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都市的打工人

汽车到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拎着包站在陌生的街头，看着往来的人群和闪烁的霓虹灯，突然有点发懵。风里带着陌生的味道，不是家乡的泥土气，也不是工地的灰尘味。我找了家最便宜的小旅馆，十块钱一晚，房间小得转不开身，墙上还掉着皮。我把袋子往床上一扔，瘫坐着，突然笑了。

这就是我要闯的江湖啊。

没有锦囊，没有银钱，只有一腔没处安放的热血，和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梦。窗外的车水马龙还在继续，没人知道这个小小的房间里，藏着一个农村青年全部的野心和惶恐。我摸出兜里最后一支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这次没呛着。

管他呢，先活下来再说。

第二日的清晨，小旅馆中午才会退房，我必须用一上午的时间，去找一个大城市里城中村的出租屋，一个月百十块的那种。

只是，这个城市太大了。

一张地图，公交车和步行，双脚带你走不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而我，必须在十二点前回到小旅馆。

如果，上天真的能听到穷人的呐喊，或许，世界会安静很多。不只是上天，连公交车也没有听到我的呐喊，走走停停，然后堵车。终于在我回到小旅馆的时候，成功的到达了一点。

好在前台大姐虽然黑着脸，嘴里嘟嘟囔囔的咒骂着，却并没有将我的编织袋扔到门外。我陪着笑脸，弯腰低头，从未有过的卑微。

这是一个多雨的城市，兜里的几百元不知道可以撑到什么时候，立交桥下面，就成了许多底层打工者的最爱，虽然有刺骨的寒风，却至少有遮天的水泥。

囫囵着衣裳钻进水泥地上铺好的被子里，即使使劲裹得严实，却也挡不住风往里钻。

在嘈杂的过往车辆的噪音中快要睡去的时候，脑海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今晚在这里冻成一具尸体，会不会也算是一个好的解脱，至少，小说里写着，冻死的人，不会觉得冷。

脑海里渐渐安静了下来，除了冷，没有别的感觉。

脑海里渐渐嘈杂了起来，除了冷，还有饿。

还能感觉到饿，证明我还活着。

睁开眼，远处身着橘黄色环卫马甲的大爷，使劲挥舞着手中的扫帚，为这个城市的主人们带来清晨的干净。我很庆幸睁开眼就看到大爷，虽然我和城市的主人不搭边，可我至少体验到了和他们一样的干净。

扛着编织袋，来到一处路边的早餐摊位前，即使这样廉价的水煎包，也需要一块钱五个，个头和老家的饺子差不多，馅却少的可怜，油脂将面煎到金黄散发出的香味混合着大爷清扫马路时飘过来的灰尘，热腾腾的驱散了一夜的寒冷。

无处安放的编织袋，我只能扛着它，沿着地图继续寻找城中村的位置。

没有再坐公交，我用脚去丈量着这个城市的大小，只是，小县城出来的我，再一次低估了这个城市的宽阔，到中午时分，我才找到了地图上对应的村庄，只是，这里离我想要去的地方，还有和上午相同的距离。

昨晚上没有吃饭，今早的五个水煎包早已在不到九点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从胃里成功的转移到了肠道里。

路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烩菜大米馒头此刻蒸卖力的勾引着我的胃，以至于它此刻不停地咕咕叫着，犹豫的片刻，正吃着大白馒头的大叔看出了我的窘境，对着我喊道：“小子，能搬动砖不？”

围坐吃饭的人们齐齐的看向我，我点点头“能。”

“中午管饱，一下午四十，干不干？”

“干！”

四个大白馒头和一碗烩菜，我摸着滚圆的肚子打着饱嗝，扛起袋子对着旁边的大叔道：“在哪里？”

大叔付过账，带着七八个刚刚吃饭的人们，冲我招招手，我急忙快步跟上。

天黑的时候，舍不得买一副手套的我，十根手指火辣辣的疼痛。

心里也在埋怨自己，图啥，受这罪？这个地方离着真正的城市边缘还有段距离，工地外的饭是村长媳妇卖的，五元一份管饱，连带着一副一元的手套也卖到了三元。

柳工头从兜里掏出四十元，递到我手里，吧嗒一口嘴里的烟，问道：“小子，看你干活不偷懒，明天还干不？”

我低头将钱装好，回道：“柳叔，能干，但是我刚来，需要找一个住的地方。”

柳工头看着我，将手里的烟扔在脚下，踩灭道：“这不难，前面十来里地，就是城边，我就是那个村的，家里家家户户盖的出租屋，你愿意租我家的，我给你便宜点，愿意租别人家的，我带你过去看一下。”

我好似抓住救命的稻草般，点头道：“柳叔，您家一个月多少钱？”

“单间，有卫生间厨房，一个月一百二。”

“有没有再便宜点的？没有卫生间也可以。”

“没有。都是这样盖的，要不不好租。你要是跟着我干活，我给你算一百。”

“嗯，那柳叔，干活多少钱一天？”

“八十，中午管饭。工资日结。”

“行，我跟您干。”

