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瑞典一芬兰人，语言与文化的变迁

芬兰的人口在1963年是四百五十二万三千人。从有史以来直到今天，在芬兰都是两种语言并行。这两种语言集团通常称做“讲芬兰语的”和“讲瑞典语的”，这种名称见于官方统计和其他书刊中。前者是一个特大的集团，约占总人口的92%，而“讲瑞典语的”只占7.5%左右。其他语言的、人种的或“民族的”成分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北边大约有拉普人二千五百人（在瑞典约有七千人，在挪威约有二万人），犹太人一千五百人，还有其他为数更少的民族。

正如这些人口的材料所表明的，芬兰没有为通常所说的种族问题或少数民族问题折磨过，现在也还是这样。1919年的宪法明文规定芬兰语和瑞典语都是“共和国的国语”，并且规定芬兰人和瑞典一芬兰人的“教育和经济的需要”都“应在相同原则的基础上予以满足”。

可是这个国家的语言情况比以上材料所显示的要复杂得多。不仅如此，它的一些重要特征是被惯用的名称和术语所歪曲了（特别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而这类名称和术语常把事实弄得模糊，而不是把事实弄得清楚。

“讲芬兰语的”和“讲瑞典语的”这两个用语不大确切，也易使人误解。它们并不能把讲芬兰语的人和讲瑞典语的人的界线完全划分出来。它们只不过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十年一度的人口调查的时候，大约十分之九强的人口表明其个人的本族语或家乡语是芬兰语，另有不到8%的人表明瑞典语是他们的本族语或家乡语（1960年的人口调查）。

在这两类人中，每个人表明了本族语是哪一种语言，但却没有说明他讲不讲另外一种国语。换句话说，人口调查的分类固然是根据两个语言集团的人所讲的“本族语”定出来的，但上面的数字以及较早的十年一度的相应数字却不能说明在两个语言集团的各个人当中，两种语言并用的情况达到什么程度。

目前实际的情况是，所有受过教育的芬兰人都是讲两种国语的（芬兰语和瑞典语以外的其它语言，暂且不论)。虽然小学一般不教另一种国语，也没有规定要这样做，但根据法令，所有中等学校，无论是用芬兰语或用瑞典语进行教学,都必须设置所规定的另一种国语的课程。要得到任何一个高等院校的入学许可，都必须通过另一种国语的严格考试，大多数的文官职位也是这样。

可以理解，两种语言完全并用的情况，在较高层的教育、行政管理和政府部门是特别需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同较低的社会或经济阶层的情况相比，往往给人更为深刻的印象。瑞典一芬兰人常常比来自芬兰语家庭的人更会说两种国语。据估计超过40%的瑞典一芬兰人（他们大多数是农民、渔民或其他所谓低层的人；“工人”在两个语言集团中各占约三分之一）是讲芬兰语的人。

1950年，瑞典一芬兰人总计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人，其中约有叶五万九千四百人也懂芬兰语。芬兰语集团中约右7.7%的人也懂瑞典语。据1960年的人口统计，总计有三十三万零五百个瑞典一芬兰人，其中约有六万四千人住在首都赫尔辛基，他们当中约有95%的人也说芬兰语。住在芬兰西南海岸以外半自主的阿兰群岛上将近二万一千个瑞典一芬兰人，几乎完全避免了芬兰语的渗入。所以他们是“讲瑞典语的芬兰”的真正的坚强核心，但由于他们和芬兰本土的生活和发展的主流隔绝，他们在国家的日常事务中只占不重要的地位。

瑞典一芬兰人的数日相对减少，以及他们当中较大程度上的两种语言并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越过语言界线的相互通婚所造成的。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以顺便提一提，就是在芬兰,通常不用“异族通婚”一词来指不同的“本族语”的人之间的通婚——更少在侮辱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很明显，这种通婚自然会引起两种语言并用。可是，一般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婚姻却形成一种放弃瑞典语作为家乡语的倾向。在近一两代人当中，在城市中心（赫尔辛基、土尔库、瓦沙等处）以及许多农村地区，都有这种趋势。

其他情况对瑞典一芬兰人的减少也起了作用。其中之一是芬兰化。对瑞典一芬兰人（按现10在所用词义）所进行的“芬兰化”指的是，越来越多的瑞典一芬兰人（即按照通行的标准，先前属于这个集团的个人和家庭）自愿以芬兰语为他们的家乡语或“本族语”。

在一百多年以前，当拥护民族主义运动的人日益增多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开始了，一直继续到现在，有的时候，达到了很大的规模，收到了可观的效果。例如,1906年5月12日是上世纪中期的一个卓越的爱国领袖约翰·威廉·斯内耳曼的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在那一天约有一万六千家把他们的瑞典语姓名改为芬兰语姓名。那些通过法定手续更改姓名、用以纪念民族主义领袖诞辰的人，绝大部分并不是决心以宣布在语言上和感情上都是芬兰人的方式来摒弃瑞典语的瑞典一芬兰人。

十分可能的是，大多数“更改姓名的人”的行动只不过是明白表示他们对“芬兰语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公开拥护，而并不是以此表示对瑞典语本身的公开弃绝。虽然如此，更改姓名还是反映出瑞典一芬兰人慢慢地减少了，几十年来这种情况有增无减。四十年前，在1920年，瑞典一芬兰人有三十四万一千人，比1960年的数字约多一万人。

关于语言情况的问题和复杂性，常常被一些历史的和“文化的”概念和解释所夸大和歪曲，这些概念和解释一向被人过分广泛地、普遍地接受下来，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用芬兰语和用瑞典语写的历史及其他文献，时常论述到据说有别于“瑞典语文化”的“芬兰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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