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七章 粮道

同治元年五月，方采茵来了曲沃。

她是从平遥来的，坐一辆骡车，带了两个伙计，车上装着六箱货：两箱药材、两箱夏布、两箱南边的干菜。

“怎么带这些？”

“顺路。”她说，“曲沃的药贵，我从平遥带。”

方采茵今年四十六岁。她比八年前瘦，眼角有了细纹，可眼神还是那样，看人的时候很定。

她进了县衙，先去账房看王穗。

两个人关着门说了半个时辰。出来的时候，王穗的眼睛是红的，方采茵脸上却笑着。

“你们说什么了？”

“女人家的话。”方采茵说，“你不用听。”

那天晚上，两个人在后院坐着。

院子里有一架葡萄，葡萄还没熟，青的，一串一串挂着。月亮很好。

“西北要打仗了。”方采茵说。

“我知道。”李元宏说，“多隆阿进陕西，甘肃的兵也在调。”

“打仗就要粮。”方采茵说，“陕西的粮不够，得从山西调。山西的粮，得从晋南走。”

“你想接这个差事？”

“我不想接。”方采茵说，“官粮的差事，是最难做的。押运、交割、损耗、折扣，一层一层剥，剥到最后，运粮的人赔本，吃粮的人吃不上。”

“那你还来？”

“我来，是因为有一样东西比粮急。”方采茵说，“铁。”

李元宏抬起头。

“你的枪，要铁。平定的铁，走的是潞安、泽州那条路。这条路，今年三月被捻军截了两回。”方采茵说，“五月里，河南的张乐行往北边窜，泽州的路断了。你今年的铁，进不来。”

李元宏沉默了一会儿。

“你从哪里得的消息？”

“晋通在泽州有分号。”方采茵说，“分号的掌柜五月十二派人送信，走了八天到平遥。”

“铁还够用多久？”

“照你现在的用法，够两个月。”

那一夜，他们说到很晚。

方采茵提了一个法子：改道。

“平定铁走潞安，是因为路近。可路近不等于路通。”她说，“另有一条路，从平定往北，走盂县、获鹿，进直隶，再往西折回山西。绕远，多走六百里，可这条路是官道，有汛兵。”

“六百里，脚钱要多多少？”

“一斤多三厘。”方采茵说，“一百二十斤的管子，多三百六十文。一支枪多三钱六分。”

“一支枪的利，本来就薄。”

“薄也得走。”方采茵说，“路断了，铁就没了；铁没了，炉子就得停；炉子停了，你这两年的功夫就白费了。”

李元宏没有说话。

“还有一件事。”方采茵说，“这条路，我走过。”

“你走过？”

“咸丰五年。”方采茵说，“那年穗儿从洪洞到曲沃，走的就是这条路。她一个人，走了十一天。路上遇见的汛兵、卡子、客栈，她都记在一本册子上。哪一处要验票，哪一处要抽厘，哪一处的人好说话，哪一处的人不好说话，记了满满一本。”

“那本册子还在？”

“在。”方采茵说，“她给晋通抄了一份。这七年，晋通的商队走那条路，靠的就是那本册子。”

六月初，第一队铁料从平定起运。

三十六辆大车，每车装铁八百斤，一共两万八千八百斤。押车的是晋通的镖师，领头的是昌老拳——咸丰六年劫车案里护过车的老镖师，今年五十八。

方采茵要亲自去。

“你去做什么？”李元宏说，“路上有匪。”

“有匪，才要去。”方采茵说，“车队过卡子，卡子上的人认票不认人。票是我的名字，我不去，验票的人就要多问三句。多问三句，就得多给三两。”

“三两银子，比你的命重要？”

“三两银子不重要。”方采茵说，“可这一趟要是多给了三两，下一趟就得给五两。这个头一开，往后年年都得给。”

李元宏看着她，看了很久。

“采茵，”他说，“你今年四十六了。”

“我知道。”

“你不用这么拼。”

“我不用拼。”方采茵说，“可我得走这一趟。你办械局，办的是朝廷不知道的事；我走商路，走的是官府不管的路。咱们两个，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你在明处不能动，我在暗处得动。”

方采茵走的那天，李元宏送她到城外十里。

正是麦收，路两边的麦子黄了，割麦的人弯着腰，一片一片的。

“采茵。”

“嗯。”

“路上小心。”

“知道了。”

“到了获鹿，写封信。”

“知道了。”

她上了车，掀开帘子。

“元宏，”她说，“你这局，办到什么时候？”

李元宏想了想。

“办到不用办的时候。”

“什么时候不用办？”

“等朝廷自己要办的时候。”李元宏说，“等朝廷知道，枪不是买来的，是造出来的；造枪不是花钱，是花工夫。到那时候，我这局就可以关了。”

方采茵笑了一下。

“那时候，你多大了？”

“不知道。”李元宏说，“也许五十，也许六十。”

“那时候我还在。”

“在。”

帘子放下来。车走了。

方采茵这一趟，走了二十六天。

路上下了一回雨，车陷在泥里，卸了半车铁才推出来。过获鹿卡子的时候，验票的师爷果然多问了三句。

方采茵下车，把晋通的票、山西藩司的照、铁场的工料账，三样摆在案上。

“师爷，”她说，“票在这里，照在这里，账在这里。您要核，我陪您核。核完了，我还得赶路。”

师爷核了半个时辰，核完了，把东西推回来。

“方东家，”他说，“您这账，比我们衙门的清。”

“清了才好走路。”

“清了，也不好走路。”师爷说，“上头有话，铁料过卡，一斤抽三厘。”

方采茵看着他。

“三厘？”她说，“师爷，铁料是官用的。这批铁，是打枪的。”

“打枪的也是铁。”师爷说，“上头只说铁，没说打什么。”

方采茵沉默了一会儿。

“好。”她说，“三厘，我给。可我要一张收条。”

“收条？”

“收条上要写：同治元年六月，获鹿卡，收铁料税银若干，此铁系曲沃公记铁铺打枪之用。”方采茵说，“写了，我就给。”

师爷愣了一下：“写这个做什么？”

“写这个，将来有人查，我这张票就是凭据。”方采茵说，“不写，这笔银子就是喂了狗。”

师爷看了她半天，最后写了。

铁料运到曲沃，是七月初二。

三十六辆车，两万八千八百斤铁，一斤不少。

李元宏站在铁场门口，看着车一辆一辆进来。

方采茵从第三辆车上下来，衣裳上全是土，脸也黑了一层。

“回来了。”

“回来了。”

“路上怎么样？”

“遇上两回。”方采茵说，“一回是雨，一回是人。”

“人？”

“四十几个，拿的是锄头、镰刀，还有两杆鸟枪。”方采茵说，“昌老拳带了六个人，站在车前面，没动手。我下车跟他们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走了。”

“什么话？”

“我说，这车上装的是铁，不是银子。铁运到曲沃，打成枪，是打洋人的。你们要抢，抢去也卖不了几个钱；你们要打洋人，跟我走，管饭。”

李元宏笑了。

“他们信了？”

“信了三个。”方采茵说，“三个里头，有两个现在在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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