，也可能在箱子存放期间被夹入，还可能是在封皮修补时被压进夹层。

今日查到的修补记录，让第三种可能多了一处可查的时间范围，却没有直接把它坐实。

沈砚将修补簿正月初六的记录与腊月二十一的移交记录放在一起。

若薄纸是在腊月二十一随箱入柜，那么它可能早于正月初六的封套补纸记录。

若薄纸是在正月初六修补时夹入，那么它可能与那次封套补纸有关。

若薄纸是在两者之间的其他时间夹入，则目前仍没有记录。

他在纸边写下三个时间范围：

“腊月二十一以前或当日。”

“腊月二十一以后至正月初六。”

“正月初六以后。”

每一项后面都写“未证”。

梁守成看着三行字。

“这样查下去，可能要把东柜二号箱从入柜到现在的所有记录都翻一遍。”

“是。”

“可箱子已经换过位置，封皮也可能补过。”

“所以不能只查纸件转存，还要查箱体修补和柜架移动。”

“你觉得有必要把箱子送去修补处看吗？”

“先不送。没有必要为了查一张纸，先改变箱子的现状。我们已经记录了发现位置，若要进一步检查封皮结构，需另有记录和见证。”

梁守成点头。

“那今天先到这里？”

“还差一件。”

沈砚把旧档待核事项记第八页的抄录拿出来。

他又读了一遍：

“旧目回记，初收若干，原项未全，分列待核。”

“丙项回单，未见原件，暂附回记。”

“旧目抄页二张，仍待原册核验。”

“其余回记，未辨原项，另存。”

这四条与新纸的文字相近，但新纸中多了“后续清点不得据本纸代原件”。

他想知道，这句话是否只出现在新纸上。

于是，他翻查旧档待核事项记的其他页。

前几页有一条相似提醒：

“本记只供后续核验，不代原始收件。”

另有一条：

“未核原项者，不得据此销项。”

这两条都没有写明经手人，也没有完整日期。

它们说明这本册子的记录者曾经提醒后来核验的人，不要把待核事项记录当作原始凭据。

但这仍然不能证明新纸是从这本册子抄出的。

也可能是同一时期的文书习惯。

也可能是不同人面对同样的核验问题，写出了相近的提醒。

沈砚将三处文字并列抄下：

“本记只供后续核验，不代原始收件。”

“未核原项者，不得据此销项。”

“后续清点不得据本纸代原件。”

他没有在旁边写“同一人”。

也没有写“同一批次”。

只写：

“均有防止以说明、回记代替原始凭据之意；具体形成者及相互关系未明。”

梁守成看完。

“这至少能说明当时的人知道回记不能代替原件。”

“是。”

“那为什么还要把回记和回单放在一起？”

“可能为了后续核验方便。”

“也可能因为原件找不到，只能先把相关回记放在一起。”

“是。”

“那这张新纸是不是就是为了防止后人把它当原件？”

“有这种可能。”

沈砚把抄录收好。

他没有进一步解释。

案房外的天色渐暗，目录房送来的册子已经全部核对完毕。

沈砚将今日查到的材料分成五项。

第一，腊月十一有一册旧目核验杂记借查旧目收发，借阅人为何守义，腊月十二归还。此事有借阅单可证。

第二，腊月十二另有旧目纸件归还后附纸二张的记录，经手栏仅记“何”，未写册名，也未列附纸名称。是否与何守义借阅同一事项有关，尚未确认。

第三，腊月间曾有一批旧目散页回记与待复核杂记分存，另有待复核事项记借查、归还和附纸记录。各记录所指册件是否相同，尚未确认。

第四，腊月二十一旧目散页及相关回记移入东柜二号。交接簿补录记载赵承为出柜人、赵谦为接柜人；原始交接单未见，移交单两处“赵”字是否由二人亲笔书写，尚未确认。

第五，旧档待核事项记中有多处提醒，说明记录不能代替原始收件或原项凭据；新纸末尾的提醒与之相近，但不能据此认定同一书写者或抄录关系。

写完之后，他又加了一条：

“腊月十二所附纸二张，名称、内容、去向均未明，不得与新发现薄纸或清单残页直接对应。”

这一条写得比其他几条更重。

因为现在最容易发生的错误，就是将所有“附纸二张”“相关回记”“回单类纸件”都当作同一批纸。

它们有可能相互关联，却没有证据证明它们就是同一批。

沈砚把今日新增的借阅单、临时调阅记录、散册目录、交接簿补录和修补记录分别装入不同夹页。

最后，他在案卷封面写下：

“旧目核验杂记及附纸关系待查。”

没有写丙项。

也没有写赵承、赵谦。

案卷放回桌角时，他又取出昨日的薄纸抄录。

纸上的“赵”字仍然只有一个。

它没有因为今日找到了两名参与旧目散页交接的赵姓人员，就变成了赵承或赵谦。

它也没有因为何守义曾经借阅旧目核验杂记，就变成了何守义所写。

沈砚将抄录收回夹页。

今日查明了一册旧目核验杂记曾被借阅，也查明腊月十二有两张附纸的记录；查明赵承、赵谦参与过腊月二十一旧目纸件的整批交接；还查到旧档待核事项记中有与新纸相近的提醒。

这些记录让事情的边界更清楚了。

但附纸二张究竟是哪两张，仍旧不明。

清单残页原来附在哪里，仍旧不明。

封皮夹层薄纸何时进入箱子，仍旧不明。

丙项回单原件在哪里，也仍旧不明。

沈砚合上案卷。

他忽然想到，若腊月十二附纸二张的记录确实与何守义借阅同一册杂记有关，那么那两张纸可能是在归还时一并夹入册后。

而如果后来那本册子又被整理、重装，附纸可能被移出，也可能留在原处。

若其中一张正是清单残页，那么移交记录册后附的清单残页，或许曾经经历过一次重新归档。

可这条推测还缺少最关键的一件事：

没有任何一份记录写明腊月十二所附纸二张的内容。

沈砚没有把这个推测写进正式结论。

他只在自己的待查页上记了一句：

“查腊月十二附纸二张的原始去向。”

这不是答案。

只是下一步必须找到的那张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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