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芬兰社会阶层与教育发展

芬兰人口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在1963年总人口是四百五十二万三千，其中五分之三以上住在六个西南部和南部省区，它们相当于芬兰国土的四分之一。极北的拉普兰省，面积很大，人口I最少，南边的乌西马省，是首都赫尔辛基所在地，每平方里的人口约为拉普兰的四十倍，为拉普兰南边的奥鲁省的十倍多。气候、最好的耕地和过去一世纪的工业发展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全人口的绝大部分都居住在从波的尼亚湾上端向东南到拉多加湖一条线以南的地区内。

前面说过，芬兰人是两种语言并用的。这种语言的界限并不是根据宗教或与之有关的差别来21 划分的。这可以从约占92%以上的人口都是路德教教徒这一点看出来。其它的宗教派别都是不重要的。它们当中最大的一个教派是希腊正教。

1962年，它有七万二千一百名教徒（占全人口的1.7%），其它的教派合计仅占0.3%。1962年，在称为民政登记项下的芬兰人（指那些没有教会隶属关系的人）计有二十四万四千八百五十人,或者说，约占人口的2.5%。

这种情况特别有意思，因为它表明，象那些社会党人，在传统上向来是公开地、有时还是猛烈地反教会和反教士的，但他们大体上认为恰当的做法还是不要宣布自外于传统的教会为好。路德教的许多教徒都纯粹是有名无实的。在教徒会籍上所反映出来的这22种宗教上的一致性无疑地说明：十六世纪以来的教会和宗教，既不是内部纷争和对抗的缘由，也不是影响政治发展的因素。

识字早在1921年以前已经普及了，那年制定了七岁到十五岁的儿童必须受义务教育的法律。在以后的四十年里，具有读、写能力的人已是那样普遍，正如一个芬兰学者所说，它“作为衡量全国普通教育程度的尺度，已失去其意义了”。

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义务教育的法律得到贯彻的程度：1961年，按规定应上学的八十三万六千八百名七岁到十五岁的儿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上学的只有一百九十八名。在中等和高等学校就学的人数显然要少些。在1961-1962年度，中等学校有二十二万八千四百名学生，其中有一万七千九百名参加并通过了相当于大学入学考试的毕业考试。在同一年度，大学和相当于大学程度的各院校的学生注册人数是二万八千八百五十名。

在过去六十年里，城乡人口的分布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表明，无论就绝对数字和相对数字来看，城市人口都有大量增加，而近年来农业人口却锐减了。因为城市人口的出生率低于乡村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城市人口增加的基本原因，是乡村人口流入城市或迟早都要并入城市的郊区。

1961年的数字表明，乡村区域的人口是二百七十三万三千七百人，占全人口的60.9%。然而这些数字并不能恰当地区别或充分地衡量农业界和工业界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划分人口的职业和经济状况的类别上，才能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

不用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按职业划分的集团和阶级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芬兰独立及其后若千年里，农业是占优势的经济活动。可是到1950年的时候，农业加上伐木业（它们在芬兰统计中常是合在一起的）只占人口的41.5%。

1960年，这数字减少到31.7%，从事农业的，只占全国人口的26%。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行业和矿业成为全国近四分之三的人口的生活来源了。这个比重比城市人口所占的百分比要大得多。这种数字上的差别，其主要原因是芬兰相当多的工业设施（附带说一句，其中包括若干最大型的工业），以及所形成的工人和行政及管理人员的居住点，都处在官方统计中还没有划归城市的地区，虽然这些地区并不是乡村而至少是城郊,不过没有城郊的名义罢了。

1918年以来的趋势，可以从下述情况清楚地看出来：1920年“农业人口”有二百零六万一千人，1960年只有一百四十万零八千人；在同一时期工业劳动力从四十一万九千人增加到八十七万人，而在1960年，主要的非农业劳动人口总计有二百二十四万八千人；1960年，运输业所雇佣的员工比1920年增加了一倍；以商业和零售业为生的，在1920年有十万零六千人，在1960年增加到三十九万三千人。上列数字所说明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快了，这是因为在1944年从割让给苏联的土地上撤退的人，有很大一部分都转向工业及其有关行业求职和就业的缘故。

