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起源、成立、结束及对民国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是近代****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这是他和历朝历代造反者最大的不同，历来的造反者大约都是走一步算一步，而孙中山早在1906年就手订《革命方略》，就革命各个阶段所达成的目标有明确规范。大致上说，孙中山革命步骤分成三步，第一步夺取政权之后先实行军事管制，即军政；继则过渡到训政，对人民进行民主化训练；第三步实现完全立宪，即宪法之治。简单地说，就是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的三段论。然而，历史从来就是计划跟不上变化，武昌起义突然爆发，使一切计划都显得那样跟不上形势。

革命党人的努力

武昌起义发生后，孙中山和革命党许多领袖人物似乎都没有很快意识到这是革命起死回生的大转折，他们还沉浸在黄花岗起义失败的阴郁中，不相信他们不在现场的革命会和他们有关，所以孙中山迟迟不回国，黄兴等人也是拖了些日子方才赶到武昌。

由于黄兴等领袖的到来，武昌的革命党人一度很兴奋，一部分甚至想用黄兴取代黎元洪，将具有立宪倾向的湖北军政府改造成一个革命性质的政权，或者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由黎元洪的部属变成黎元洪的上级。只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对，这些动议并没有成为现实。

上海光复后，由于革命党贡献巨大，同盟会系列的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并于11月11日致电江浙两省都督，提议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江浙两省迅速跟进，力主在上海设立临时议会。

或许是因为北洋军的主力都压在了湖北，或者是因为湖北军政府的外交能力还是稍逊风骚，不太灵光，湖北军政府对独立各省的号召力确实比不过上海。11月12日，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尔登致电独立各省代表尽快前往上海参加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而且更厉害的一着是，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等人组建的江浙联军竟然开始成军，开始准备攻打南京。在上海筹组临时政府的条件似乎越来越成熟。

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和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致电正在伦敦的孙中山，敦请他从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很显然，上海期望以孙中山的名头笼住各省，争取成为未来新政府的中心和主干。孙中山对于这个呼吁心领神会，他在第二天就电复民国军政府，告以已循途东归。有了孙中山的回应，上海方面更进一步，于17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议电请黎元洪、黄兴，即派代表到上海开会，上海方面真的准备号令天下了。

对于上海的强势，湖北方面当然不高兴不同意。11月19日，黎元洪通电各省都督，宣布中央临时政府设在武昌，敦请独立各省推荐各部总长人选。这显然是与上海方面较劲。

湖北当然有资格争夺未来政府的组阁权，因为那儿毕竟是首义之地。这是上海方面不能不考虑的，所以到了第二天（11月20日），设在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宣布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政府，由黎元洪执行中央政务。这是一个重要让步，然而当各省都督府代表移驾武昌举行会议时，北洋系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对着武昌、汉口连续猛攻，独立各省的政治中心又随着南京光复而转至上海。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将原本留在上海只负责联络工作的各省代表召集起来开会，乘机宣布推选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副之。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由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立宪党人的大棋局

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为宋教仁、陈其美策动的事件，其用意就是不希望未来的政治重心落入并不属于革命党的黎元洪手里。只是此举遭到黎元洪和武昌方面坚决反对，所以老实忠厚的黄兴也就不愿就职。

南京光复使武昌的地位确实有所下降，在武昌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也只好认同将未来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号召各省代表向南京集结，并于12月17日重新选举，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副之。然由于黎元洪根本不可能来南京就职，而黄兴又听说孙中山将归国，亦不肯就职，以为未来临时政府负责人不是袁世凯，就是孙中山，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原本紧锣密鼓的新政府筹备工作反而一度趋于停顿。

好在孙中山已经离国门越来越近了。12月15日，孙中山抵达新加坡，他在那里明白向各方面表示，将前往上海组织临时政府，并表示新政府将全力坚持北伐，唯一的妥协就是皇室完全退出中国政治及北京，作普通公民。清政府如果不能同意这一点，孙中山表示革命党即不惜流血牺牲直至攻下北京。同时还有一个消息说，假如孙中山被独立十四省举为大总统，那么欧洲银行团将会通过贷款协助中国建设。

按照革命党人最初构想，孙中山回国固然可以增加革命的声势，壮大革命的力量，但在已有的政治议程中，似乎并没有给孙中山预留太大空间，南北会谈并没有触及孙中山问题，既没有在设想的政治架构中为他预留位置，也没有考虑孙中山的政治构想，广东都督胡汉民以及陈炯明、朱执信等人，似乎希望孙中山留在广东。然而当孙中山12月21日抵达香港后，突然决定携胡汉民等人前往上海参与全国政治。孙中山的理由是，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我这样赖在大后方不走，他们会怎样想？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按照孙中山的解释，他之所以急着去上海去南京，就是要将自己的满腹经纶文韬武略贡献出来，我孙文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这就是一个大革命家的自信和自负。孙中山的到来，确实为南方革命党人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

