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五 帝王殒没

昌平失守的那天，崇祯皇帝正在乾清宫里依次召对考选诸臣。

殿内点了十几盏宫灯，亮堂堂的，照得金砖地面反着光。十几个候补官员依次进来，跪下行礼，然后站在殿中，等着皇帝问话。考选的题目早就定好了，还是老一套——论外虏内寇，论剿贼方略，论兵饷筹措。这些题目从去年考到今年，从年初考到三月，都快被考烂了。

崇祯坐在龙椅上，面前的案上堆着几份奏折和一本花名册。他拿起花名册扫了一眼，又放下，手指在案角上无意识地敲了两下，然后抬起头，对着殿中那个正侃侃而谈的候补官员“嗯”了一声。

那官员正说到兴头上，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从孙子兵法讲到本朝开国，从卫所制讲到募兵制，说得唾沫横飞。可崇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的目光越过那官员的肩膀，落在殿外灰蒙蒙的天际上。

他一会儿凭几而听，身子往前倾着，手托着下巴；一会儿又往后靠，左顾右盼，目光在殿梁和屏风之间游来荡去；一会儿又伸手去拿茶杯，茶杯端起来又放下，放下又端起来，送到嘴边才发现杯子已经空了。旁边的内侍连忙上来续茶，他却摆了摆手，把杯子推到了一边。然后他拿起墨锭，在砚台上磨了几下，磨着磨着又停了，墨锭搁在砚台边上，手指却还在砚台上打圈。

坐立不安。满殿的人都看得出来。

就在这时，一个内官急匆匆地从侧门进来，脚步轻而快，像踩在棉絮上。他绕过正在奏对的候补官员，径直走到崇祯身侧，弯下腰，将一封密件递到崇祯手中。信封上没有题头，没有落款，只盖着一方暗红色的紧急军报火漆——那是八百里加急才用的印。

崇祯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只扫了一眼。

他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得惨白。不是白里透红，不是白里透青，是一种死灰般的惨白，像是脸上所有的血色都被什么东西一口吸干了。他的手抖了一下，信纸差点从指间滑落。他猛地攥紧了那张纸，指节根根发白，信纸在他手心里皱成了一团。

然后他霍然起身，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往殿后走。龙袍的下摆扫过案角，带翻了一只茶杯，瓷杯在案上滚了半圈，茶水泼了一桌，顺着案沿滴答滴答地往下淌。

殿中那候补官员还在说着，说到一半才发现皇帝已经走了。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张着嘴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该继续说下去还是该闭嘴。满殿的大臣们面面相觑，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有人探头往殿后张望，有人干咳了两声，没有一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崇祯手中那张被攥得皱巴巴的密件上，只有一行字——昌平失守，十二陵被焚。

昌平。昌平。崇祯走出殿外，脚步踉跄了一下，扶住了廊柱。北面的天空隐约还能看到一丝暗红色的火光，那是他朱家十二代皇帝的陵寝在燃烧。他从出生起就知道那些陵寝里埋着谁，从小就被教导要敬天法祖，要守住祖宗基业。现在祖宗在昌平的山上被人一把火烧了，而他站在乾清宫外的廊下，手扶朱红柱子，后背一阵一阵地发冷，像是被人从脊梁骨里抽走了一整根骨头。

昌平一失，他就什么都明白了。大明江山是真的要完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一天会来，他对局势的预估一直不好——但那是“不好”，不是“完了”。他总觉得还有希望，总觉得自己勤政十七年，不至于落到那个地步。他侥幸过，幻想过，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人身上，寄托在那个人身上，把明天当做救命稻草不停地往后推。可今天，这根稻草断了。

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抱有幻想。他退回后宫之后，坐在空荡荡的寝殿里，手撑着额头，闭着眼睛，心里还在盘算——李建泰的督师还有多少人马？能不能从保定杀回来？吴三桂到了哪里？关宁铁骑能不能赶在李自成之前抵达城下？唐通呢？刘泽清呢？左良玉呢？五路勤王，总有一路能到吧？

他甚至还在想——就算李自成兵临城下，也未必就能攻破北京城。北京城的城墙是洪武年间用大青砖一块一块砌起来的，城高三丈五尺，厚两丈，城外还有护城河环绕。城内有三大营，有火炮，有守军五六万，有九门提督。大明立国近三百年，从朱棣迁都以来，还没有一个敌人攻破过这座城。

他靠在龙榻的靠背上，闭着眼，把这些念头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多遍，像是在数一串只差一颗就要散架的念珠。

可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想法，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大军抵达北京城下。

没有先锋试探，没有围城劝降。闯军的大营在北面铺开，漫山遍野的帐篷和篝火，把城外的荒野照得通亮。李自成骑在马上，远远地望着北京城那黑沉沉的轮廓，只说了两个字：“攻城。”

