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泥草

第二十一章 泥草

王檝去世之后，石鼓在庙学廊下安放了不到二十年。

那二十年间，燕京城换了三次主人。蒙古人走了，又来了另一批蒙古人，政权更迭得快，快到来不及管几块石头。庙学的主事换了一任又一任，每一任上任时都会去西庑看一眼那十面石鼓，然后说一句“先放着”，就走了。最后一任主事离开的时候，西庑的门没有锁。门轴已经朽了，关不严，风一吹就开。雪和雨从门缝里灌进去，落在石鼓的顶面上，渗进字口的缝隙里。冬天冻裂了石面的表层，春天化了冻，水带着泥浆渗进去，字又浅了一层。

此后庙学彻底荒废，石鼓在草丛中又蹲了四十多年。

草从石鼓的底座旁边长出来，沿着石面的弧度往上爬。春天的草最疯，一晚上就能蹿出一寸来，没过多久就把石鼓的下半截全盖住了。夏天的草又密又韧，根须扎进石面上那些细小的裂纹里，把石面的表层撬起一小块一小块的薄片。秋天的草枯了，倒在石面上，被风吹成一堆一堆的干草垛，盖住了那些曾经被金子填过的字口。冬天的雪落在枯草上，把一切压平，等春天雪化了，草又长出来，比上一年更密。

偶尔有放羊的孩子路过，在石鼓旁边歇脚。他们用石头砸碎野核桃，在石面上磨刀子。有一个孩子蹲下来，看见石面上有些弯弯曲曲的痕迹，用手指抠了抠，抠出一点灰土，歪着头看了看，不认得，站起来赶着羊走了。那些字又被人看见了一次，又被忘记了。

王檝发现石鼓之后，大约过了七十年，一个叫虞集的读书人来了燕京。

虞集是江西人，字伯生，那年三十多岁。他师从大儒吴澄，在江南一带已经颇有名气。大德六年（1302年），他被举荐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从南方来到燕京。他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巡视庙学。他走进庙学的大门那天，看见院子里的荒草有半人高。

庙学已经荒了很久了。正殿的门窗坏了，屋顶漏了，院子里长满了野草，几棵老柏树的枝干被风吹断了一根，横在地上，长满了青苔。他穿过院子，走到戟门后面的时候，脚步慢了下来，他看见了草丛里露出的几块青灰色的石头。他蹲下来，用手拨开草。草根很密，缠在石头表面，他用了些力气才扯开一片，露出青灰色的石面和几道模糊的刻痕。他看了一会儿，没有立刻认出来。可他没有站起来离开。他蹲在那里，用手把那面石鼓上缠着的草根一根一根地扯断，又继续拨开旁边的草，露出第二面、第三面……他一面一面地拨过去，数了一遍，十面。

他站在草丛里，看着那十面青灰色的石头，很久没有说话。风从倒塌的院墙那边吹过来，吹过草丛，吹过那些青灰色的石面，发出低低的呜呜声。他后来在《石鼓序》里记下了这一刻：“大德之末，集为大都教授，得此鼓于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数。”

他回到住处，翻了一整夜的书。他在《石鼓文音训》的抄本里找到了关于王檝的记载，只有一行字：“仍取旧岐阳石鼓列庑下。”他合上书，在灯下坐了一会儿，然后吹了灯，决定第二天再去看一遍。他怕自己认错了。

第二天一早，他又去了庙学。他带了一把铲子和一桶水。他把石鼓周围的草全部清掉，用水冲洗石面上的泥垢。水泼上去的时候，泥水顺着石面流下来，露出底下青灰色的石底和残存的刻痕。他蹲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田车孔安”。那个“田”字缺了左上角，“车”字的左轮被刮掉了一半，可剩下的笔画仍然可辨。他把十面石鼓全部冲洗了一遍，扶正了两面歪倒的，在底座下面垫了碎石。然后他退后几步，站在院子中央，看着那十面青灰色的石头，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淡淡的光。