12月25日九时许，孙中山一行乘坐轮船抵达上海，时值细雨如织，海口雾集，孙中山依然受到上海各界热烈欢迎。督军府派出兵轮出海迎接，黄宗仰以及伍廷芳、黄兴、陈其美、汪精卫等在静安寺哈同公园迎候。人们对孙中山普遍感到神秘，当然也有很多的期待，加上各种各样来自孙中山本人或其随员有意无意向外散布的一些消息，诸如孙中山自谓携兵舰四艘，且挟多金；孙中山自谓在美国募集了美金千万元，兵船十艘等。还有的说，孙中山已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外交联系，新政府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这些传言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而孙中山又总是显得那么谦虚，当欢迎的人们找到他当面证实这些消息时，孙中山总是那么坚定不移地告诉各位：我孙文其实不名一钱，我所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而已。孙中山越是这样说，人们就越是倾向于相信那些传言，越是从好的方面去猜想这些伟大人物的谦虚和谦逊。

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迷惑了人们的视野，但在当时从革命党人方面说，还是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人们的窃窃私语，正证明了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正在增高，正在扩张。同盟会代表及光复各省军政首脑纷纷通电欢迎孙中山归来，以为孙中山曾以共和提倡宇内，现在只要登高一呼，乾坤回转，南北纠纷迎刃而解。

当孙中山抵达上海时，南北和谈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唐绍仪与伍廷芳的第二次谈判已于12月20日结束，双方已经达成继续停战的协议，伍廷芳要求唐绍仪必须在下一次谈判时首先宣布清廷承认共和的原则，唐绍仪也已经明白表示他个人赞成共和立宪，并表示将会把南方的意见尽快传给袁世凯内阁，由内阁转请朝廷尽早决定。袁世凯收到这些消息后，在朝廷内部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朝廷的侥幸与拖延确实使南方心里很不耐烦，直至孙中山抵达上海的25日，朝廷都没有就唐绍仪所说的国民大会这个话题作出指示，这不能不让南方革命党人觉得有点被愚弄的味道，迫使南方革命党人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往前走，或者以南方的往前走去促动清廷作出抉择。

孙中山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即12月26日就前往各界名流政要敬仰的惜阴堂拜会赵凤昌，征询赵凤昌对时局的看法，强调诸君子功定垂成，我孙文愿步诸君子之后继续努力，只是因海外消息梗滞，百不得一，亟须请德高望重的赵先生悉心指教。

对于孙中山的求教，赵凤昌想必也非常受用，他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详细解读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治发展演变的大势及存在的问题，并明确建议孙中山建府开基，用新政权去压旧政权，寻找南北关系的新突破。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怎样罗网英才，兼纳众流，怎样筹款，化解财政上的困境等，赵凤昌都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推荐的，而孙、黄、宋也就其他一些人选先期征询赵凤昌的意见，赵凤昌从袁世凯的重要帮手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其实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以为是赵凤昌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还有重新探讨的空间。

其实，立宪党领袖人物赵凤昌一直在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但由于清廷内部强硬派迟迟不愿让步，南北和谈根本无法达成。现在赵凤昌要出一个高招或狠招，就是要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清廷制造的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而是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化解困境。道理非常简单，就在赵凤昌向孙中山做出这样建议的时候，唐绍仪发给袁世凯的电报，要求清廷承认共和，要求以国民大会去公决未来国体和政体的建议犹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个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谈框架内很难打破，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是，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通过南北和谈直接将清廷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权臣，这既是袁世凯所不乐于为，当然他的这批朋友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这毕竟会有道德上的亏欠，非智者所为。而现在如果用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予以过渡，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天成。

临时政府与民国法统

孙中山听到赵凤昌这个建议后，当天（12月26日）在寓所主持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等参加，会议决定由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但对于政府体制究竟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孙中山与宋教仁有分歧。第二天，黄兴、宋教仁前往南京，向各省都督代表会建言选举临时大总统，并将政府体制确定为总统制。29日，各省都督代表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十七张有效票中，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孙中山当选，使南北和谈立马陷入困境，因为在南北双方先前的约定中并没有这一项。孙中山在当选当天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表示临时政府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先前共识受到破坏，南方依然遵守先前承诺，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天下。

孙中山确实信守了政治承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也确实像许多人所预料的那样，加速了清廷的崩溃。至1912年2月初，经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发难，清帝退位，终结体制，走向共和，已经没有一点儿悬念。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第二天（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并如约举荐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在当天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赞成共和。至此，僵持三个多月一百多天的辛亥革命大致结束，中国重回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中。

在民国元年，袁世凯对孙中山对革命党人是很尊重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表现也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到了宋教仁案发生，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中的一部分突然怀疑自己在南北和谈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为什么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抗争到底，为什么要将大总统的职位转让呢？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一系列的困惑渊源有自，我们过去不太理解为什么一百年来总是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其实现在想想，辛亥革命的失败不是让权，不是妥协，而是在民元之后重建的新国家新制度，基本上没有按照南京临时政府的规范往下走，根本没有孙中山先前的设想和意思，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任何地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个阶段等理论根本就没有转化为政治实践的可能性。中华民国的中央架构完全沿着晚清立宪的路子继续走，先前准议会机构资政院变成了正式的国会，各省咨议局变成了省议会，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架构就是没有君主的民主立宪，就是精英政治，这些政治理念与政治设施和孙中山原先设想不是相距太远，而根本就不是一码事。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孙中山为什么在民国前半程依然不懈奋斗，他的目标就是实现三民主义政治理想，就是要从军政到训政，然后再到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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