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理宗内政改革风气清新

话说宋朝自宋太祖“陈桥兵变”当皇帝后，一直推崇“抑武崇文”的国策，生怕武将反叛。宋理宗有意中兴大宋朝，可对武将还是不放心，生怕武将夺走赵氏江山。他对孟珙这种儒将是非常欣赏的，但是又怕他靠军功做大后无法控制，不敢让他取得不世之功。

当年对外作战失败后，宋理宗便专心进行内政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驱逐史党。他虽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则决不宽贷。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流放“三凶”：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袁韶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赵善湘以史弥远亲家而擢任制帅，也都遭论劾而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不胜枚举。

二、审慎用相。在听从崔与之的建议后，理宗决定慎择宰相，纠正了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在配合更化上君臣十分投契。 端平三年（1234年），郑清之罢相。史称郑清之“声誉翕然”，对当时召用正人，出力尤多。

端平二年（1233年），乔行简开始与郑清之并相，郑清之去位以后独相三年，参与更化决策时间最长，对加强边防、整顿财政、荐引贤能贡献颇多。 李宗勉与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年）并任左右相。史称李宗勉“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有“公清之相”的美誉。史嵩之经理京湖防务时，荐士三十二人，董槐、吴潜后来都称贤相。任相以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珍，在其后抗御蒙古南侵中都功绩卓著，可谓识人。但史嵩之因是史弥远之侄，时人对他没有好感。 时论评曰：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他为相六年，略有史弥远专断的余风。淳祐四年（1243年）丁父忧，理宗命他起复，舆论大哗。人们想到史弥远旧事，不断上书抨击他。理宗唯恐他成为史弥远第二，便再未起用。

其后，范钟与杜范并相。史称范钟为相，杜范任相，都民“欢呼载道”。淳祐五年（1245年），杜范死在任上，游似与范钟并相，两人虽政见不合，但都能克制。淳祐七年（1247年），边事转急，理宗再相郑清之。但郑清之对御蒙并无贡献，而且“政归妻子”，其子卖官鬻爵，令其政声大坏。淳祐十一年（1251年），郑清之去世，由谢方叔与吴潜并相，吴潜也称贤相；谢方叔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才罢相，这时，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图治的前期转入嗜欲怠政的后期。综观理宗前期的宰执，除郑清之与史嵩之的评价，尚有争议。其他宰相与执政，大都很孚人望。

其三，亲擢台谏。史弥远一死，理宗就把擢任台谏权攥在手中。这一时期，他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大多立朝正直，议论恺切，使端平更化中的台谏风采成为南宋晚期一抹余晖。

其四，澄清吏治。光、宁以后，吏治大坏。理宗亲自撰制《审刑铭》《训廉铭》等，把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规定官员犯赃与谋杀、故杀、放火列为同罪，贪赃移作他用者籍没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条法，惩办了一批赃吏。官吏冗滥是吏治腐败的又一现象，理宗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堂除陋规；减少官吏权摄（不够任职资格者代理为官）；控制取士人数；严格升迁。

其五，整顿财政。理宗亲政，财政上面临物价飞涨、国库空虚两大问题。回应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发行新币，适当回收旧币，严禁伪造楮币。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会子危机。应对后者的主要措施是严格会计制度，实行节用方针。端平元年（1233年），理宗命尚书省设局审计户部财赋收支，下令编制《端平会计录》。嘉熙二年（1238年），命各州府仿照户部会计式样，立簿记录出纳，每季送呈尚书省计簿房，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端平二年，宰执自愿减半俸，以为表率。九月，理宗命大臣审定节用项目，范围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下至州郡。

