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语言学研究与芬兰人历史观

这种分类法所意味着的、或据说所确定的、两种文化的区别，往往是以某些“文化上的”差异为根据，而这些差异在农民、工人、伐木工人、小职员或其他类型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这些差异，如果能辨别的话，也只有对于那些虔诚的语言民族主义者的浪漫化的、玄妙的概念很熟悉的诡辩家们才能辨别出来。

就瑞典一芬兰人的一般情况来说，多少年来,公开主张“瑞典语文化”的宣传者和辩护士，都力图尽可能地划清两种语言集团的界线。虽然这种界线在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大多没有真实意义，但是要坚持这样做的决心还是经常表现出来。

最突出的例子也许是：有些人，尤其是那些献身于语言民族主义的瑞典一芬兰人，拒绝使用“芬兰人”(“Finn”)或“芬兰人的”（“Finnish”）这种字眼（特别当他们在国外的时候，更是这样），而坚持认为只有“芬兰国人”（“Finlandcr”）或甚至“瑞典人”（“Swede”）才是正当的名称。这种偏爱所反映出来的狭隘的地域观念，虽然已经被好些杰出的瑞典一芬兰人所反对和斥责，但在最近的将来还没有消失的迹象。

芬兰语与其它的欧洲语言大不相同，这是人所共知的。只有爱沙尼亚语同芬兰语很接近，使得一个普通人也能够看出它们的共同语源。匈牙利语常被说成是芬兰语的亲属。实际上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是很远的，大约象英语和波斯语那样的关系。

由于芬兰语与其他语言的联系异常地少，由于学术界长期以来都假设（一知半解的人的虚构臆造更认为理所当然）语言表明种族的亲属关系,并且是衡量种族的亲属关系的远近尺度，于是好久以前，人们在为讲这种独特语言的芬兰人找来12源、找背景的企图中，就概括出好些有关种族的概念和结论，这些概念和结论一直保持到今天，还继续使人困惑和误解。这个问题，就某些方面说，是近代欧洲国家中最令人惊异的“种族”问题之一。

在有关欧洲民族的问题中，比欧洲“种族”这个问题受到更多注意的不多。特别在过去一百年间，论述它的文献达到了相当大的数量。在这些文献中有几十部著作的作者所得的结论只是由许许多多的事例，半真半假的东西，这样那样的解释，互相矛盾的论点以及不合逻辑的说法所构成的一种迷魂阵。大概因为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得不到解决的，所以研究它的科学家们就使用不同的标准来区别所谓“种族”，以至欧洲“种族”有三、四种到三十种以上的说法都有人提出过。

在这方面的许多作者把“种族”同语言混淆起来，把“种族”同实有的或假设的文化差异以及其他东西混淆起来。相对地说来只有极少数人充分承认这个事实，即无论某一民族的所谓原始种族背景是什么样子，几千年的迁徙、战争与和平的交往所经常产生的混合会把唯一能够有意义地作为区别种族差异的生物学上的特征破坏掉。

虽然考古学和其他的研究已经指出，在九千年以前或更早的时期已经有人居住在芬兰，但就现时的芬兰人来说，大概只能追溯到那些早自公元前第二千纪开始，直到公元六世纪在芬兰继续定居的人。他们原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大概也永远不会得到解答，正好象难以对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的起源得到一个不用假设（不管是朴素的或幻想的)的结论一样。

关于芬兰人的种族背景的推测由来已久，而近两百年来，这种推测的历史是颇堪玩味的。例如，和欧洲别处的趋势相同，十八世纪的芬兰著作家们，除其他说法外，倾向于向犹太人找亲属关系。那些不明去向的以色列部族替这种出于想象的推断和根据这种推断而提出的说法提供了诱人的、方便的理论的出发点。然而并没有隔多久，13这些假设的有关芬兰人同犹太人或其他古代民族之间在语言方而及其他方面的关系的说法，就让位于别的方向的推断了。

到十八世纪末期，语言学家发现了英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同梵文之间的类似点。在十九世纪初，梵文被断定为其他语言的母语，而“印欧”语系这个名词也出现在欧洲语言学里面了。到十九世纪中期，从比较语言学和其他研究得出这么一个概念，即远古的一种“亚利安人”是大多数欧洲民族的祖先，而这种关系是“种族的”关系，是能够用语言学的证据来加以

证实的。于是寻找亚利安人的发源地成为学者关心的问题了。不久，“科学的”结论和通俗的假定都建立在亚利安人的家乡是在亚洲这个观点上面。在六十年代里，在学术界享有令人羡慕的声誉的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缪勒认为他可以断言：有那么一个时期，“其时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最早的祖先都住在一个围场里面，不,还在一个屋顶下面共同生活。”不用说，这围场和这屋顶的位置都还没有找到，从情况看来，它们将永远是不可捉摸的，正如它们在一百年前那样。

大约到1890年的时候，对于亚利安人发源地14的探索已经把其他不属于亚洲的一些地区也包括进去了。早在1870年，亚洲发源地这种说法就受到非难，于是几个不同的欧洲地区（大多是指波罗的海地区南部或欧洲东部）又被断定为最初的扩散中心。

