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四章 查库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七，藩司的委员到了曲沃。

委员姓何，名绍棠，四十来岁，捐班出身，做过两任州县，如今在藩司衙门当差。他坐一顶蓝布轿，带两个随从，一个书办。

到县衙门口，他没有进去，先让人把轿子停在街对面，坐了一炷香。

“何大人，”随从问，“不进去？”

“等等。”何绍棠说，“我先看看这县衙的门。”

他看的是门。县衙的门是旧的，门板上有一道裂缝，用铁皮钉了；门前的石狮子缺了一只耳朵；照壁上贴着告示，纸角卷了。

“这门，不像个办械局的衙门。”他说。

“那像什么？”

“像个穷衙门。”

何绍棠进衙，开门见山。

“李大人，兄弟这次来，是奉藩司之命，查一桩事。”

“请说。”

“有人具呈，说曲沃城西有‘公记铁铺’，私造火器，侵占铁场官地，以械局营利，而且——”何绍棠顿了顿，“而且说是李大人在背后主使。”

李元宏没有说话。

“兄弟是奉差办事，不敢不问。”何绍棠说，“也不敢乱问。请大人把账拿出来，兄弟看一眼，看一眼就走。”

“账在。”李元宏说，“要几本？”

“全要。”

账抬出来了，四大箱。

第一箱是工料账：某月某日，进铁多少斤，价多少；某月某日，出炭多少斤，价多少；某月某日，成管几根，废管几根。

第二箱是工钱册：三百一十二个名字，每个名字后头写着日子、工种、工钱、领银的手印。手印是按的，红泥，一个不缺。

第三箱是出货账：十七支枪，从“壹”到“拾柒”，每支的用料、工时、试射记录、编号、去处。

第四箱是杂账：修炉、买木、打绞盘、买油、买纸、买灯油，连账房里用的墨，都记着。

何绍棠在县衙的西厢坐了三日，一本一本核。

核到第二日，他把书办叫过来。

“你看这账。”他指着一页，“这一笔，铁料一百二十斤，价一两四钱四分。平定的行市，是这个价。可这里写‘脚钱二钱一分’，脚钱单列。”

“单列怎么了？”

“单列，就是没摊进料价。”何绍棠说，“一般的账，脚钱都摊进料价里，摊进去，一笔糊涂。他单列出来，就是让人看得清。”

书办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处？”

“好处是查得清。”何绍棠说，“查得清，就赖不掉。”

第三日，何绍棠要开库。

库在铁场后院，三间土房，门上一把大锁，锁是旧的，钥匙在王穗手里。

王穗来了，穿一件青布棉袄，手上戴着露指的旧手套。

“钥匙在我这儿。”她说，“开库要有三个人在场：委员、局董、账房。”

“哪里的规矩？”

“我立的规矩。”王穗说，“库里的东西，一个人开，说不清。”

何绍棠看了她一眼。

“你是账房？”

“是。”

“女眷做账房？”

“铁场的账，不分男女。”王穗说，“枪管上的膛线差一丝就打偏，账上的一文差一分就养奸。”

何绍棠没有再问。

库门开了。

里头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铁料按粗细分堆，管子按长短上架，废管捆成捆，靠在墙边，弹装箱，箱上贴着标签。

何绍棠走进去，看了一圈。

他走到废管那堆前，蹲下去，抽出一根。

管子里有一道斜沟，深一分，宽两分。

“这是废的？”

“废的。”孟匠头在旁边说，“拉了十七根，废了十七根。”

“废了怎么不熔？”

“熔了可惜。”孟匠头说，“改打锄头。今年打了六百四十把，卖了三十多两，账上有。”

何绍棠把管子放回去，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李大人，”他说，“兄弟查了三日，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说。”

“这账，太清了。”

李元宏看着他。

“一般的账，查的人总能挑出三两处毛病：一笔料价高了，一笔工钱虚了，一笔杂费说不清。挑出来，就有话说。”何绍棠说，“您这账，我挑不出来。挑不出来，我就没法往上写。”

“那你就照实写。”

“照实写，写什么？”何绍棠说，“写‘账目清楚，并无侵渔’？这话一写，上头的意思就办不成了。”

“上头是什么意思？”

何绍棠没有立刻答。

他走到窗前，看了看院子。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上落着几只麻雀。

“李大人，”他说，“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一趟差，不是查账的差，是查人的差。有人要动您。动您的由头，不是贪，是‘越权’。一个七品知县，办械局，这叫‘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那依你，我该怎么办？”

“停。”何绍棠说，“停三个月，等风头过去，再慢慢办。”

李元宏摇头。

“停不了。”

“为什么停不了？”

“因为炉子不能停。”李元宏说，“炉子一停，火就冷了；火一冷，再点就得温三天；温三天，匠人就散了；匠人一散，再聚就得一年。何大人，你查的是账，我办的是火。账可以停，火不能停。”

何绍棠沉默了很久。

“那兄弟只能照实写。”他说，“写‘系商民自办，与官无涉’。可后头得加一句：‘应饬该县不得干预商办之事。’”

“加吧。”李元宏说，“加了这一句，我还能办。”

何绍棠走的那天，下小雪。

李元宏送他到城外。

走到校场边上，何绍棠停下来，看着空地上那三块铁板。

铁板上有一个洞，洞边缘卷着，像一枚钉进去的钉子。洞旁边还有十几个浅坑，是打偏的弹痕。

“这是试枪的地方？”

“是。”

何绍棠走过去，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个洞。

摸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转过身。

“李大人，”他说，“我有个儿子。”

“嗯。”

“咸丰十年，八里桥。他二十四岁，在僧王麾下当个把总。”何绍棠说，“那一仗打完，尸首没找着。只找着一只靴子，靴筒里缝着一个布条，写着他的名字。”

雪落在两个人中间。

“我查您的账，查了三日，挑不出错。”何绍棠说，“我心里其实是想挑出错的。挑出错，我就能办您；办了您，我心里那口气，好像就顺了。”

“为什么？”

“因为您还在这儿打枪。”何绍棠说，“我儿子在八里桥，连一枪都没打出去。”

他把手在衣襟上擦了擦。

“李大人，我不办您。”他说，“我回去写‘与官无涉’。可您记着，这一句话保不了您一辈子。明年、后年，还会有人来。”

“我知道。”

“您知道，还办？”

李元宏看了看那三块铁板。

“何大人，”他说，“你儿子那只靴子，现在还留着么？”

何绍棠愣了一下。

“留着。”

“留着好。”李元宏说，“我这儿有一支枪，三百步穿一寸铁。你要是愿意，我送你一支。你带回去，放在那只靴子旁边。”

何绍棠看着他，眼睛忽然红了。

“不用。”他说，“枪留着打人吧。”

他上了轿。轿子走出十几步，他又掀开帘子。

“李大人，”他喊，“那枪，叫什么名？”

“曲沃式。”李元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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