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使政变更为剧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变法正式开始，因为这一年为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新政谕诏，除旧布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改革措施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很多上谕都成了一纸空文，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光绪二十四年七、八月间，形势进一步恶化，守旧势力预谋政变。光绪帝颁密诏给维新派，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读到密诏后，痛哭失声，誓死营救皇帝，并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托以出兵相救的重任，说服袁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光绪帝也被囚禁起来。随后，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变法运动最终失败。

传统说法认为，袁世凯的告密直接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但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党。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密。

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

第一，政变之初，慈禧太后没有下令捉拿谭嗣同。

因为谭嗣同是劝说袁世凯“围园劫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因此，如果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政变，那么在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时，上谕中应该会指名逮捕谭嗣同。但上谕中只命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并没有谭嗣同。而且给康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而“围园劫后”则属大逆不道，罪不可赦，上谕中则没有提及。

　第二，荣禄不可能连夜乘火车赶回北京。

　八月初五日上午袁世凯觐见光绪皇帝后，即乘火车赶回天津。在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记载“抵津，日已落”，所以袁到荣禄处告密，应该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不可能在当夜乘车赶到北京，把消息反馈给慈禧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和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的身份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所以，荣禄在八月初五日夜间很难赶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的，政变时也不知道维新派有“围园劫后”的计划。政变是新旧两派势力长期矛盾斗争积累的结果，守旧派大臣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训政，也是他们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关系。

那么，袁世凯的告密在戊戌政变中起了什么作用呢？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虽然戊戌政变不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后，发布政令捉拿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并将保举维新人士的宋伯鲁予以革职，永不叙用，此外并没有涉及处理其他参与变法的人员，也没有发布停止新政的谕旨。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回天津后没有立即向荣禄告密。八月初六日晚，当听到政变消息后，袁世凯以为事情已经泄露，为保全自己，才向荣禄和盘托出了“围园劫后”的密谋。八月初七日，慈禧太后得知维新派有罢黜太后之意后，恼怒至极，对事件性质的认定有了重大转变，因而下令大肆捕杀维新人士，致使事态扩大。

袁世凯为什么会得到维新派的信任呢？在变法初期，袁世凯与维新志士交往密切，表现出倾向于变法、积极推动变法的热忱。

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当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苦于投递无门时，袁世凯主动帮忙交给督办军务处，请求当时手握重权的荣禄代递，虽然为荣禄所拒绝，却反映出他对维新志士的态度。康有为因此很感激他。

七月，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被列为发起人之一，他还捐资作为会金。

十一月，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陆军时，与维新人士严复等定期相聚，在一起谈论维新事宜。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戊戌变法的重要支持者翁同龢被罢官路经天津时，袁世凯冒险派人持函送礼，以示慰问之意。

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并通过徐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不断接触，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

袁世凯对戊戌变法的关心，赢得了维新志士的信任，康有为对袁世凯也有很好的印象，因此， 在变法危急时才敢把重任托付于他。经维新派的举荐，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破格提升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务。第二天，在袁世凯进宫谢恩时，光绪帝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其实是在暗示他以后不要受荣禄的节制。

八月初三日，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场。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也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

但是，袁世凯作为浮沉宦海多年的政客，他不会不明白，维新势力与守旧势力斗争的双方一边是皇帝，一边是太后。随着两方面斗争的加剧，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立场倾向不仅关系到顶戴，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也许他内心并不反对变法，但从残酷的政治现实考虑，他觉得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力量远远不是慈禧太后和顽固派的对手。光绪皇帝下了那么多的变法诏书，却基本上停留在纸面上就证明了这一点。经过权衡，他决定投靠后党走升官之路。因此，他被提升为候补侍郎后，对这样的超擢“自知非分”，惟恐引起后党的猜疑，于自己不利，在 八月初一日被召见的当天下午，就急急忙忙四处拜访后党权贵人士，如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等人，进行解释，以表白自己的心迹。

八月初三日深夜，谭嗣同走后，袁世凯一夜未睡，“反复筹思”，知道自己面临着生死抉择，对自己在谭嗣同面前表态说“诛荣禄乃杀一狗耳”的话非常懊悔，生怕谭嗣同会将与他的密谈向后党揭发，这样就使自己牢牢地与维新派捆在一起了。为了保全自己，袁世凯最终下决心出卖维新派。