他心里清楚，放在这里还不够稳。庙学不是宫苑，没有专人看守，风、雨、行人、顽童，谁都能靠近它们。他需要一个更安定的地方。虞集后来转任国子监助教。他在国子监待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当时的宰执上书，请求将石鼓从庙学移入国子监大成门内。那封信送出去之后，回复迟迟没有下来。虞集等了将近五年。他每隔几个月就去庙学看一次石鼓。每次去，他都在那儿站一会儿，确认那些字还在。有一次他去的时候，发现有一面石鼓的顶面上落了一摊鸟粪，已经干了，他蹲下来用袖子擦了。

直到大德十一年（1307年），朝廷批准了虞集的请求。据记载：“兵部差大车十乘载之于今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之，又为疏棂而扃𫔎之，使可观而不可近。”

移鼓那天，虞集天没亮就醒了。他站在庙学门口，看着兵部派来的十辆大车一字排开，车轮压在石板路上，发出沉闷的滚动声。石鼓被一面一面地抬上车，用粗麻绳固定，底下垫了干草。第一辆车启动的时候，虞集跟在旁边走。车轮碾过燕京城的土路，石鼓在车板上微微晃动，裹着草席的边缘在风里一开一合。

沿途百姓驻足观望，没有人知道那些车上装的是什么，只看见青灰色的石头在暮色里泛着光。一个老人牵着孙子站在路边，孙子问：“爷爷，那是什么？”老人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说：“不知道。看着挺沉的。”

十辆大车从庙学一路到国子监，穿过燕京城的东西主街。虞集走在最前面那辆车的旁边，一路没有说话。他不敢让车走得太快，怕颠坏了石鼓，也不敢让车停下来，怕一停就再也走不动了。

石鼓被依次抬进大成门内，左右各五面，立在砖台上，外面围着疏棂木栅。门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那些青灰色的石面上，字是断的、浅的、残缺的，可它们在光里清清楚楚。虞集站在那排石鼓前面，从第一面数到第十面。数完一遍，他又从第十面数回第一面。然后他转过身，走下台阶，在门槛上坐了下来。他没有离开。他坐在门槛上，从下午一直坐到天黑。太阳落山的时候，暮光从大成门的门廊斜照进去，落在那些青灰色的石面上，字是断的、浅的、残缺的，可它们在光里泛着淡淡的白。他坐了很久，直到月亮升起来了，才站起来，拍了拍袍子上的灰，转身走了。

当天晚上，虞集写了一篇《石鼓序》，记下了石鼓从王檝到自己的全部经过。他在序里引用了《元史》里那八个字，“取旧岐阳石鼓列庑下”，又写了自己在大都教授任上如何“得此鼓于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数”。他在序的结尾写了八个字：“物之显晦，自有其时。”

后来，潘迪为石鼓作《音训》，详细考订了石鼓上的文字。潘迪是国子监的助教，虞集在离开燕京之前，曾把他请到国子监，站在大成门外的石鼓前面，把那十面石鼓一面一面地指给他看。他没有说太多，只说了一句：“这些字已经认不全了，可还在。我把它们交给你了。”潘迪没有回答，只是蹲下来摸了摸第一面石鼓的边缘，点了点头。此后潘迪用了数年时间，逐字考订石鼓上的残存文字，在《音训》的开篇写道：“石鼓凡十……元大德间，虞集得之泥草中，始移国学大成门内。”他把一段几百年的流转，用几句话写完了。

虞集后来又在大都待了二十多年。泰定元年（1324年），他迁国子司业；至顺元年（1330年），升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那些年里，他偶尔路过大成门时会放慢脚步，隔着木栅看一眼那十面石鼓，然后继续走。到了元统元年（1333年），他因眼疾辞官，谢病归临川。他离开燕京的时候，没有再去大成门看那些石鼓。他知道它们在哪儿，知道它们被安放好了，被栅栏围住了，被砖台托住了。它们不会再被草盖住了。那个曾经蹲在草丛里用手拨草的人，走了。可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

那十面石鼓，从大德十一年（1307年）移入国子监大成门的那一刻起，就在那儿了。此后的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间，它们没有离开过北京。虞集是最后一个蹲下来用手拨开草、把它们从泥草中清出来的人。他清完它们之后，它们就不用再被人蹲下来拨草了。它们在国子监的戟门内，左右各五面，立在砖台上，隔着栅栏。有人来看它们，有人拓印它们，有人为它们写诗作文。可再也没有人需要蹲下来拨开一丛草，才能看见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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