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谁替他站了

我出去的时候，车已经走了。

巷口有一道轮胎印，压在雪上，往东边去了。

轮胎印旁边，雪地里露出一点红。

我蹲下去，把它捡起来。

是一截红绳。

不是新的。颜色发黑，绳子磨得起了毛，中间有一段快断了，只剩两根丝连着。

我把红绳摊在手心。

老周跟了出来，站在我背后。

“这是什么？”

“认不出来？”

他凑近看了一眼，摇头。

“不是我系的。”

“我知道。”

“这种绳子，我们巷子里没人系。”他说，“街口那个卖糖葫芦的系，是红的，比你手上这个亮。”

我把红绳收进口袋。

“老周，你回屋，把门关好。”

“您去哪儿？”

“高架。”

“这么冷的天，上高架干什么？”

“去看看一个人。”

我到环城高架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

白天的高架跟夜里不一样。车多，声音大，风从车流里卷过来，带着一股橡胶味。应急车道上不时有养护车经过，橘黄色的灯一闪一闪。

我把车停在K17加300的位置，下车。

护栏是新的，镀锌的，反着太阳的光。

护栏下面那块地方，雪化了。

不是化了一半。是彻底化了。周围的雪积了五六公分，这一块是干的，黑的，露出沥青。

我蹲下去，手按在地面上。

温的。

不是太阳晒的那种温，是从底下透上来的，像下面埋着什么东西。

我站起来，往护栏上看。

护栏的第二根立柱上，系着一根红绳。

跟他给我那一截一样。颜色发黑，磨得起了毛。绳子上穿着一块硬纸片，巴掌大，是从烟盒上撕下来的。

纸片上有字，用的是铅笔，字很歪。

“我替他了。”

四个字。

我把纸片取下来，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

“掌柜的，我不欠你了。”

我站在那儿，手里捏着那张纸片，站了很久。

风把纸片吹得哗哗响。

我把红绳解下来，跟口袋里那一截放在一起。

两根红绳拼起来，是一整根。

“沈砚。”

我回头。

苏晚从匝道那边跑上来，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围巾掉了一半。

“你怎么来了？”

“老周给我打的电话。”她喘着气，“他说你一个人上高架了。”

“他多嘴。”

“他是担心你。”苏晚走到护栏边，往下看了一眼，立刻退回来半步，“人呢？”

“走了。”

“何永？”

“何永。”

“走去哪儿了？”

“不知道。”我说，“但他昨天夜里，替老周站了一夜。”

苏晚看着我。

“什么意思？”

“何永守了五年。”我说，“五年里，他一步都没离开这个位置。他等的就是有人来替他。”

“谁来替他？”

“老周。”我说，“昨天夜里，老周从巷子里走出来，走了一整天，走不出去。后来他走到了这儿。”

“他走到这儿了？”

“他没跟我说。”我说，“但他今天早上坐在门槛上，鞋是湿的。雪化了，鞋才会湿。巷子里的雪还没化完。”

苏晚低头看那张纸片。

“我替他了。”她念了一遍，“所以他替老周站了一夜，老周就能走了。”

“对。”

“那他现在在哪儿？”

“走了。”我说，“有人替他，他就能走。”

“谁替他？”

我抬起头，看着那条一路延伸出去的高架。

“我。”

苏晚沉默了。

“沈砚。”

“嗯。”

“你别乱来。”

“我没乱来。”我说，“我只是知道了一件事。”

“什么事？”

“这世上的位置，是有限的。”我说，“一个位置上有一个人，就得有另一个人来接。没人接，那个人就下不来。”

我把两根红绳缠在一起，绕成一个圈，放进口袋。

“苏晚，帮我查一个人。”

“何永？”

“何永。”我说，“二零一六年，他从哪儿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失踪。”

“你怎么知道他失踪？”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站了五年。”我说，“一个活人不会在这儿站五年。他要么死了，要么被人忘了。”

