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2章 隋唐五代十国36 科教成就12

十二、历法的修订

（一）《大明历》～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

【祖冲之编制《大明历》（历史故事）】

1、

公元462年，建康城外，一座简陋的观测台上。

四十七岁的祖冲之裹着旧棉袍，手指冻得发僵，却仍紧贴着铜制浑仪的边沿。今夜是冬至，他已在寒风中守了三个时辰。

身旁的儿子祖暅之举着油灯，火苗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却不敢挪动半分——父亲正在记录北极星与冬至点之间的细微偏移，这已是连续第十二年的观测。

“又差了。”祖冲之喃喃道，呵出的白气模糊了铜规上的刻度。他攥着竹简，上面抄着何承天的《元嘉历》，可这些年来，他一次次发现，历法推算的节气总比实际天象晚那么一丁点

——春耕时，历书说该播谷，地气却还没到；秋收时，历书说霜降，露水却还挂着。

“不是历法算错了，是起点错了。”他忽然转身，吓得祖暅之差点泼了灯油。

“爹，您说冬至点……在移动？”

祖冲之没答话，只是把近二十年的观测记录铺了一地。那些密密麻麻的刻痕，竹简堆得比案几还高。他指着某一条：“你看，从虞喜提出岁差之说，到如今快两百年了，没人真拿它算过历法。

可数据不会骗人——冬至点每五十年左右西移一度，若死守着固定不动，积上百年，便是天壤之别。”

2、

那一夜，祖家小院的灯火再没熄过。祖冲之将“岁差”二字重重刻进新历草稿的开篇，又在“闰周”一行划去旧法，改作“三百九十一年一百四十四闰”。

他算得手指发抖——如此，朔望月当为二十九点五三零九日，回归年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八日。

“爹，这差数太小了，朝廷怕是不认。”祖暅之看着最终稿，忧心忡忡。

祖冲之把笔一搁，望向窗外渐白的天色：“认不认是上头的事，算不算对，是老天的事。”

公元462年六月，新历呈上。太史令捧着《大明历》奏章，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岁差？闰周革新？这些词太陌生。

有人冷笑：“祖宗之法不可变。”有人摇头：“何必动何承天的旧制？”宋孝武帝倒说了句“且交朝臣评议”，可评议来评议去，最终被一句“古历未差，不宜轻改”压了下来。

祖冲之没有争辩。他回到观测台，继续日日记录星辰的位置。这一等，便是四十八年。

他已经老了，老得再也攀不上那座高台。儿子祖暅之接过浑仪，每年冬至仍在那里守夜。

公元510年，梁武帝下诏，正式颁行《大明历》。诏书送到祖家时，祖冲之已故去整整十年。

祖暅之跪在父亲灵位前，把诏书一字一字念完。窗外，星空依旧，可从此人间历法，已有了新的起点。

那一刻，风过庭院，竹简翻动，仿佛老人还在案前，用那支磨秃了的笔，悄悄修订着第无数遍的草稿——他一生没能等到自己的历法施行，可他算准了每一颗星辰的脾气，也早就算准了，真理总会比朝廷的决议，走得更慢，却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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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历史资料】

祖冲之是世界上第一个正确地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7位的人。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大都包含在他所编制的《大明历》中。

在祖冲之之前，人们使用的历法是天文学家何承天编制的《元嘉历》。祖冲之经过多年的观测和推算，发现《元嘉历存在很大的差误。

于是祖冲之就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历法。462年（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祖冲之编制成了《大明历》，但没能被采用，直到510年（梁武帝天监九年）才正式颁布施行。

《大明历》采用的朔望月长度为29.5309日，这和利用现代天文手段测得的朔望月长度相差不到1秒钟。

在《大明历》中，祖冲之提出了在391年插入144个润月的新闰周。

。根据新的闰周和朔望月长度，我们可以求出《大明历》的回归年长度是365.2428日，与现代测得的回归年长度仅差万分之六日，也就是说一年只差46秒，足见这已是非常精确的资料了。

在祖冲之之前，历算家们一直认为冬至点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使得历法制定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误差。

为此，祖冲之把岁差概念引进历法中之后，大大提高了历法计算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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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衍历》～张遂主持修订历法

【天枢之下（历史故事）】

1、

开元九年的长安，夏夜漫长。

太史局的偏院里，张遂立在铜铸的浑天仪旁，仰头望天。那架水运浑象正缓缓转动，水漏声滴答，木人击鼓，一更刚过。

铜仪上嵌着的星宿，在烛火映照下幽光闪烁，可张遂知道，那光不真。他伸手拨动黄道游仪上的窥管，对准心宿二，再对北斗摇光。

眉头渐紧。“还是差了几刻。”他低声说。案上的《麟德历》摊开着，推算日食的日子，与天上真实的天象已不合三年了。

朝堂之上，玄宗已下了明诏：“改历。”一纸诏书落到张遂手中时，他掌心微汗。皇帝赐他紫衣，加号“一行”，可他心里明白，这不是恩宠，是催促。

他要做的，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另起天地。他找到梁令瓒。那人正对着木尺和铜坯画图，满手墨渍。