当时京城的防守，外城由襄城伯李国桢主持，内城由提督太监王承恩负责。李国桢是武将世家出身，领过兵打过仗，多少还知道些兵事。可他手下的三大营驻扎在城外——那是明帝国京畿卫戍部队中最为精锐的部队，配备有火炮、鸟枪、三眼铳等火器，是拱卫京师的第一道防线。

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率部掩杀而来时，襄城伯李国桢正站在大营的中军帐前。他听到了远处的喊杀声，听到了马蹄震地的轰鸣，然后他听到了自己身边的营门官在大喊：“刘宗敏来了！刘宗敏来了！”

然后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他麾下的士兵——那些拿着大明最精良火器的三大营精锐——把火炮和鸟枪往地上一丢，转身就跑。不是一个两个，是成片成片的。旗帜倒了，营帐塌了，士兵们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往城墙方向涌去，身后是刘宗敏的铁骑在追赶、砍杀、收降。

三大营，一箭未发，土崩瓦解。

那些装备精良的火炮和鸟枪，被闯军从地上捡起来，擦干净泥巴，调转炮口，架在了北京城的城墙对面。大明的火炮，大明造的炮弹，大明存的火药，此时全部变成了农民军的利器，转而被用作攻打大明京城的器械。

城外三大营瓦解之后，守城的重任就全部由太监负责了。

当时登陴守御的兵卒只有五六万人，外加数千小太监。小太监们穿着不合身的盔甲，举着比他们还高的长矛，站在垛口后面瑟瑟发抖。城下的闯军用缴获的火炮对准城门轰了一天一夜，炮声震得城墙上的砖灰簌簌往下掉。

而这五六万守军和数千小太监，根本挡不住攻城之势。更要命的是，那些被崇祯视为亲信、危难之时委以重任、主持守城的宦官们，此时已经起了投降之心。

三月十八日。已投降李自成的原宣府监军太监杜勋，骑马来到城下，张弓搭箭，将一封书信射入城中。那封信飘飘悠悠地落在彰仪门内的空地上，被守城的小太监捡起来，送到了大太监曹化淳手上。信上的内容很简单：开城投降，不失封侯之位；负隅顽抗，城破之日鸡犬不留。

当天下午，彰仪门。曹化淳站在门楼上，望着城外铺天盖地的闯军大营，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挥了挥手，示意身边的人去转绞盘。彰仪门的千斤闸缓缓升起，城门在吱呀声中向两侧打开，城外严阵以待的闯军骑兵如潮水般涌入，没有任何抵抗，没有一声厮杀。外城被占领。

而宫里的崇祯皇帝对此事毫不知情。

他还在御书房里伏案书写人生中的最后一道罪己诏。诏书上洋洋洒洒地写着他如何辜负了祖宗，如何愧对天下臣民，然后笔锋一转，痴人说梦般地宣布——只追究李自成一人之罪，其余从贼者皆可赦免。写完之后他搁下朱笔，把诏书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脸上甚至闪过一丝几不可察的欣慰，仿佛这道诏书发出去，天下人就能被他的诚恳所感动，闯贼就能自动退兵一般。

这天晚上，他终于知道了——外城已破，彰仪门已献，闯军已经冲进了北京城。

他是在乾清宫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正坐在灯下，手里还端着半盏凉茶。王承恩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扑通跪倒，声音沙哑得不像人样：“皇爷——外城破了——曹化淳开的门——”

茶盏从他手里滑落，摔在金砖上，碎了。茶水溅了他一靴子，他却毫无反应。他坐在那里，瞪着眼睛看着王承恩，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又像是在看一个鬼魂。然后他开始发抖。从手指到手臂，从手臂到全身，像一片被风吹得簌簌作响的枯叶。

他猛地站起来，浑身抖着，在殿里转了好几圈。他的眼神已经变了，不再是平日那副疲惫而无奈的帝王模样，而是某种接近于疯狂的东西——一种被绝望逼到墙角之后的疯狂。他忽然停住脚步，转过身来，声音沙哑而急促，对着空气下了他人生中最后几道口谕——

逼周后自杀。亲手斩了袁妃。又令人护着太子、永王、定王设法出逃，换上百姓的衣服，从宫墙的暗门溜出去，往哪个方向跑他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他提起剑，跌跌撞撞地冲向寿宁宫。寿宁宫里，长平公主朱媺娖正缩在床角瑟瑟发抖，宫外隐隐传来的喊杀声已经越来越近了。她看见父皇提着剑冲进来，剑上还滴着血——那是袁妃的血。她看见了父皇的眼睛，那是一双已经不认得她的眼睛。她喊了一声“父皇”，然后闭上了眼。

剑落。她的左臂被齐根斩断，血喷涌而出。她倒在血泊中，没有死。

崇祯提着剑，脸上溅满了血，在寿宁宫里站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像梦游一样走出宫门，走到煤山脚下，身后只跟着王承恩一个人。

三月十九日凌晨。煤山上的老槐树上，多了一条白绫。王承恩跪在树下，朝着那具悬在半空中的身体重重地磕了三个头，然后在旁边的另一棵树上，也挂了白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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