其六，尊崇理学。理宗即位后便进封朱熹为信国公。作为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君主，理宗于端平元年（1233年）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次年，理宗采纳李埴建议，享受祀孔庙待遇的改为胡瑷、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别追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为伯，与信国公朱熹同为儒学嫡传正宗，列入孔庙从祀。与此同时，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学“万世罪人”，黜出孔庙；胡、孙、苏、欧也被迁出。景定二年（1261年），司马光又与邵雍、张试、吕祖谦补祀孔庙，程朱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宣告确立。擢用理学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学的重要表现。真德秀、魏了翁被史弥远排斥出朝后，在理学成为儒学正统过程中最有贡献，并称二贤。端平元年（1233年），理宗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当时，物价腾贵，人民对他们回朝寄予厚望。但他们入朝后大谈“正心诚意”，对物价虽采取过措施却收效不大。次年，真德秀升任参知政事，仅两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仅六个月。理宗召用二人，主要是借此起推崇理学、任用贤能的象征性作用。

端平更化是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的短暂亮色，对革除史弥远专政时的弊政，对稳定理宗亲政后的政局与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南宋王朝已不是那些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所能奏效的。端平入洛只落得仓皇北顾。清除史弥远余党也畏首畏尾。成功的大概要数尊崇理学，理宗的庙号也因而名至实归。

此时的大宋朝又有了一些欣欣向荣的气势，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达。康乐看到了理宗的政绩，心里对大宋的未来充满了希冀。他与朱英相亲相爱，一双儿女也茁壮成长了起来。他们的儿子取名为康振国，寓意振兴国家。女儿起名康秀英。这兄妹俩人长得可太好了，康悦、康乐、康振国祖孙三代共同一张脸，都是大宋赛潘安、宋玉的美男子。康秀英长得与朱英很像，兼有江南美女的柔美，又有北方美女的高大俊美，因为她身上有高娃的血脉。他们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节假日里，他们会去宫里看望思思贵妃，与他们一家人快乐地聚在一起，欣赏着宫廷舞蹈。

南宋时期，一方面宫廷舞和民间舞蹈在蓬勃发展，一方面人民群众又在积极寻求着能更好地表达多姿多彩生活内容的艺术形式，于是戏曲就创立而生，这个时期也就成了部分歌舞向戏曲转化的转折期。宋代宫廷舞继承唐舞的传统，在此基础上，逐渐由单纯的情绪舞发展成为故事歌舞，成了我国古典歌舞剧的新品种。

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在宋代以前，舞蹈所能表现的常常是某种情绪类型和情绪指向，想要表示明确清晰的语义，尤其是思想概念性的语义，对当时的舞蹈来说是难以做到的。而这一困难在宋代“队舞”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由此使中国舞蹈艺术作为凭借人体动态去构建自身的相对独立的地位产生了动摇，拓展了舞蹈的表现功能。下面以《柘枝舞》为例，对比分析唐、宋两个时期“队舞”在各个方面的变化，从而看出“队舞”的成熟和创新性发展所在。

宋代《柘枝》队舞，是歌舞伎人在各种不同宴席上演出的舞蹈，经唐代流传下来，到宋代有了变化和发展，比之唐时期的《柘枝》舞已大不相同。首先，在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唐代时，柘枝舞表演形式为独舞或双人舞，经过时代的变迁，到宋代时期，加入“竹竿子” 的致语，“花心”的致语，“花心”的独舞，“队舞”的群舞，从原来的独舞或双人舞，变成了小儿队舞的剧目，表演人数上达到了几十人不等。北宋礼部员外郎陈旸撰《乐书》记载： “《柘枝》用二童舞，始为二莲花，花圻而后见。对舞相占，实属中之雅妙者也，与今制不同，亦因时损益然邪。”

其次，在舞蹈表现风格上，唐代《柘枝》舞舞步矫捷、气氛热烈、变化丰富，全曲至始至终以鼓乐伴奏，章孝标有诗曰：“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衫耸细腰”，也有：“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蛾暂起来”，可以得知腰肢纤细的舞者体态轻盈，随节奏紧促的鼓点而舞，属唐代“健舞类”，体现着阳刚之美。而宋代《柘枝队舞》具有婉约、娇柔的风格，从“花心”所念“当芳宴以宏开，属雅音而合奏”，可以看出乃属软舞声容。此舞意在渲染仙境之妙，展示着歌舞升平的景象。因此，在功能性上，唐代柘枝舞是单纯的娱乐欣赏，宋代柘枝舞则赋予了一定的思想内容。