袁世凯因告密有功，受命署理了几天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还得了4000两的赏银。慈禧太后为表示对他的信任，还特准他在西苑门内骑马。此后，袁世凯便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靠山，走上了飞黄腾达的捷径。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了袁世凯这种出卖维新派的做法：

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所有的疑问，也即促成慈禧下决心训教的核心因素，只可能是“围禁颐和园”政变一节，仍在袁世凯告密与否。30个小时里，袁世凯做了什么，目前仍是谜。情感以及常识判断，与事实证据，未必经常那么合辙。

　　慈禧回到北京城内，准确地讲，不是“回宫”，因为光绪已经亲政。她回来是住在西苑，即今日北海和中南海，位于皇宫西侧，故称“西苑”。戊戌这年，慈禧回西苑6次，其中3次是看望病危的奕，另3次分别是咸丰的生日、光绪的生日与咸丰的忌日。这6次慈禧待在西苑的时间都极短，一般而言，没有特殊理由，慈禧不回西苑。

　　八月初四日，清内务府《杂录档》记载慈禧之行程：圣母在乐寿堂进早膳毕，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水木自亲码头乘船至广源闸西码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广源闸东码头，下轿乘船至倚虹堂少坐，乘轿进西直门、西安门，由西三座门进福华门，由瀛秀园门还仪鸾殿。——此时已为申刻(下午3时至5时)，光绪皇帝听闻消息，赶忙到瀛秀园门外跪接慈禧。对比慈禧从颐和园回西苑的一般行程，此次回城，仍是从容不迫，不像有大事要发生的模样。

　　那个时代，显赫如慈禧者，其实回一趟西苑，安排起来也很复杂。即以此次临时起意回城而论，按《杂录档》统计：慈禧所用的黄车、红车、青车、蓝车、大车达32辆；而随行的太监、差役总数为622人，用马538匹，用车22辆。真是浩浩荡荡。也正是因为安排复杂，慈禧在决定回西苑的同时，也把回程时间确定下来：初六日返回颐和园。

　　清朝档案，对居上位者，比如慈禧与光绪，倒真是超乎想象的记录翔实，虽然那些重大决策尤其是慈禧改变格局的决定，未必允许记录，但细心研究者通过这些日常甚至琐碎的“起居录”分析，至少可以寻觅“环境证据”以辨虚实。细察众多档案，进入历史的现场，茅海建判断慈禧回城，就其往返时间安排上看，只是为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一事。“在慈禧太后的心目中，光绪帝会否因其不在而如七月十九日罢免礼部六堂官、二十日任命军机四章京那样，做出一些她无法接受又无法否决的‘荒唐事’？”

　　回到西苑，仅过一天，初五日，慈禧改变主意，决定将回颐和园的时间推迟到初十日，而且还要带光绪一道回颐和园。随后，初六日，慈禧训政令下，政变发生。

　　八月初五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天远比决定回西苑重要，是关键的一天。

　　这天，在接见伊藤博文之前，光绪单独接见了袁世凯。袁世凯没有投康有为们的“赞成票”；而同时因他拒绝谭嗣同的起事计划，康有为也就没有给光绪密折，当然也不会有光绪的密诏，令其诛荣禄。袁世凯亲信幕僚张一麐后来记录此次见面：“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诇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

　　初五这天，慈禧看到陈秉和“参张荫桓折”，其中称：“无怪乎康有为奉命已久，迟延不行。”光绪已命康有为出京，他还未走？这当然令要赶走康的慈禧生气。结合慈禧训政后第一道命令就是捉拿康有为，那么，这道奏折当然在慈禧决定推迟回颐和园并决定训政上，起到相当作用，但仍凭此折，就使慈禧断然夺光绪之权？很难。

