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顾志明是1954年生的，1984年从那段荒唐的婚姻里逃回来时，正好年满三十岁。

三十岁，在旁人眼里该是成家立业、顶门立户撑起一片天的年纪，他却像条丧家之犬，揣着一身狼狈回了家。

家里的逼仄比记忆里更甚，嫂嫂不久就添了娃，尿布片子晾得满屋子都是，空气里混着奶味和油烟味，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

妈妈是全职家庭妇女，一辈子没上过班，以前全家就靠爸爸那点微薄的工资过活，现在虽然哥哥成家了，姐姐也出嫁了，他也能挣钱了，但偏生爸爸身体不好，常年要妈妈照顾，家里本就不宽裕，如今还多了他这么个“闲人”，哥嫂的怨言就没断过。

“当初为了把你嫁出去，爸妈那点积蓄全花光了，现在爸要补充一点营养都没钱，你倒好，婚没守住，尽回来添乱。有精神病咋啦，不会送精神病院去吗？”嫂嫂的话像针似的，扎得他坐立难安。

他不愿跟哥嫂起争执，更不想让年迈的父母夹在中间为难，从前下了班就躲去街心公园看书的习惯，如今更成了他逃避家里压抑氛围的唯一办法。也正是在公园那些昏黄的路灯下，他啃完了一本本复习资料，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竟真的通过了上海市成人统一招生考试，被一所夜大录取了。

八十年代的上海，夜校像雨后春笋一样，社会上流行读书取得文凭，教育学院开放的自学考试、电视大学、各类夜大统称为成人教育，成了当时最火的‘充电’选择。晚上十点左右，马路上都是从夜校放学回家的人，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的上海街头的夜景。

顾志明也赶了这波潮流，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心里第一次生出点盼头——或许这夜大，能让他走出眼下的困境。

顾志明工作的那家点心店，是老上海常见的餐饮行业的“两头班”工作制——清晨天不亮就开门赶早市，蒸小笼、炸油条、包馄饨，忙到晌午才歇业；中午留几个人看店，其他人可以回家休息，傍晚又要来上班开夜市，应付下班潮的食客。

从前他倒也习惯了这份忙碌，可夜大的课全排在晚上，鱼和熊掌终究不可兼得。他思来想去，只能跟店长申请只上早班，中午在店里看店，晚上就赶去夜大上课。

这事儿一传开，店里的同事就炸开了锅。后厨择菜的王婶撇着嘴，跟旁边揉面的老李嘀咕：“一个做点心的，手上沾着面粉就想往学堂里钻，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李接话时，故意提高了嗓门，让正在擀皮的顾志明听得一清二楚：“三十多岁的人了，老婆都守不住，不安分守着饭碗，还学人家读夜大？想跳龙门？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真是白日做梦！”

还有年轻些的伙计，仗着嘴甜讨同事喜欢，直接凑到他跟前打趣：“顾师傅，等你念完大学，是不是就瞧不上咱这灶台了？可别到时候书没读明白，点心手艺倒忘了！”

顾志明的师兄对他在行业比赛得奖一事一直不服气，耿耿于怀的，他在店里大放厥词，说顾志明辜负了店里的培养，夜市生意好忙不过来，他竟然不安分去读什么夜大，还责问做点心需要学历吗？

那些冷言冷语像后厨的油烟，裹着热气往他脸上扑，呛得他说不出话。好在店长明事理，力排众议支持他。还放言谁有能耐考上夜大，都可以不上二头班。

店长年近五十，欣赏读书上进的年轻人，总说如果自己年轻二十岁，也一定要去拼个文凭。店长成了顾志明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

顾志明攥紧手里的擀面杖，指节泛白，却只是低头继续干活，没反驳一句——心里的那点盼头，还得靠这咬牙坚持的日子，慢慢熬出来。

面对同事的冷嘲热讽，顾志明丝毫不往心里去。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人生的时间金贵着呢，犯不着耗在这些口舌之争上，走自己的路，让时间来证明一切。

这样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又忙碌，也完美避开了家里的矛盾——天不亮就出门赶早班，中午守店顺便看书学习，晚上泡在夜校上课，放学后回到家已是深夜，哥嫂早已睡下，他打个地铺倒头就睡，连碰面拌嘴的机会都没有。

日子在埋头苦读里过得飞快，三年时间一晃而过，顾志明不仅顺利拿到了大专文凭，还咬着牙考了本会计上岗证，就想多给自己条出路。

没等他靠文凭和证书改变命运，他工作的早餐点心店开始搞起了承包制。他那位师兄凭着多年攒下的人脉，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拿下了点心店的承包权。顾志明在众人眼里依旧是那个“不务正业、心比天高”的异类，下岗的名单里，自然少不了他。

在下岗名单公示栏前，他师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斜睨着眼对他说：“我承包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早餐店，用不起大学生。你志存高远，我不能挡了你的锦绣前程。以后你发达了，要记得我这个师兄今天对你的成全。”

这一年，顾志明33岁。三年省吃俭用，手里攒了点微薄的积蓄，文凭和证书也刚拿到手，却成了下岗职工。

更让他揪心的是，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索性放下找工作的念头，回家帮着妈妈一起照顾父亲，尽一份孝心。

回到那个挤仄的石库门，哥嫂的冷言冷语就没断过。饭桌上、过道里，只要碰面，嫂子总会阴阳怪气地戳他：“有些人就是拎不清，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真以为有点点心手艺就了不起了？还敢挑三拣四的。”哥哥也跟着帮腔，语气里满是嫌弃：“现在好了吧？当初人家肯要你，就算有点毛病又怎么了？总比挤在十平米的房子里打地铺强，别以为读了个夜校就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照样下岗。”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人，顾志明听了心里又闷又堵，却只能忍着。他和哥嫂的关系更僵了，除了必要的搭话，几乎没什么交流，石库门里的日子，过得愈发压抑。

顾志明的爸妈很心疼这个小儿子，无奈自己的能力有限，大儿子一家三口挤在十平米的房子里，大儿媳难免心存积怨。只能让小儿子忍着点。

顾志明出嫁的姐姐非常心疼他，知道他这些年的委屈，但凡有空就往娘家跑，帮着端水喂药、擦洗照料老父亲。

可终究没能留住人，没过多久，父亲就撒手人寰。

父亲走后，家里只剩母亲孤零零一人。好在政府有“一老养一老”的政策，母亲作为无业配偶，能领到每月几百块的最低生活保障，够勉强糊口，却远远谈不上宽裕。

哥哥家又添了个娃，本就是底层人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对母亲那点补助更是眼热，暗地里的怨言没断过。

顾志明心里清楚，自己不能处于失业状态。他找到几位以前点心店下岗的老同事，合计着去浦东找个店面，重操旧业。

可世事难料，那时候的浦东开发还没成气候，店面选址偏，人流量远远不够，没撑多久，这家寄托着希望的小店就关门歇业了——兜兜转转，他又回到了原点。

三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那点钱，经不住浦东开店一折腾，彻底归零了——一边是母亲的养老，一边是空空的口袋，还有哥嫂若有似无的排挤，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又一次被逼到了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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