再者，从宫廷演出过程来看，宋代《柘枝》 队舞相对于唐代《柘枝》舞增加了吟诵和对白，起着衔接节目的作用。另外，在服装和道具上宋代《柘枝舞》也更为专业化。在服饰方面，把原来的中亚民族服装带着金铃的绣帽改为凤冠，广袖细腰身的长裙改成五色绣罗宽袍，注重讲究服饰的华美和场景效果。最后，在舞曲方面，不单单用《柘枝令》，还用了《画眉遍》《扑蝴蝶遍》，这样一来，中亚音乐中掺杂着中原音乐，更能贴近人们生活，易于表现故事情节。与唐比较，不仅在表现内容上趋于复杂，人物形象也更多样化，使宋“队舞”有了明显的创新意义和鲜明的特征。

唐代舞蹈中的许多经典作品，被变革在宋代“队舞”这一新的表演形式中，在宋代宫廷盛行发展，并走向了成熟。经发展，一方面“队舞”被戏曲吸收，一方面融入根植于民间的民间舞，有着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断的吸收养分并自我成长，一直延续到今天。

不同的时代会出现不同的舞蹈，但是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宫廷舞”这一舞种也因而瓦解，这些原本是人民创造的宝贵文化遗产，又在民间传承回归到它们的本源。宋代及其之后的庞大的民间表演和观赏人群通过他们自身的口传心授的方式，为我们后世留下了研究宫廷舞的宝贵线索和资料。不论从现今出土的舞蹈文物中，还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古籍中，可见宋代舞蹈艺术。其舞蹈历史向我们展示出的就是舞蹈情感与形式矛盾运动的历史，换言之， 舞蹈的情感与其表现形式的选择、弥合过程，就是舞蹈历史发展的过程。

这一年，金国发生了大旱，粮食颗粒无收。金国大将完颜青为了军中的粮食、士兵的军饷，偷偷地带兵侵犯宋境。

康乐奉命率军抵挡金兵。他告别了家人，带着朱英给他亲手缝制的香囊来到了前线。

寒风撕扯着淮水两岸的芦苇，康乐把冻僵的手指贴在铜弩机上。河面结着青灰色的冰，像条僵死的巨蟒横亘在宋金之间。他记得三天前这里还漂着浮冰，金人的马蹄声已在北岸响了两昼夜。

"哐啷——"铁甲撞击声刺破晨雾。康乐看见冰面上浮出鬼影般的轮廓，金人的铁浮屠骑兵正在结阵。那些全身披挂重甲的战马喷着白气，马蹄裹着麻布，在冰面上走得稳当。最前排的骑兵平举狼牙棒，后排张开了复合弓。

"放箭！"都头的声音劈开寒风。康乐扣动弩机，三石力的神臂弓将铁翎箭射入浓雾。冰面突然炸开血花，一匹战马前蹄折断，连带背上的骑士栽进冰窟。但更多的铁浮屠开始冲锋，马蹄在冰面敲出闷雷。

"换霹雳炮！"康乐听见身后木轮轧过冻土。三十架抛石机同时扬起长臂，裹着火油的陶罐划出弧线。冰面顿时绽放朵朵红莲，融化的冰水裹着燃烧的人马打转。有金兵跳进刺骨的河水扑火，立刻被床子弩射出的标枪钉在冰面上。

康乐摸向箭囊的手突然僵住。雾霭中冲出第二波骑兵，这次是拐子马轻骑。他们斜举弯刀贴着冰面疾驰，刀刃在晨光中连成银色浪涛。宋军阵前的钩镰枪手半跪下来，枪杆末端深深插进冻土。

当第一匹战马被钩断前蹄时，康乐闻到了血腥味。倒下的金兵尚未断气，就被同袍的战马踏碎胸甲。有个宋军枪手被弯刀削去半边脸，仍死死抱住敌人的马腿。冰面开始崩裂，血水和碎冰搅成猩红的泥浆。

