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三万块钱

我爸的丧事办了三天。

天同的殡仪馆在城西，风比城里更大。灵堂里放着哀乐，来的人不多，大部分是工地上的老乡。他们站在门口抽烟，谁都不说话。

出殡那天早上，老赵来了。

老赵是我爸手底下的工人，四十多岁，脸黑得像块炭。他在灵堂门口站了很久，进来，扑通一声跪下了，"咚"地磕了个头。

"马哥是为了给我们发工钱。"他跪着说，声音嘶哑，"挞山那栋楼的甲方跑了，工程款压着不给。马哥把自己的积蓄垫了，还差十几万。他天天去项目部，天天被人推出来。"

我妈去扶他。他不起。

"嫂子，我们三十几个人，一人一张嘴。"他说，"马哥说，年底一定让我们拿上钱回家。"

我站在旁边，听见"年底"两个字，忽然觉得这两个字特别刺耳。

整场丧事，我妈没掉一滴眼泪。她把每一笔份子钱都记在本子上，五十一百，谁送的，写得清清楚楚。她写字的时候手很稳。

第三天下午，来了一辆车。

黑色的，停得很靠里，把别人的三轮车挤到一边。下来两个人，一个年轻，一个四十来岁，深色夹克，头发梳得很整齐。

年轻的那个手里提着一个信封。

"马师傅的事，公司很痛心。"四十来岁的那个说，声音很沉，"这是三万块，先给家里应急。"

我妈没接。

"还有个事。"他把另一份东西放在桌上，"这是事故情况说明。马师傅……是自己失足，跟工程没有关系。您签个字，后面还有抚恤。"

我站在门后，看着那张纸。

那张纸很白。白得刺眼。

我妈看了很久。

久到那个人又说了一遍"您节哀"。

然后我妈拿起了笔。

"妈！"我冲出去，"爸不是失足！那天工地上有人——"

"回屋。"

"妈！"

"回屋！"她吼了一声，声音抖得厉害，像一块被人掰断的板子。

我没回。我站在那儿，看着她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周桂兰。三个字，写得比平常还工整。

那个人收好纸，把信封往前推了推，说"孩子的学费公司也会考虑"，走了。

车开走的时候，我看见车身上有一行小字：天同建工集团。

那天晚上，我妈把三万块摊在床上，一张一张地数。

数完了，她把钱塞进一个铁盒，塞进柜子最底下，然后坐下来，看着我。

"新月。"她说，"你爸欠了十七万。"

我没说话。

"这十七万，是他垫的工钱。挞山那边那栋楼，甲方不给钱，他就自己垫。垫了半年。"她把手放在膝盖上，"你爸不是跳下去的。"

我猛地抬头。

"他是被人逼下去的。"我妈说，"可逼他的那些人，现在坐在会议室里，穿着西装，喝着茶。你说，我去告他们，告得赢吗？"

"那也不能签——"

"签了，你还能上学。"她打断我，"不签，我们娘俩连这个冬天都过不去。"

她说完，起身去关灯。

黑暗里，她的声音传过来，很轻，像自言自语。

"新月，你别恨我。"

说完我妈转身离开了我的房间，我失魂落魄的就这样躺着，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我再也没有爸爸了！就这样一直哭，不知道过了多久，听到隔壁传来抽泣声，我知道，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从那天起，我妈像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问我吃饭没有。我放学回家，锅里有时候是凉的。她开始骂人，骂得很碎——骂我把鞋放歪了，骂我作业写到十一点费电，骂我"跟你爸一个德行，闷葫芦"。

有一次我端汤，手抖了一下，洒了半碗。她上来就打了我一巴掌。

打完她自己也愣了，站在那儿看着自己的手。

然后她转身进屋，把门关上。

我在门外站着，听见里面翻箱倒柜的声音。

后来我进去，看见她在找药。她的手一直在抖。

那一晚我没睡。

我在想一件事：一个签了字的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想不明白。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她不是在恨我。她是在恨那个签字的自己。

头七那天，我一个人去了工地。

门卫不让我进。我说我是师长顺的女儿。他看了我一眼，把门推开一条缝，说："你快点。"

工地在御东往南，一片没盖完的楼，塔吊立在那儿，像几根插在天上的骨头。风从楼体之间穿过去，呜呜地响。

我爸的柜子在项目部二楼，一个铁皮柜，锁着。钥匙在他那串钥匙上，我妈给了我。

柜子里有一件旧棉袄、两盒烟、一本记工钱的本子。

我一掀，里面掉出来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对折的纸。

纸上是他的字，写得很急，笔画都连在一起：

"新月，这钱是干净的。别信他们。等你长大。"

我捏着那张卡，站在塔吊底下，风把纸吹得哗哗响。

我抬头看了一眼塔吊。

那天我第一次知道，我有恐高。

不是怕摔下去。是怕——有什么东西会从上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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