　　所有的疑问，也即促成慈禧下决心训教的核心因素，只可能是“围禁颐和园”政变一节，仍在袁世凯告密与否。与这种怀疑对应，几乎写实的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偏偏缺了初三晚见谭嗣同后，至初五早上见光绪前这段时间的内容，有30个小时的空白。如果说，因为时间重叠，袁世凯不太可能因告密而促使慈禧从颐和园返回西苑，那么，初五慈禧的决定，真正的翻盘的决定，推动因素何在呢？30个小时的空白时间如何理解？这是重点。

　　袁世凯后来将康有为等人的政变计划全盘托出，这一事实并无疑问。按其在《戊戌日记》里的记录，他是回到天津后，才将康有为维新党政变计划告诉荣禄，然后由荣禄传递至慈禧。早期戊戌政变爆发因素分析，相对集中于袁世凯在听闻谭嗣同的计划后，即由自己或派徐世昌，向荣禄或奕劻告密，随即慈禧知晓这个阴谋，大为震怒，于是决定训政。历史学家黄彰健在1970年独立做出一个经典性判断，即：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发生，而告密加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这是采信袁世凯日记里的说法的推导——初五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初七荣禄密折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初八日上奏慈禧太后，初九日逮问张荫桓等7人。这一判断最有力量之处是其与具体的维新派被捕的过程能够对应，在史实上能够胜出前述各位研究者利用清人笔记拼接的情节。后来，由于新材料的出现，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被历史研究者倾向认为属实居多，而非纯粹作伪。于是，政变非袁告密而起，他只是加大了政变的烈度这一说法遂成潮流。

　　但是，这其间更深刻的疑问则是：确如袁世凯脱责所述，他只是“政变事后报告”而已；那么，“围禁颐和园”而斩慈禧这样重大而性命攸关事件，袁竟如此迟滞，3天之后才有报告，慈禧事后想来，当如何判断？果如此，后来袁世凯的晋升还可能步入快车道？

　　30个小时里，袁世凯做了什么，目前仍是谜。情感以及常识判断，与事实证据，未必经常那么合辙。

　　

　　康有为逃亡

　　

　　八月初六日，在光绪失去权柄的那天，康有为在天津驶往上海的英轮“重庆号”上。此刻，追缉康有为的命令已下，在天津的梁启超也正因为疑似康有为而被追赶得鸡飞狗跳。

　　初四凌晨，等回与袁世凯密谋的谭嗣同，康有为即知道他们的暴力计划因未得袁世凯支持，而告流产。维新一派此时的种种选择，亦殊有趣。当时与康有为、梁启超走得极近的毕永年，初四早上见过谭嗣同，知道袁未允诺后，午后一刻，即迁寓宁乡馆。离开康有为，还得找间离康家近一点的房子住下，以方便探究结果，这是毕永年的选择。

　　对比之下，谭嗣同的选择，当然荡气回肠。

　　初四上午，康有为按约定与李提摩太见面，之后，康有为做出决定，初五清晨离京抵津，赴上海。这个时候，清朝的军舰“飞鹰号”正在拼命地追赶“重庆号”。康有为很幸运，眼见快在烟台被追上了，“飞鹰号”却没有了煤，船开不动了。更幸运的是，清廷缉拿康有为的电报本已发到登莱青道的李希杰，可是，李希杰此时正巧不在烟台，没有看到电报，于是，康有为有机会下船，悠闲地散步及购物。

　　上海道蔡钧也收到电报，他在康有为的终点上海等候。捕康之网，已经布下。据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当时给驻华公使窦纳乐的报告，蔡钧过分急迫而且张扬的逮捕行为，反而让英国人采取了反行动。为什么英国人会救康有为？当时对此事件唯一的解释是英国公使窦纳乐。“白利南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乃希望避免因政治犯康有为倘若在英国船上或上海租界被中国官员捕获而可能引起的困难。”这一解释显然只是外交用语。

　　八月十四日晚11点，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康有为安全抵达香港。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戈颁陪同康一道到香港，先在中环警署住下。当时的港督卜力告诉他：“如果你害怕被人暗杀或毒害，可以住在警察局的宿舍里，等到你的朋友为你安排好妥当的住处后才迁走。”稍后，康有为搬离警署，住进香港巨富何东家中。