“张衡的浑天仪，水运一昼夜一圈，可星辰偏移已千年。”梁令瓒把图纸摊开，“我想加两道赤环，再把地平圈改铸为仰月形。”

张遂点头：“还要加两个木人，一刻击鼓，一辰敲钟。轮轴要精，枢机要密。”两人为了一枚齿轮的齿数吵了三天，又为了水斗的容积反复注水百次。

秋去冬来，当那座新铸的浑天铜仪第一次运转完整，木鼓声与更漏声同时响起时，张遂站在庭中，看铜仪上的星宿缓缓移过窥管，与夜空中的真实星辰一一重合。

他默立良久，只对梁令瓒说了一句：“可用了。”但仪器只是眼睛。真正要走的，是脚底的路。

2、

开元十二年春，张遂带着测量绳、圭表和复矩，出了长安。他选了十三处测点，北起蔚州，南至安南。

每到一处，他立八尺之表，测日影长短，记北极出地高度。同行的小吏不解：“大人，历法不是算出来的吗？为何要跑万里路？”

张遂蹲在沙地上，用树枝画下一道弧线：“你看，南北相距三百五十一里，日影便差一寸。若连成线，便是大地之弧。”他抬头，“我要量出这条弧的长度。”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他正做着世界上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测量子午线的长度。

他的数据后来被算作每度约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离现代值之差不足两成。可当时，他只知道，脚下的大地，比任何典籍写的都大。

夜晚是更漫长的劳作。张遂重新测定一百五十多颗恒星的位置。当他把新测的二十八宿距度与旧籍比对时，发现角宿的位置偏移了近一度。

“星，动了。”他对着油灯喃喃。

旁边的年轻助手惊道：“古书说恒星不动，莫非书错了？”

张遂摇头：“书未必错，是千年之前的天，与今夜的天，不同了。”他提笔在册上记下一行小字——“恒星有行，非亘古不移。

”那一夜，他成了第一个发现恒星运动的中国人。

3、

可最大的难关，在纸上。张遂要做的，是融合《易》象大衍之数，把日月五星的运行纳入一个自洽的数理框架。

他创出不等间距二次差插值法，用以推算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最让他彻夜不眠的，是日食。

“旧历算日食，只论合朔时刻。”他对梁令瓒说，“可同一时刻，在洛阳能见日食，在岭南却未必。地有南北，月影有偏。”

他在稿纸上画下月影锥体，标注各地纬度，首次在历法中纳入不同地点的见食差异。那几页纸被他改了二十七遍，墨迹层层叠叠，如夜空的星晕。

开元十五年秋，张遂病倒了。

榻前堆满了稿卷——七篇历法，平朔望、七十二候、每日日躔月离、五星见伏、晷刻漏更、日食月食、五纬行度。

他撑着身子，把最后一组数据核对完，对守在床边的梁令瓒说：“拿去……交太史令。”

梁令瓒翻着稿纸，忽然哽咽：“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你这一篇，便是那遁去的一。”

张遂微笑，闭目。那年冬，他没等到颁历的诏书。

开元十七年，《大衍历》正式颁行天下。次年，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带着抄本渡海东归。在船上，他翻开第一页，看到一行小字——“僧一行撰”。

海风翻卷，纸页沙沙，像极了许多年前，长安那架浑天铜仪夜夜转动的声音。

而那架铜仪，至今仍在太史局的院子里，水漏枯竭，木人不再击鼓。可每当晴夜，总有年轻的太史令走过去，伸手拨动那枚已锈的窥管，对准北斗。仿佛那个叫张遂的人，还站在那里，仰着头，不肯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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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历史资料）】ni《大衍历》亦称《开元大衍历》，是唐开元十七年（729年）起施行的历法，因立法依据《易》象大衍之数而得名。此书为僧一行编制。

开元年间，唐玄宗下令让张遂主持修订历法。在修订历法的实践中，为了测量日、月、星辰在轨道上的位置，掌握其运动规律，他与梁令瓒共同制造了观测天象的“浑天铜仪”和“黄道游仪”。

浑天铜仪是在汉代张衡的“浑天仪”的基础上制造的，上面画着星宿，仪器用水力运转，每昼夜运转一周，与天象相符。

上面还装了两个木人，一个每刻敲鼓、一个每辰敲钟，其精密程度超过了张衡的“浑天仪”。

“黄道游仪”的用处，是在观测天象时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道的坐标位置。

张遂使用这两个仪器，重新测定了150多颗恒星的位置，多次测定了28宿距天体北极的度数。而且他发现了恒星是运动的，推翻了以前的恒星不动论，张遂成了发现恒星运动的第一个中国人。

此外，张遂还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成为世界测量子午线的第一人。

张遂从725年开始编订历法，至逝世前完成了草稿，即《大衍历》，728年颁行。

《大衍历》共分7篇，包括平朔望和平气、72候，日月每天的位置与运动，每天见到的星象和昼夜时刻、日食、月食和五大行星的位置。

结构严谨，演算合乎逻辑，在日月的计算上，首次考虑到全国不同地点的见食情况。

《大衍历》比以往的历法更为精密，为后世历法所师。张遂不仅在中国天文学上成就巨大，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很大。

《大衍历》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历法，733年传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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