下午三点，苏晚回来了。

她带回来一张打印纸，纸上有两段。

“何永，男，一九六八年生，本市人。”她念，“职业，市殡仪馆驾驶员。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七日离家，未归。家属报过失踪，两个月后销案。”

“为什么销案？”

“因为人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苏晚说，“派出所的记录上写着：本人自行返家，撤案。”

“他回家了？”

“记录上写着回家了。”苏晚把纸翻过来，“但我查了户籍。何永的户籍在二零一七年迁出，迁往地址是空白。同年，他的医保停了，社保停了，银行卡没有一笔交易。”

“也就是说，人从二零一七年起就不存在了。”

“对。”

“他家还有谁？”

“一个老婆，一个儿子。”苏晚说，“老婆叫李素芬，六十三岁，在城南一家超市做保洁。儿子叫何亮，三十五岁，开货车。”

“地址有吗？”

“有。”

“明天去。”

苏晚把纸收起来。

“沈砚，还有一件事。”

“说。”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七日。”她说，“这个日子，你听出来了吗？”

我想了一下。

“苏建成出车祸那天。”

“同一天。”苏晚说，“同一天，同一个地点。”

我没说话。

“我查了那天的事故记录。”她说，“那天晚上九点四十，环城高架K17加300，一辆电动车被货车追尾，一人死亡。死者苏建成。”

“还有呢？”

“还有一份。”苏晚把另一张纸递过来，“同一天晚上十点二十，同一个路段，一辆殡仪馆的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记录上写的是‘到场待命’。”

“谁开的车？”

“何永。”

我把那张纸接过来，看着上面那一行字。

“他那天到场的时候，是十点二十。”我说，“苏建成九点四十死的。中间隔了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能干什么？”

“能签一张票。”

我把纸放下。

“苏晚，你爸那笔当，是何永收的。”

“我知道。”她说，“我早就知道了。照片上他穿着反光背心，站在我爸的车边上，拿着本子。”

“他收了你爸的余寿，就得替你爸守路口。”我说，“守到他该走的那天。他守了五年。”

“五年之后呢？”

“五年之后，他得有人替。”

苏晚看着我。

“所以昨天夜里，他替了老周，就有人替他。”

“有人替他。”我说，“但他替老周，不是白替。”

“他要什么？”

“他要一个能替他的人。”我说，“老周背后有我。他替老周，我欠他一个人情。我欠他，我就得替他。”

苏晚的脸白了。

“沈砚。”

“我知道。”

“你不能去。”

“我没说我要去。”

“你刚才说‘我得替他’。”

“我说的是‘我得替他’。”我说，“不是‘我现在就去’。”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

“那你什么时候去？”

“有一天。”我说，“有一天我走投无路，我会想起这个路口。”

回到铺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老周在柜台后面坐着，看见我进来，站起来。

“掌柜的。”

“嗯。”

“您脸色不好。”

“跑了一天。”

我把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后。

走到柜台前，我停住了。

铜秤上放着一枚硬币。

一块钱的硬币，很旧，边缘磨得发亮。

“谁放的？”

“不知道。”老周说，“我一下午都在这儿，没看见人进来。”

“门开过吗？”

“开过一回。”他说，“下午两点多，有个小孩进来问路。他说找十七号，我说这儿就是。他看了一眼，走了。”

“什么样的孩子？”

“十来岁。”老周说，“穿一件蓝羽绒服，帽子扣着，没看清脸。”

我把那枚硬币拿起来。

硬币是温的。

我把它翻过来，看背面。

背面被人用刀刻了一个字。

“何。”

我把抽屉拉开，把硬币放进去。

抽屉里有三枚硬币。

一枚是老周昨夜给的。一枚是小海上午给的。这一枚是何永的。

三枚硬币，三个当。

我把抽屉推回去。

“掌柜的。”老周在旁边说，“这秤，怎么还垂着？”

我低头看。

铜秤的秤杆，还垂在最低的地方，一动不动。

“它压着东西。”我说。

“压着什么？”

“压着一个位置。”我说，“那个位置上原来站着一个人，现在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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