康乐的弩箭射穿了第三个金兵咽喉时，看见都头的铁盔滚落冰面。那个总是多分他半块炊饼的汉子，此刻正用断矛捅进马腹，和敌人一同沉入冰河。南岸突然响起战鼓，大旗猎猎展开，预备队的重斧手如黑潮般涌向破裂的战线。

日头升到中天时，冰面已经看不出颜色。

此战宋军大败金兵，收获了金兵丢弃的无数辎重、粮草、武器。此时的康乐坐在箭垛后，发现掌心粘着半片带血的金国腰牌。北岸传来收兵的号角，残存的金骑在冰面上拖出蜿蜒血痕。他忽然想起临安家中的朱英，此刻该在檐下煮着梅花粥，瓦罐里腾起的热气想必比这战场的硝烟温暖百倍。

战争暂时结束了，边境又恢复了宁静的日子。

宋理宗深知，金朝野心不死，他们一直想要占领大宋全境。为了能够对抗金朝，大宋必须继续整顿朝政、鼓舞民心、强军备战。此时他才想起了如今的多大宋名将凋零，处于无人可用的囧境。他回想起名将孟珙的一生丰功伟绩：

1195年，湖北枣阳军营里，一个刚出生的男婴被祖父孟林抱上战马——这是岳家军老将留给南宋最后的“秘密武器”。

孟珙的曾祖父孟安是岳飞麾下猛将，祖父孟林更是在朱仙镇大捷中亲手砍翻金军帅旗。

传到父亲孟宗政这一代，孟家已是南宋抗金前线“钉子户”：镇守襄阳十五年，打得金人见到“孟”字旗就腿软。

12岁那年，孟珙跟着父亲巡查防线，指着地图上金军据点说：“此处山坳藏兵，当设伏击。”

1217年，金军20万大军压境，扬言要踏平襄阳。

22岁的孟珙指着沙盘冷笑：“金兵必从罗家渡偷渡！”

他带八百轻骑埋伏在芦苇丛中，等金军半渡时突然杀出。

这一战不仅歼灭金军前锋，还顺带烧了敌军三百艘运粮船。

金兵溃逃时踩塌浮桥，淹死者塞满汉江，史载“浮尸蔽江，三日不散”。

就在南宋恢复宋金战事之后的创伤时，北方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大变化：绍定五年（1232年）的三峰山之战后，金军大部主力被蒙古军击溃，名将完颜彝等阵亡。金恒山公武仙逃生之后，又跑到了南阳（今属河南）山中收拢溃兵，竟然数月之间就得众十余万，声势大振。而金朝末帝完颜承麟认为汴京残破不堪，于绍定六年（1233年）迁都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又迁到蔡州（今河南汝南）。他为做坚守之计，便下诏命武仙勤王。武仙则以蔡州难守，就想夺取南宋的四川作为落脚之处；如果夺取不了，就改夺进军路上的宋军粮饷。

绍定六年（1233年），金国名将武仙带着最后十万精锐想偷渡入川。武仙派手下武天锡进攻光化军，企图打开入蜀的通道，号称聚众二十余万。孟珙率军迎击，令康乐为先锋官，率领骑兵5000人、步兵1万人逼近敌垒。一鼓攻破其营寨，康乐派出壮士张子良阵斩武天锡，获其首级。康乐随后率军冲入金军阵中，金兵四散而逃。话说太上老君在天上掐指一算，大宋正在与金军作战，立即派遣康悦下届来支援康乐。此时天上康悦驾着祥云来到了战场，施展法术，瞬间狂风大作、烟雾缭绕，天兵天将从天上向金军发射火箭，金军死亡大部。孟珙初战告捷，斩首五千级，俘四百余人、户十二万，以功授江陵府副都统制，赐金带。康乐因在此战中作战勇猛，被孟珙给予了重奖，还向朝廷上报了康乐的军工。姐姐皇太妃思思收到此次战报，了解到哥哥康乐勇武、忠义似父亲康悦，心里也感到很欣慰。