在西方民主国家里，社会的阶级和阶层是不容易分辨清楚的，只能粗略地加以概括，这一点对于芬兰和它的斯堪的纳维亚邻邦也是适用的。诚然，芬兰的社会上层与最下层之间，或者可以称之为中等阶级的上层边缘与最下层集团的广大的中间部分之间，其差别是易于分辨的。但是，要严格地划清界线就比较困难了。困难是由于一些微妙的因素。

困难不仅在于按照不同的收入水平或教育上的造就和程度（这些因素本身在芬兰也和在其他北欧国家一样是重要的）提出来的外在标准是模糊而不一致的。困难还在于各个人在认定其所属集团或阶级（这个集团或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一般地说，他是拥护的）的时候，往往取决于某些偏爱和标准，而这些偏爱和标准在表现现代工业社会的进化和特征的统计中或其他的设计上，充其量也只能是很不完善地反映出来。

换句话说，在芬兰，也和在一般的西方民主国家一样，区分社会阶层的组成部分的界限最多也只能粗略地划分出来。而且这些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还常在变动之中。因此，它们表明，要想构成一种图式，或拟订一种等级表把各个集团很容易地分别列入，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关于所谓芬兰的阶级结构的种种事实和情况已经足以使社会学家至少能够得出几点令人满意的结论。

所以，芬兰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海基·瓦里斯曾指出：芬兰的“社会整体在决定性的程度上，是一个工人和农民的社会，这就是说，是一个一般劳动者的社会”。1960年，这个国家将近50%的劳动人口能够归入这个类属。附带说一句，在那一年，“中等阶级”成分占全国总人口的20%多，而农民阶级则不到20%。

很明显，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对于芬兰人民的分等归类，除非把它们同具体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国民生活联系起来，多少都是带有学院气味的。如果我们深入思考一下芬兰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阶级结构，我们就会立即对下述这一点产生深刻的印象：虽然这个国家明显地是一个劳动者的共和国，可是占大多数的人（普通人），却并没有受宣传的影响，利用数量上的优势使“劳动者”在议会里持续地占有多数席位以便于实现劳工的目标，而且占大多数的人也没有在1945年以后的时期里使劳工对内阁的组成人员和政策取得决定性的发言权。

保守主义也同样没有反映阶级结构似乎应该产生的结果。据1950年的调查，芬兰的“上层阶级”约占全国人口的3%。可是，很明显，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一贯比这个百分比所表示的要大得多。从1906年开始普选以来的纪录看，在农民阶级的规模与农民党的政治影响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差别现象。“中等阶级”的情况也是这样。

在过去六十年间，工业化对芬兰生活的各方面差不多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主要由于日益发展的工业和城市社会迅速扩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很显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结果，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平等化的影响特别明显。在学校和教育领域内，也不亚于在其他范围内，关于芬兰老早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国家的证据是很多的，给人的印象也是深刻的。

进中学读书，完成中学学业时顺利地通过考试（这些考试通常保证可进入大学或其他高等院校），在芬兰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意味着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而且在就业时常是一个明显的有利条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从较低的社会和经济阶层达到较高的阶层，其正常途径就是通过中等学校以及标志着毕业的大学入学考试。

所以进中等学校读书这件事，是远比在校内接受八、九年教育（基本上是文理方面的课程）的意义重要得多。它还提供了一种衡量整个社会演变或阶级演变的尺度，从而表明了这个过程：在中学和大学里以往的阶级的特权地位已经被打破，普通人的子女有可能自由地取得为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所需要的知识和才能。

下面的事实说明这种增加机会的门开得越来越大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1938-1939年）有中等学校二百二十二所，入学人数约计五万三千八百名。到1950年时，学校增加到三百三十八所，入学学生数是九万五千名。在1961-1962年，学校达到四百九十二所，有二十二万八千四百名学生入学。这些数字所标志的增长速度主要表明：在非城市地区设立了新学校，使得乡村居民能够比较容易地送他们的子女入学，而以前大多数中学都是设在大城市或城市的近郊地区，距离太远，他们往往是无法去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等学校方面的趋势所产生的平均化和民主化的结果固然重要（1920-1921年只有一百四十四所中等学校，学生只有三万二千五百名），而更明显的是从1945年以来全国取得的进展已经远远超过1939年的记录。在教育领域内的特权范围迅速缩小，为才能和抱负提供的机会迅速增加了，而中等学校的重大发展就是表明这种过程的富有意义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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