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重庆的烟火

重庆的夏天总裹着潮湿的热气，解放碑附近的火锅店飘出的牛油香能绕着巷子转三圈。高朋背着磨出毛边的背包站在街角，手里攥着仅剩的一千块钱，站在路灯杆子下面，呆呆地看着人来人往，显得格外突兀。

“小伙子，找活干不？火锅店招服务员，管吃住，月薪四千五。”穿围裙的刘姐倚在店门口，涂着红指甲的手朝他挥了挥。她嗓门亮，说话带着重庆人特有的泼辣劲儿。高朋犹豫了两秒，点头应下：“我干，啥时候能上班？”“现在就行，一个月四千！”刘姐拉着他往店里走，穿过满是食客的大堂时，蒸腾的热气混着辣椒的呛味扑在脸上，脑子空空的。

火锅店的后厨像个蒸笼，掌勺的师傅光着膀子，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手里的炒勺“哐当”作响。

高朋被安排跟着阿杰学摆桌、收碗，阿杰比他大两岁，留着寸头，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别紧张，刘姐看着凶，心不坏，就是对卫生要求严，收盘子记得擦干净桌子。”

到了第一天上班，高朋忙得脚不沾地。从下午五点到凌晨两点，他端着滚烫的锅底穿梭在客人之间，手臂被蒸汽烫出好几个红印，脚背也被食客的椅子蹭得发疼。收工后，阿杰拉着他去街边吃烧烤，冰镇啤酒碰在杯沿上发出清脆的响。“刚来重庆都这样，过几天就适应了。”阿杰咬着烤串说，“我去年来的时候，第一天就累得想跑，现在不也挺过来了？”

高朋喝了口啤酒，凉意顺着喉咙滑下去，缓解了一天的疲惫。他看着街头闪烁的霓虹灯，也是来之安之。

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店里，帮着打扫卫生、准备食材，收工后还会主动把后厨的油桶搬到仓库。刘姐看在眼里，月底发工资时，多给了他两百块：“这是给你的奖金，好好干。”

高朋拿着钱，很感激，只是快过年了，家里还是得回去的。

腊月二十的重庆，雾还没散。高朋攥着半卷铺盖，站在“高记老火锅”门口，白汽从火锅店里冒出来，裹着牛油香，糊了他一脸。

老板把一千五百块塞给他，指节捏得发白：“高朋，不是我扣你钱，这时候走，我上哪儿找人？”

高朋没抬头，手指把钞票捻了捻，边角有点卷。“知道。”他声音闷着，像含了口热汤，“明年我不来了，工资这样……行。”

老板叹口气，转身进了店。玻璃门关上，把里面的喧闹隔成了模糊的背景音——筷子碰碗的脆响，客人喊“加辣”的嗓门，还有收银机“叮”的一声。高朋盯着门上自己的影子，灰扑扑的，羽绒服领口沾了点火锅油，搓了搓，没搓掉。

他扛着铺盖往公交站走。路边的灯笼早挂好了，红得晃眼。风裹着冷意往脖子里钻，他把围巾又绕了一圈，露出半张脸。手机揣在兜里，震了一下，是老家堂哥发的。

“啥时候到？我去车站接你。”高朋回了个“明天下午”，指尖在屏幕上顿了顿，又把输入框里的“工资没拿全”删了，换成“路上慢点”。

第二天坐火车，高朋找了个靠窗的座。行李架上塞满了大包小包，有个阿姨的编织袋露了半截腊肉，油渗出来，印在布上。他把铺盖卷塞在座位底下，刚坐定，就有人拍他的胳膊。

“大哥，能让让不？”

是个男生，背着黑色双肩包，手里拎着个粉色的保温杯，后面跟着个女生，扎着马尾，手里攥着本习题册。高朋往里面挪了挪，男生说了声“谢谢”，把包放在旁边的空位上。

“冷不冷？”那男生问那个女生，伸手摸了摸她的手，“我就说让你多穿点。”

女生笑了，眼睛弯成月牙：“不冷，你看我穿了毛衣。”

男生凑过去，头挨着她的头。

高朋转头看向窗外。火车刚驶出重庆，田埂上还有残雪，白一块，黄一块。他掏出手机，点开相册，里面有张去年拍的照片——火锅店后厨，他举着锅铲，脸上沾了点面粉，旁边的配菜阿姨笑着比耶。

他手指划了划，又点开另一个相册，里面是他高中的毕业证，照片上的自己还穿着校服，头发剪得短短的，眼神亮得很。

那时候他也想过考大学。班主任找他谈过，说“你成绩不差，再努努力，能上二本”。一切恍如昨日。

“大哥，你喝水不？”男生递过来一瓶矿泉水，笑着问。

高朋愣了一下，赶紧接过来：“谢谢，不用，我自己有。”他从包里摸出个塑料瓶，里面是凉白开，晃了晃，还有半瓶。

男生把保温杯打开，倒了杯热乎的，递给女生：“喝点热水，别感冒了。”女生接过，小口抿着，偶尔抬头跟男生说句话，声音轻轻的，像羽毛。

高朋没再看他们，又把目光移到窗外。太阳慢慢升起来，把雪照得有点晃眼。他摸了摸兜里的钱，一千五百块，叠得整整齐齐。回去要给爸妈买点东西，剩下的钱，得留着明年找活儿。

火车到站的时候，堂哥已经在出口等了。看见他，挥了挥手：“这边！”高朋把铺盖递给堂哥，跟着他往外面走。车站广场上全是人，拖着行李箱的，背着包的，还有卖糖葫芦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我妈让我问你，今年挣了多少？”堂哥边走边说。

高朋踢了踢地上的石子：“没多少，两千来块。”

哦”

到家的时候，妈正在扫院子。看见他，手里的扫帚顿了顿：“回来了？”

“嗯。”高朋把东西放在屋檐下，“买了点糖，给邻居家孩子分点。”

爸坐在屋里的炕沿上，抽着烟，看见他，点了点头：“路上累不？”

“不累。”高朋坐下，炕是热的，暖得他膝盖发疼。妈端了碗热粥过来，里面放了红枣：“喝了吧，路上没吃饭。”

他捧着碗，粥的热气熏得眼睛有点湿。没人问他工资为什么少了，也没人问他明年去哪。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爸抽烟的“滋滋”声，还有院外邻居家放鞭炮的脆响。

接下来几天，高朋帮着布置家里。贴春联的时候，他踩在凳子上，妈在下面递胶带：“往左点，再往左点。”他调整着位置，春联上的“福”字倒过来，红得刺眼。爸在旁边劈柴，斧头落在木头上，“咚”的一声，很响。

初三早上，高朋收拾行李。妈在旁边看着，把一袋子馍馍塞进他包里：“路上吃，别饿着。”

“嗯。”高朋把钱揣在贴身的兜里，摸了摸，还在。

爸送他到村口，递给他一张车票：“去甘肃的，我托人买的。那边有个亲戚，说能帮你找个保安的活儿。”

高朋接过车票，指尖有点抖。“知道了，爸。”

“自己照顾好自己。”爸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多说。

高朋上了大巴车，从车窗里往外看。爸还站在村口，穿着那件旧棉袄，风把他的头发吹得有点乱，妈没出来。

大巴车开动了，村口的树往后退，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点。

两千块，不多。但甘肃的春天应该快到了，甘肃工资低，总能挣点钱。

他抬头看向窗外，太阳正慢慢爬上来，把天空染成了淡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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