　　驻香港的日本官员当然也重视康有为，康刚到达香港，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三郎于次日向东京发电报告此事。这一天，康有为也派出自己的心腹弟子来到日本使馆，表示希望会见日本领事，上野当天下午即以个人名义去拜访康有为。因为警察署长不在，为着康的安全，没让上野与康有为见面。但上野打听到康有为已与德、法领事馆有过接触。康有为的弟子希望上野能够将康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电报发出，这份电报称：“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诣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有为。”显然，康有为并未有密诏，目前已被完全证实，成为史界共识。只是回到历史现场，康为求保命，以密诏加重自身分量，也有可原谅之处。逃亡之人，其情可怜，非经历者未必理解。

　　经过日本政府的权衡思考，决定接纳康有为，为着帮助康去日本，上野资助他350美元作为路费。离开警署去何东家当天，康有为即在何东的翻译下，接受香港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记者采访。在此次访谈中，康有为对慈禧大加攻击，称她只是一个妃子，光绪已认识到慈禧不是他真正的母亲；康还称光绪已给他密诏，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的权力。如此说法，不是政治家，即使是普通人也会意识到其间危险。茅海建分析：“尽管康有为自以为是地认为，他在利用媒体向英国政府求救，但似乎没有想到光绪还在北京，正在慈禧的掌控中。他的这些内容并不属实的谈话，将会对光绪非常不利，恰恰向慈禧证明了光绪仇恨慈禧太后，且不惜利用英国以能让慈禧下台。”结果，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中国报纸上看到翻译过来的康的谈话，极其震怒，随后张与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联络，要求日本驱逐康有为。稍后，又轮换为山县有朋为首相的日本政府，接受了张的建议。

　　九月初五日，戊戌政变一月后，康有为与三名弟子一名随从搭上日本邮船“河内号”赴神户。而之前，八月二十七日，梁启超与另外一位逃出北京的官员王照，乘日本大岛舰从天津驶往日本。

　　谭嗣同及六君子

　　穿越种种复杂的母子与君臣、政治理想、制度结构、人事纠缠，甚至古怪的伪造的逃亡借口，戊戌变法给中国人贡献的一位真正的英雄是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

　　八月初八日，谭嗣同被捕。军机四章京其他三位刘光第、林旭、杨锐亦先后被捕；康有为弟弟康广仁、清朝官员张荫桓、杨深秀、徐致靖亦被捕。

　　八月十一日，明发上谕，派军机大臣奕劻会同刑部、都察院审理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康广仁。在这一审理名单中，张荫桓被摘了出来，称其不属康党。奉旨办案的奕劻有心宽宥杨锐与刘光第，《梦蕉亭杂记》里记录奕劻说法：“同案六人情形亦复不同，闻杨君锐、刘君光第皆均有学问之人，品行亦好，罗织一庭，殊非公道，须分别办理。”十三日是计划开审的当天，参与审理者刚刚完成刑部完成相关手续，即接到谕旨，又摘除徐致靖，将其余六人绑赴市曹正法。

　　《清代通史》记录这天：十三日即传呼提犯人出。康广仁惧将受刑，大哭，刘光第曾在刑部，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角门出，刘光第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聩乃尔！”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刚毅监斩，谭嗣同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刘光第曰：“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刚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刑耳，他何知？”狱卒强之跪，刘光第倔立自如，杨锐呼曰：“斐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其嗣子赴市曹伏尸痛哭一日夜以死。杨深秀、林旭之夫人皆仰药而殉。

　　戊戌政变，当然惨烈。未经审理即处死“六君子”，在清一朝实属罕见。根据清代法律，所有重案判罪者，须经刑部审理，三法司议结，最后由皇帝勾决。这一制度，即使连最为峻烈的雍正都严格遵守。而戊戌六君子，若经审理，未必会被处之极刑，至少不会全部。但是，为什么慈禧此刻会如此痛下毒手？答案在为什么张荫桓会被摘除“康党”。

　　通观下来，慈禧最为痛恨者，张荫桓与康有为两人，康已逃匿，张被擒在握。如果慈禧有灭人之心，当属张荫桓，可偏偏他被放过。《清代通史》撰写之际，萧一山即引用当时传言，张系外国人所救。后来的研究材料尤其是日本的档案材料解密，真相渐渐明了。

