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贪欲毁了一生的清名

恒文，满族，乌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年，以生员（俗称秀才）身份起任宫廷笔帖式。笔帖式为清朝各衙署中负责文书工作的低级官员，例由旗人担任。八旗子弟在科举道路上受挫之后，若想出任文职官员，大多数必须由笔帖式为起点，其中才干平庸者，终生担任此职也不稀罕。恒文头脑灵活，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属于此职中的佼佼者，因办事能力突出，不断得到上司赏识与提拔，历四次升迁，做到五品的兵科给事中。给事中一职官品虽不高，但它却是朝中官员谁也不敢忽视的重要职务，因为给事中与监察御史一样，具有向皇帝建言、进谏及稽查政务、弹劾官员等特权。此后，恒文官运亨通，先后出任甘肃平庆道道员、贵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等职，成为掌管一省财赋和民政的地方长官。恒文从一名生员踏入仕途，用了20余年的时间便当上二品地方大员，升迁速度不可谓不快，这在当时讲究资历、靠论资排辈才能升官的情况下实属不易。他在担任贵州布政使期间，因为对西北战事有所建言，从而深得乾隆皇帝赏识。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十月，恒文被调任直隶布政使。时隔一年多，即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升任湖北巡抚。由于恒文会办事、能力突出，在任期间，能着力兴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深受乾隆皇帝宠爱，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署湖广总督、任山西巡抚，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二月三十日由山西巡抚调任云贵总督。

在出任云贵总督之初，恒文比较注意对属下的约束。他清楚地知道贪污、索贿是犯罪行为，势必会受到朝廷的严惩。他曾上疏弹劾贵州粮道沈迁“婪索属吏”，结果经朝廷查办属实后，沈迁被处死刑。按理说，恒文自身应该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不会重蹈覆辙。如果这样，以恒文在官场上的能力，他完全有能力进一步升迁。可是，结果恰恰相反，他没能抵挡住来自黄金的诱惑，在贪欲的膨胀下，他陷入犯罪的深渊。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三月间的一天，恒文在与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闲谈中，提到云南的物产情况。郭一裕说，云南的物产以黄金最为贵重，他本人即拟购买一些黄金，制作4个金手炉作为贡品。恒文本来打算买一些当地土特产进贡给皇帝，听到这里怦然心动，当即与郭一裕一拍即合，两人商量分头收买黄金，以便打造黄金制品给皇帝进贡，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广开财源。云贵两地虽有金矿多处，为我国重要的黄金产地之一，但贵州黄金产量却很少，当地价格也较为昂贵，不易收购。恒文和郭一裕作为本省的最高长官，为了自己的私欲，借口备制贡品，按商定的办法向他们的下级派购黄金，黄金收购上来，却不按市价付给银两。当时，黄金市价为每两金子换14两银子，而恒文却只给10两银子。这实际上是以购买为名，行勒索之实。府州县官员对恒文的做法极不满意，但既然总督执意如此，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怕得罪上司，同时，也不愿意吃哑巴亏，他们只好按照所购黄金的数量，按此价把负担转嫁给商民。这就使得各地商民人声鼎沸、怨声载道。恒文的胃口越来越大，他在到各州县“巡阅营伍”的过程中，纵容家人赵二向州县官员索要“门礼”。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找到了巴结上司的途径，便趁机大量贿送金银，希望得到恒文的赏识和提拔。还有一部分官员，迫于总督的淫威，也不得不大肆送礼，希望能讨到顶头上司恒文的欢心。此时的恒文早已把礼义廉耻抛到了脑后，彻头彻尾成了一名欲望无穷的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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