孟珙随后玩起了“心理战”：白天派士兵扮成樵夫在山脚晃悠，晚上举着火把满山跑。

等金军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跟康乐率军夜袭马蹬山，一夜连破十八寨。此战康悦在空中施展道家法术，康乐在战场上如同杀神一般，土行孙也来到了战场，专砍金军马腿，雷震子挥舞着翅膀，拿着金棍猛扫金军将士，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最绝的是康悦教导宋军用羊角绑火把制造“千军夜行”假象，吓得金军自相践踏，死伤无数。

虽然旗开得胜，但武仙的主力仍然在光化境内，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向孟珙问计。孟珙早就胸有成竹，他告诉史嵩之，武仙将进军吕堰（今襄阳东北），宋军只要八千人就足够退敌。史嵩之刚开始听后还半信半疑，心里一直不踏实，晚上觉也睡不好。果然，宋军刘全部、雷去危部在夏家桥挫败金军后，武仙转而进军吕堰。孟珙得知武仙中计后大喜，立即与康乐探讨下一步计划。当武仙行军到吕堰的时候，遭到了木查、腾云、吕堰三砦宋军的三面围攻，孟珙跟康乐这时也迅速南撤，以接应守军。武仙到此时才发现地形不利，进有大河阻挡，退有山险拦截，只好撤军，结果被斩首三千级，俘民夫三万余。孟珙、康乐接着向北迫近邓州。邓州守将伊喇瑗害怕重蹈武仙覆辙，奉表请降。孟珙入城后，显示出大将风范，伊喇瑗伏阶下请死，但孟珙为他换衣冠，以宾礼相待。

七月，武仙手下爱将刘仪请降，并向孟珙提供了武仙驻军的情报。针对武仙九砦屯守于马蹬山，他建议步步为营前进，先夺取离金砦，再孤立其他二砦。孟珙采纳建议，第二天，派遣部将康乐进攻离金砦。康乐率领宋军假扮成金军混进了敌营，然后到处放火制造混乱，很快占领离金砦。当天夜里，宋军又突袭了王子山砦，袭杀守砦金将“小元帅”。

孟珙闻报，令康克率军直击马蹬山，自己在后指挥。他命部将康乐正面攻击，却故意在西边留出一条路，设下伏兵。史称此役“火烛天，杀僇山积”。金军溃退到西边，又遭到伏击，损失惨重，最后一万两千多人投降。之后孟珙回军进攻已经孤立了的沙窝等砦。一日三捷，部将又攻破默候里砦。至此，马蹬山的九砦还剩两个。刘仪再奉孟珙之命，招降了剩下的板桥砦的两支守军。武仙认为岵山地势险峻，居高临下应该还有一线生机。于是他带着人马开始爬山。孟珙早就料到武仙要移军岵山，命康乐先埋伏在山脚。武仙军爬到一半，突然伏兵四起，金军溃退，辎重丢在半山腰，大将兀沙惹被杀，共有七百三十人被擒。

战后，武仙不仅拒绝投降，还打算退往商州继续抵抗，孟珙也指挥宋军在一天早晨向石穴砦发动总攻。由于下过雨，山中还没放晴，部将非常担心。孟珙大笑说：“这不就是当年李愬雪夜擒吴元济的大好时机吗？”他亲自策马指挥，康乐挥舞着康家宝刀一马当先冲入金军阵中，后面宋军见主将都奋不顾身了，都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宋军激战数个时辰后大破敌军。金将武仙只好狼狈的换上士兵的衣服，带五六个人逃走，剩下的七万多金军纷纷投降。武仙本人后来在逃窜的过程中被蒙古守军擒杀 ，金朝打开入蜀通道的计划彻底破产。班师襄阳后，孟珙被转授为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康乐也因军功被朝廷赏赐。

“靖康耻，犹未雪”——这句刻进宋人骨子里的恨，终于在孟珙手中终结。

绍定六年（1233年）九月，围攻蔡州的蒙古军都元帅塔察儿被金军击败于城下，士气低落。塔察儿就一面远远地修筑堡垒以防金军突围，一面派出使者王檝向宋廷发出联合灭金的邀请，同时还希望宋军能支援粮食。