就连北非洲也列入其中。再者（而这却是更重要的），到十九世纪末，这种神话式的“亚利安人”的体质特征和心理特质被一些富于想象力的科学家和一些大胆的通俗读物的作者越来越详细地编排出来。在阿谀赞美的词句下，他们被描绘为金发、碧眼、白肤、高身、窄面、长头,并具有比其它“种族”都要高的智力和才能的种族。在近两三个世代里，对于“亚利安人”的兴趣，产生了许多派生的说法，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只是它的较近的表现之一。虽然亚利安人的神话早已被科学的研究戳穿了，可是它的许多基本概念仍然为人们广泛地、不加批判地接受。

在十九世纪期间，关于芬兰人的种族背景的研究，是沿袭了有关一般欧洲人种起源的研究和推测的很多东西的。在芬兰，也是语言学的研究替结论打下了基础，提供了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证据。但是，在芬兰比在其它地方更甚的也许是,这类起源问题被涂上了可称为民族主义研究方法的色彩，因为对这个问题出现真正兴趣的几十年,也正是近代芬兰民族主义运动取得其初期重要成果的几十年。

芬兰人的种族起源问题看来比大多数欧洲民族的种族起源问题要复杂得多。我们已经说过，就语言上来讲，在欧洲诸民族中，芬兰人所代表的是一个几乎完全隔离开来的孤岛。当种族起源问题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的时候（约自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起)，现代意义的种族研究还处于幼年时期，所以当时人们认为对语言进行比较研究足以为这一疑团提供线索，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在寻找线索的许多人中，终于声称找到的，是一15位杰出的芬兰科学家，姆·阿·卡斯特伦(1813-1852年）。

卡斯特伦致力于芬兰语言学的研究，他希望能够对于芬兰民族的遥远过去以及他们同人类其余部分看来是隐晦的关系有所阐发。他用多年时间，到俄国的欧洲和亚洲地区作了几次广泛的旅行，收集到大量的语言学资料。他是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和纯学术的抱负所驱使的。这从他在1844年写给他朋友的一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只有一件事使我深受鼓舞，而且我能仅为它而生。任何其它的事都是次要的。我下了决心，要向芬兰人民证明，我们不是与世界和世界历史隔绝开来的民族，我们是同地球上至少七分之一的人民有亲属关系的。如果能由此对这个民族的事业有所贡献，那就太好了……语法并不是我的目标，但是没有它，就不能达到我的目的。

当卡斯特伦在1849年提出他的研究成果的时候,这些成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空想的愿望和一个富有才能的语言学家及语法学家的结论的混合物。

简单地说，其结论是，根据语言学的研究,芬兰人应当与突厥一鞑靼、蒙古以及满洲一通古斯语系诸民族归为一类。卡斯特伦认为，语言的亲属关系就意味着“种族的”亲属关系，于是他断定属于这些语系的诸民族都发源于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这就是说，芬兰人来源于亚细亚，而照通俗的理解，也就是来源于蒙古族。这样，这个具有爱国主义的科学家就好像实现了他的抱负，确定了他的民族同地球上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的亲属关系。

后来的语言学及其他研究把卡斯特伦关于芬兰人史前时期的自以为是的结论驳斥得体无完肤。他的乌拉尔一阿尔泰语系的概念仍如它开始16提出来时一样，只是一种幻想的理论而已。正如

这方面的一位著名学者所说：“对这种分类法还不曾提出有确实根据的理由。”至于就语言学和有关的证据对这个问题所能提供的线索来说，它表明现在俄国的欧洲地区可能是芬兰人的“发源地”。但就是对这个结论，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异议，这些学者的声望并不亚于认为这个地方是最初扩散地区的那些人。

特别是一些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提出了这种异议的论据。在这些学者中，芬兰科学院的一位知名学者克·维耳库纳教授曾把这些论据的要点加以概括。若干时间以来，他主张芬兰人的祖先居住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时间“极有可能”比以前所假设的要早好几百年。他又认为，任何想在比较远的地区去寻找发源地的企图，都不过是把结论建立在纯粹臆测上。考古学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

它指出，人类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定居，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公元四百年一直没有中断过，而芬兰人就是在两千多年以前从那里开始逐渐向芬兰迁徙的；又指出，不存在如以前想当然的理论所说的那种从较遥远的东方迁徙或移动的迹象；还指出，这些远古时代的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接触，就所能找到的线索来看，都是同西方和斯堪的纳维亚相接触的，而不是同东方。

上述的发现和结论还不足以清除所有师承卡斯特纶的种种顽固的派生说法，这些说法是由一百多年来追随卡斯特伦的学者和著作家所传授下来的。“与芬兰人有亲属关系的民族”这个惯用的概念继续流传下来，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它在芬兰人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食谱上长期以来一直是一味脍炙人口的名菜。书籍、期刊和报纸17继续表明，按夸大了的卡斯特伦论点来理解的“芬兰语系的诸民族”的概念，是为人们所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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