柳工头骑着一辆破旧的电摩，将我还有我的编织袋，带回了他的家。一条条狭窄的巷子，一座座五六层高的楼房，参差不齐，高低不一，颜色各异，几乎每家的下面都是商铺，卖着可供人们生活下去的各种吃穿用戴。

记过扰攘的人群，柳工头停下电摩。

用一个蓝色的小牌打开了一栋楼的大门上的小门，勉强能让电摩进去的宽度，却在进去后看到了至少十几辆电动，有停放的，有充电的，不很有素质的停放让整个门道里连人都过不去。

柳工头在骂骂咧咧中将一辆又一辆的车排好。

我抬起头，看着这个即将入住的地方，心里竟然有一些莫名的兴奋，以至于也没有放下编织袋去帮柳工头推车。

四楼，一间向阳的房间。

当然，在群楼林立的环境当中，所谓向阳，也只是一个方位，而不是真的能见到阳光。

这里几乎所有的房东都会住在顶楼，因为不允许无限制的拔高楼层，所以顶楼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所有的楼层都和学校的教学楼一样，中间一个走廊，两边全是单间。所谓的厨房和厕所，只是在靠近窗户的位置立着铝合金的推拉门，然后再中间隔一堵墙，分为两部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结构，但至少不会冷风肆虐。

只是，一个习惯冬天有暖气的北方人，还是低估了南方城市的湿冷，尽管这里也不算是正经的南方。

尽管很累，但已经干过七年苦力的我，还是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做饭，搭乘柳工头的电摩到工地，搬砖，中午大白馒头烩菜管饱，然后继续干活，下班领钱，回家。

我总会在洗漱完之后，换一身干净的衣物，晃荡在一条条狭窄的街道上，看着旁边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属于这里的美食。然后在没有人关注的目光中，买五毛钱的面条和五毛钱的馒头，再有五毛钱的豆芽菜，在老板不解的目光中，回到在这个城市里属于自己的出租屋。

将豆芽炒出，在还有油荤的锅里将面条煮进去，再把一个馒头放到蒸屉之上，当汤面好的时候，馒头大概率已经热了，至少不是冰凉的。

一块五的材料，分为早上和晚上，同样的食材，同样的步骤，然后在饥饿中撑到中午，狠狠的吃到撑。

不觉间已是一月过去，除了给父母报个平安，也只是偶尔和朋友们聊聊天，一个月二十的话费，也不允许聊很多。

在某天休息的时候，在这个城市里办理了一张有着这个城市印记的手机卡和银行卡，然后将这个月赚到的除去房租水电的两千元，存进了那张卡里。

柳工头说，再有一个月就过年了，工地可能随时停工。

意味着，我可能需要再去寻找别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渐渐地，街道上的年味越来越重，也终于等到了柳工头说的停工。

腊月初十。

回家过年是需要成本的。

或许，也只有我自己会这么认为，再或者，所有的穷人都会这么认为。

已然到了腊月二十，在腊月天找一份工作真的很难，一天两顿饭，开支不过三元，晃荡在大街上，看着每一个公交栏里的招聘信息，在一次次失望中，打电话问每一个可能的生存机会。

城中村的街道稀疏了起来，随处可见拖着行李箱的男男女女，穿着自认为光鲜亮丽的衣服，脱离这个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回到那个长大的牢笼，用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在那些一年只见一回的亲戚朋友面前充一回阔绰，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满足自己为数不多的虚荣心。

终于在小年的鞭炮声中，我找到了休息十几天后的第一份工作。

酒吧老板是本地人，就开在离城中村不远的地方，但也算是城里了。服务员过年回家，临时找几个，我很庆幸的成为了其中一个，不幸的是，老板也只找到了我一个。

晚上六点，我第一次来到了只存在于听说的酒吧。

对于一个吃大排档都觉得档次不低的底层人来说，灯红酒绿只是书本里的四个字。倒是没有想象中震耳欲聋的嘈杂音乐，一个长发男生抱着一把吉他，在舞台上自顾自的唱着《丁香花》，卡座里稀稀疏疏的几个人，要么和朋友小声聊着天，要么端着酒杯认真的倾听歌手的演唱，没有喧闹，没有灯光，安安静静的听着，安安静静地坐着，仿若一切安好。

陈哥（酒吧老板）给我安排了具体的工作，具体到点单，上桌，打扫，因为只有我一个服务员，所以，我将全部的活包圆了。

相对于搬砖的活来说，这里确实很轻松，哪怕是只有我一个，哪怕全是我的活。

人数不多，在客人们不需要我出现的时候，我几乎都会靠在吧台上，看着台上的长发男子唱歌。他的声音还不错，比较轻柔的感觉，吉他弹得好不好，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不敢置喙。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顾客才陆陆续续离开，我也开始了我今天的最后一项工作，打扫。

长发男子收起吉他，背着盒子，走到吧台前，陈哥将一张百元大钞递到了他的手里，他收好钱，礼貌的告辞离开。

一个小时后，我终于将所以的活做完，看看手机，已然是十二点半，我过去将陈哥递过来的六十元装进兜里，然后离开酒吧。

裹紧了本来就不算厚的衣物，步行回家也需要至少十分钟，想着长发男子接过的百元大钞，心里不禁嘀咕，到底是有些手艺的，赚钱就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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