1234年正月，孟珙、康乐带着两万宋军杀到蔡州城下。康乐本为皇亲国戚，但他继承了岳飞的遗志，没有丝毫的纨绔子弟的奢靡、颓废之风。孟珙看到康乐在战场上茁壮成长，不禁对大宋的前途感到了充足的信心。

面对金军倚仗的柴潭天险，他与康悦、康乐一起研究破金之术。妙计研究出来后，孟珙非常高兴，觉得这次必将打败金军。他来到了大堤边，他竟命士兵凿堤放水，用十万捆柴草硬生生填出条攻城路。

当宋军率先冲进内城时，完颜承麟正在上吊，他刚穿上龙袍就被乱箭射成刺猬。

孟珙把金国末代皇帝烧焦的残骸装进木匣时，对着北方大喊：“岳爷爷，您的仇报了！”康悦、康乐此时心里也是无比感慨，他们终于实现了岳武穆当年未竞的抗金大业，直到黄龙府了。

此刻回想了孟珙的军功后，宋理宗在宫殿里踱步思考，他在为大宋今后的走向殚尽竭律。

此刻宋理宗面对着逐渐崛起的大漠蒙古的压力，他感到非常疲惫。他想用重用孟珙，却又害怕武将割据，心里非常矛盾。

灭金才过一年，蒙古就翻脸南下。

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南京应天、西京洛阳）[32] ，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三城已被蒙古兵掳掠一空，宋军乏食，陷入绝境。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此事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了借口。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宋蒙战争自此全面爆发。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端平三年（1236年）九月和嘉熙元年（1237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渡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珙、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

1235年，蒙古铁骑冲到长江边准备渡江，却发现对岸宋军“一日三变”：早晨穿红衣举黄旗，中午换蓝衣打黑旗，晚上江面火光绵延三十里。

蒙古主帅急得跳脚：“宋军到底来了多少人？”

其实全是孟珙导演的“服装秀”——他让五千士兵带着三套衣服轮换，硬是唬得五万蒙军连夜撤兵。

孟珙指挥的防御战最经典的当属1237年黄州保卫战。

蒙古人想挖地道进城，孟珙就在城墙里修了夹层。

等蒙军喜滋滋钻进来，迎接他们的是三丈深的“万人坑”和暴雨般的火油罐。

蒙古史书记载：“宋人城墙会吃人，钻进去的勇士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

孟珙花十年打造的荆襄防御体系堪称古代军事奇迹：

第一层：30座山城互为犄角，存粮够吃五年

第二层：汉江布设“铁锁横江”，百艘战舰随时拦截

第三层：开挖百里壕沟，埋设铁蒺藜十万枚

这套“铁桶阵”让蒙古人头疼二十年，直到他去世五年后才被突破。

孟珙是文能提笔安天下的“儒将”，在战场上之外也书写了许多传奇：

别以为孟珙只是个武夫！他任湖北安抚使期间：

在战火中创办公安书院，亲自编写《将士识字手册》

推广“军屯田”制度，让士兵边打仗边种地，荆襄地区年收粮百万石

发明“忠顺军票”——史上最早的军用代金券，解决前线物资运输难题

最绝的是用《易经》排兵布阵，还写了本《警心易赞》。

蒙古军师姚枢曾感叹：“孟帅用兵如弈棋，走一步看十步。”

1244年，蒙古河南总督范用吉带着五万精兵来降，这本是收复中原的天赐良机。

但宋理宗却连夜召见宰相：“孟珙要是收了这些兵，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岳飞？”一道圣旨断送北伐希望。

病榻上的孟珙看着诏书苦笑：“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

连吐三口鲜血而亡，终年52岁。

他死后不到十年，耗尽他毕生心血的荆襄防线土崩瓦解，南宋最终在崖山跳海殉国。

孟珙逝世后宋庭特赠太师、吉国公，谥号“忠襄”。孟珙病逝时，蒙古大汗贵由正在西征欧洲。

闻讯后，他竟下令全军戴孝三日，感叹：“若孟公在，吾辈安能饮马长江？”

这位让蒙古铁骑敬畏的“机动防御大师”，用一生诠释了何为“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