　　八月初九日，张荫桓被捕。这天晚上，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为伊藤博文访华举行答谢宴会，李鸿章及总理衙门两位大臣和总税务司赫德出席。茅海建检索日本外交文书，复原这段现场：晚上10点，英国公使派秘书来，林权助与之即在另一房间相谈。据称张荫桓可能被处死刑，英国公使请借助伊藤博文之力相救。林权助与英国公使秘书相谈时，李鸿章及其他清朝官员已离去。林即与伊藤相商，两人皆认为若要救张荫桓，论地位非李鸿章莫属。11时，林权助亲赴李鸿章寓所，施加压力。事后林权助听说，当他与李鸿章交谈时，英国公使亦派其秘书来李寓，当时正在别的房间等候。(林权助致大隈重信密信)第二天，八月初十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又写信给李鸿章，反应激烈：“西方各国认为，这种突然处刑带有恐怖色彩，同时匆忙秘密地处决像张荫桓这样一位在西方各国闻名的高级官吏，将会引起很坏的结果。”日英援手，果然张荫桓被摘除“康党”。稍后，张被流放新疆；两年后，庚子事变，逃亡西安的慈禧犹未忘记当年之恨，下令趁此机会将张处决。

　　迫于外力的胁迫，慈禧不得不暂时放过张荫桓；加之康有为、梁启超与王照也在洋人的帮助下，逃离追捕……如此而引发的反弹，官员要求立即处死维新派的上书迅速递呈，其中国子监司业贻谷上书里称：“倘出而居间排解，从之则无以彰国法，不从又无以顾邦交……再四思维，惟有伏请睿断，迅饬定安。”各种力量左右之下，加之此时慈禧已经完全知晓密谋围颐和园一事，因而，不顾祖制法律，下令处决。

　　所谓政治，得失两端，生死分别，成本昂贵。

　　瀛台与光绪

　　就在维新党人差不多被捕完之际，八月初十日，清廷发布一道奇怪上谕，要求内外臣工保荐精通医理之人，为光绪看病。这当然是明确的政治信号，慈禧的后续手段果真刚烈。这一天本来是光绪与慈禧一道回颐和园的时间，结果谁也回不了颐和园了。

　　这一信号引发的议论与关注可谓强烈。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特意向林权助发出电报询问：“本地和上海传言，清国皇帝已被谋杀或被迫自杀。立即查明并电告此事是否确实。”总理衙门对光绪是否死亡的传言当然否定，但却没法提供确证。20天后，九月初一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对庆亲王奕劻提出建议：“一个保证有效的使不安状况归于平静的方法，便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皇帝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皇帝的健康证明书。”奕劻同意了。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在制定一项计划，大隈重信让在日本休假的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回任，然后以日本天皇的名义向光绪皇帝授勋，以使矢野文雄能够亲自见到光绪皇帝。

　　九月初四日，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获准为光绪看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黄庆华翻译出这份诊断书：“……陛下强调遗精，常发生在夜间，之后出现快感。这类梦遗，多由白日自觉**功能减退所致。经认真分析这些不同症状，我确信此病系肾脏损伤引起，欧洲称‘肾炎’或‘慢性肾炎’。”以今天的基本医学知识看，光绪之病虽然慢性，而且麻烦，但却未必能够影响政治决策时他的思维与判断能力。光绪“被病”，并非身体。

　　当然，请个外国医生，其实也只是过场而已。外国医生来看病之前，八月二十三日，内务府奉宸苑《传贴簿》记载：“春字九十三号。传兴隆厂为四扇门钉安门攒钌铞事。”茅海建分析：由此，瀛台开始加强监控。光绪进入软禁期。

　　冬天很快就来了，太液池开始上冻。奉宸苑接到命令：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阮总管口传，奉旨：瀛台周围沿边河面，现已冻冰，著奉宸苑刻急派人赶紧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并由明日起派拨人夫进入镩打，不准冻上。——滑过冰面接触光绪，已无可能。

　　由此开始，光绪在这里住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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