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六章 内鬼

验火的结果，第三天就出来了。

醋泡过的灰，浮起一层油花，浮得清清楚楚。桐油，两处，一处在西墙根，一处在梁柱接头的下方——第二处是为了让火烧上梁。

“是有心人。”方采茵把瓷瓶放下，“他知道火要烧到梁上，才烧得干净。”

“那是谁？”大伙计问，“值夜的是两个人，一个提水去了，一个在柜上打盹——”

“打盹那个呢？”

“叫小六子，十八岁，来了两年，吓坏了，话都说不利索。”

“叫来。”

小六子跪在地上，浑身抖。

“你打盹的时候，有没有听见什么？”

“听……听见有人走路。”

“走路？”

“后院的石板路，有人走过去。我以为是提水的老赵。”

“什么时候？”

“不知道……火起来之前，有一会儿。”

“走了几步？”

小六子想了想：“进了后院，走了十来步，停了。停了一会儿，又走回来。”

“你为什么不看？”

“我……”小六子哭起来，“东家，我以为是老赵。后院夜里就我们两个人。”

方采茵让他下去，然后问了一句：“后院的钥匙，谁有？”

“三个人。”大伙计答，“您，我，还有管库的陆二柜。”

陆敬斋，五十岁，在晋通做了二十年，从学徒做到二柜，管库房的钥匙管了十一年。他做事极细，票根入库出库，一笔一笔记在册上，一手小楷，工整得像刻的。

方采茵没有立刻叫他。

她先让人把陆敬斋这二十年的账调出来——不是号里的账，是他自己的账：每月的工钱、每年的花红、逢年过节的赏、家里的人口、儿子的差事。

调了三天。

第四天晚上，方采茵把陆敬斋请到账房。

屋里只有两个人，桌上点着一盏灯，灯下摊着一本册子。

“陆二柜，”她说，“我给您算一笔账。”

陆敬斋站着，手垂在两边。

“您二十岁进号，头三年是学徒，月钱二钱；第四年转正，月钱六钱；第十年做管库，月钱一两八；第十五年的花红是二十四两，第十八年是三十六两。”方采茵一页一页翻，“二十年下来，工钱、花红、赏钱，一共是四百七十六两。您家里五口人，二十年吃用，我按最低的算，三百八十两。剩下九十六两。”

她抬起头：“您这二十年，值九十六两。”

陆敬斋的嘴唇动了动。

“您儿子在元隆号做事，去年三月进去的，做的是跑街。”方采茵继续往下说，“跑街的月钱一两二钱，可他去年的年尾，往家里拿了一百两。今年三月，又在城南典了一处院子，三百二十两。”

她合上册子。

“陆二柜，我不问您这银子从哪儿来。我只问一句：那夜的桐油，是您泼的么？”

陆敬斋站着，站了很久。

灯芯爆了一下。

他忽然跪下去，跪得很重，膝盖砸在砖地上。

“东家……他们说，只烧票根。他们说烧了票根，假票就成了真票，逼您折价收兑，收兑完了，把您请出去，让我做总号的二东家……”

“他们是谁？”

“元隆的申老东台。”陆敬斋抬起头，眼泪流下来，“东家，我儿子在他们手里。我不做，我儿子就没命。”

方采茵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火起来的时候，您在哪儿？”

“我在西街口的茶馆里坐着。”他哭着说，“我坐了一整夜。我听见救火的声音，我想回来，我不敢回来……”

“库房里还有六口箱子。”

“那里头是空的。”陆敬斋说，“我知道是空的。”

方采茵沉默了很长时间。

“陆二柜，”她终于开口，“按号规，放火，送官，问斩。”

陆敬斋瘫在地上。

“可我不送官。”方采茵说，“送官，全平遥就知道晋通的票根烧了。烧了票根，我这三十处柜，明日就得关门。”

她把册子推到桌子中央。

“从明日起，您搬到后院的柴房去。一日抄五百张票根，从各分号的月榜副本上抄，抄到一百零八册补齐为止。抄完了，再抄第二遍，抄到您死。工钱照发，一文不扣，一文不给家里。”

她站起来。

“您儿子的命，我替您保。您这条命，抵那些账。”

陆敬斋抬起头，满脸是泪：“东家……”

“出去吧。”方采茵说，“我不打您，也不骂您。您自己算算，这一辈子，值几两。”

从八月到十月，后院的柴房里，日日有一盏灯。

陆敬斋一日抄五百张，抄了七十多天，抄到手上的茧破了三层。他不说话，只在抄完一册的时候，把册子送到账房门口，放在阶上，退回去。

方采茵一册一册验，一册一册编目，重新码进新做的木架。

一百零八册，到十月初八补齐了。

补起来的那一册一册，纸是新的，字是旧的——都是同一批存根，抄了两遍，抄错一个字，重抄一张。

“东家，”大伙计问，“这些抄的，能算数么？”

“算。”方采茵说，“抄的是账，不是纸。人家拿票来兑，我验得出真假——真票是柳坡的二帘纸，假票不是；真票的骑缝透光有个‘通’字，假票没有。纸烧了，暗记烧不掉。”

她把手按在那一摞新册上。

“烧掉的是纸，烧不掉的是规矩。”

九月里，两个外乡人被抓了。

抓他们的不是衙门，是保甲。平遥城清查户口，查到城南一间车马店，两个住客拿不出路引，口音是直隶的，行李里有一小桶桐油。

保甲把人送到县里，县里问了两堂，问不出所以然，正要放，平阳府来了一角文书：晋南驿道屡有盗警，凡无引游民，一律递解原籍，毋得逗留。

两个人被递解走了，一路往北，出了山西。

方采茵听说这件事，问了一句：“谁递的文书？”

“平阳府。”

“平阳府为什么管两个纵火的？”

大伙计答不上来。

方采茵低下头，笑了一下。

“因为他不能说这是纵火。”她说，“一说纵火，就要问烧了什么；一问烧了什么，我这三十处柜就得关门。所以他只能说是游民，只能递解。”

她把笔搁下：“这就是当官的好处——他要护你，也得绕着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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