如今在湖北枣阳，每逢清明仍有人到孟珙墓前洒酒祭奠。

墓碑上刻着他临终遗言：“但留清白在，何必问功名。”

理宗执政后期，厌倦朝政，追逐声色，先是听任丁大全、马天骥、董宋臣乱政，后来又把朝政交给贾似道。他完全没有了端平更化时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每日沉湎在诗酒之中，同时开始追求奢侈豪华，在临安大兴土木，造佛寺道观祈祝长寿，建楼榭亭阁专供游幸。南宋社会也开始出现动荡迹象，嘉熙四年，首都临安更是发生了***，以致于“饥者夺食于路，市中杀人以卖，隐处掠卖人以徼利，日未晡，路无行人”。

阎贵妃是理宗晚年最宠爱的妃子，姿色妖媚，初封婉容。

淳祐九年（1249年）九月，理宗封阎氏为妃并对她赏赐无数。阎贵妃想修建一座功德寺，理宗不惜动用国库，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为其修功德寺，闹得百姓不得安宁。这座功德寺前后花了三年才建成，耗费极大，修得比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还要富丽堂皇。

就在这些人擅权用事之际，有人在朝门上大书八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暗指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弄权乱政。这一标语是对理宗的当头棒喝，警告他如再宠用奸佞，国家命运将不堪设想。

理宗恼火地指示临安府追查，但一无所获。他也感受到朝野对自己放纵奸佞的强烈不满，采取了一些措施。

宝祐五年（1257年），马天骥执政仅八个月，就被理宗罢免。次年，蒙古全面侵宋，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致使边防全线吃紧。

开庆元年（1259年），有人再次上书指斥丁大全与董宋臣危害国家、殃民，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并于景定三年（1262年），改流海岛途中，丁大全被押解的将官挤落水中溺死。阎贵妃则在景定元年（1260年）病死。惟独对董宋臣，理宗百般回护，先将其调离閤门，藉以平息舆论，不久就让他官复原职。其后，董宋臣一直在理宗的庇护下，他比理宗早死几个月，理宗特赠节度使，表达对这个奴才的宠爱。

理宗在位后期，逐渐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使朝政大坏 。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最后理宗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禥为皇储。

话说古代很多帝王在早年亲政后都意图进取、历经图治，可到了晚年就开始享受、不思进取，宋理宗也不例外。这主要是以下原因：

1.年龄和健康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和心理都会发生变化，这可能导致决策力和判断力的下降。古代医疗条件有限，皇帝的健康状况可能更难以得到保障，从而影响其政治行为。

2.权力腐败和心理问题：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长期的权力集中可能导致心理问题，如权力腐败、疑心病等。皇帝在晚年可能会更加关注保护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国家的长远发展。

3.后宫政治的影响：后宫的人事纷争和权力争斗往往复杂且难以控制，这可能导致皇帝的精神压力增大，进而影响其政治行为。

4.怠政和倦政：皇帝在位时间越长，可能会感到厌倦，导致怠政和倦政。长时间处理政务也会让皇帝感到疲惫，从而影响其执政能力。

5.个人素质和治国理念的变化：皇帝在年轻时可能雄心勃勃，追求文治武功，但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会变得更加保守和享乐，导致执政风格发生变化。

话说“重文轻武”、“对武将不放心”是南宋的一个死结！要想守住各条防线，就必须要给对方将领实权，但是给的权力过大，中央又不放心，后期会以各种理由把将领们撤职，再收回权力。如此反复无常，将领们怎能不心寒？实际上后期的蒙宋战争，替蒙古打前锋的人几乎都是北方汉人或者南宋的降将。因此可以说，南宋的灭亡，一半是实力差距，一半是南宋自己各种作死造成的。

康乐看到宋理宗晚年厌政、追求享乐，不禁暗暗为大宋的前途担心。

他一如既往地训练军队，以岳飞为楷模，始终不忘保卫大宋江山。朱英也在精神上给予他最大的支持。二人恩爱互尊，举案齐眉，一起养育一双儿女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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