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高三，无声的河流

高三开学第一天，教室空了三分之一。

体育生们都去集训了——武斌去了省体校，金超去了市体校，李强直接跟着教练去了外地。艺术生也走了大半，中淮去了省城的美术考前班，林晓去了音乐培训学校。还有几个同学干脆不来了，听说是家里安排去了职高学技术。

剩下的二十几个人，稀稀拉拉坐在教室里，显得空旷而冷清。

吴姐站在讲台上，看着我们，许久没说话。她看起来比去年更瘦了，眼袋很重，但眼神依然锐利。

“留下来的，都是准备参加高考的。”她终于开口，“不管是真想考，还是没别的选择，既然留下了，就给我拼一把。”

没人应声。大家都低着头，像一群等待宣判的犯人。

“我们班的情况，大家都清楚。”吴姐继续说，“去年文科班，考上本科的三个，专科的十个。剩下的，要么复读，要么直接进入社会。你们想成为哪一种？”

还是没人说话。窗外有鸟飞过，留下一串清脆的叫声。

“从今天起，早上七点到校，晚上十点离校。周六全天补课，周日上午自习，下午休息。”吴姐在黑板上写下时间表，“有任何意见吗？”

“没有。”稀稀拉拉的回答。

“大声点！”

“没有！”这次整齐了些。

吴姐放下粉笔：“好，现在开始早读。”

高三就这样开始了，没有仪式，没有动员，只有无声的压力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淹没每一个人。

我的新同桌是刘洋，那个原来一班的书呆子。他更瘦了，眼镜片厚得像瓶底，桌上永远堆着参考书和试卷。他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学习。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说：“我爸妈都是农民，我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得回去种地。”

张政和王可还在，但张政不捣乱了，他开始认真听课，虽然还是听不懂。王可则彻底放弃了，他上课就睡觉，睡醒了就看窗外，眼神空洞。

胡雯还是班长，但她的工作少了很多——班级活动几乎为零，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上。她目标是省城的政法大学，分数线很高。

聂婷也留下了。她的成绩一直在中游，不上不下。我问她为什么不走艺术路线——她画画其实很好。她说：“我没钱学艺术。而且，我爸妈说了，要么考上正经大学，要么复读。”

高三的日子是灰色的。早晨天没亮就起床，晚上回家时已是深夜。做不完的试卷，背不完的知识点，考不完的模拟考。每个月都有排名，红色的榜单贴在走廊里，像耻辱柱。

我第一次模考，总分380，班级第15，年级第98。这个分数，勉强能上最差的专科。

吴姐找我谈话。

“罗俊，你还有潜力。”她说，“数学和英语是你的短板，但文科综合你考得不错。如果数学能提到90分，英语提到100分，你就有希望上本科线。”

本科线去年是480。我还差一百分。

“我试试。”我说。

“不是试试，是必须。”吴姐盯着我，“你没有退路。”

我开始拼命。早上五点起床背英语单词，中午不休息做数学题，晚上回家继续到十二点。我报了那个六百块的补习班——用奖学金剩下的钱，又找妈妈要了两百。

妈妈什么也没说，给了我钱。但我知道，那是她加班加点挣来的。

补习班在周六全天，在一个破旧的写字楼里。老师是个退休的老教师，讲课慢，但讲得细。班里二十几个学生，来自各个学校，都是像我一样在挣扎的人。

有一次课间，我听见两个学生在聊天。

“你准备考哪？”

“不知道，能考上哪算哪。”

“我爸妈让我复读，但我不想。再读一年，我会疯的。”

“谁不是呢。”

我低头做题，假装没听见。但心里有个声音在问：罗俊，你真的能考上吗？考不上怎么办？复读？还是去打工？

没有答案。我只能继续做题，一道，又一道。

十一月，第二次模考。我考了410，进步了30分。但排名反而下降了——班级第18，年级第105。因为大家都在进步，而我进步得太慢。

张政这次考了350，班级倒数第五。他拿到成绩单后，撕得粉碎。

“不读了。”他说，“老子不读了。”

“你要干嘛？”我问。

“跟我表哥去广东打工。”张政点了一支烟——他最近开始抽烟了，“他说厂里包吃住，一个月能拿四千。四千啊，比我爸妈加起来都多。”

“那你高中不就白读了？”

“白读就白读。”张政吐了个烟圈，“反正也考不上大学，早点挣钱不好吗？”

我没法反驳。他说的是事实。在三中，能考上大学的是少数，大多数人的出路就是打工、当兵，或者在家待业。

王可也要走了。他爸托关系，给他找了个汽修厂的学徒工作。

“我喜欢车。”王可说，“修车比读书有意思。”

他们走的那天，我们三个在校门口的小吃摊吃了最后一顿炒粉。还是那家店，还是那个光头大叔，炒粉还是十二块一份，加蛋加肉另加三块。

我们点了三份，都加了蛋和肉。张政还要了三瓶啤酒。

“未成年不能喝酒。”老板说。

“我们都快十八了。”张政说，“最后一顿了，通融通融。”

老板看看我们，叹了口气，拿来三瓶。

我们碰杯，谁也没说“干杯”，只是默默地喝。炒粉很香，但我们吃得很慢。

“以后常联系。”张政说。

“嗯。”

“苟富贵，勿相忘。”王可说。这是他最近在看《三国演义》学的。

“富贵个屁。”张政笑骂，“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吃完，张政抢着付了钱。四十五块，他掏出一张五十的：“不用找了。”

走出店门，天已经黑了。街灯一盏盏亮起来，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走了。”张政拍拍我的肩，“好好考，替我们考个大学。”

“我尽量。”

他们转身走了，消失在夜色里。我站在原地，看了很久，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背影。

回到教室，晚自习已经开始了。少了两个人，座位空出来，像缺了牙齿的嘴。

胡雯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条：“加油。”

我打开，上面写着一行字：“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到希望。”

是聂婷的字迹。

我看向她，她正低头做题，马尾垂下来，遮住了侧脸。

那晚我学到凌晨一点。做完最后一道数学题时，窗外已经万籁俱寂。我走到阳台，看着这座沉睡的城市。远处工地的塔吊还亮着灯，像星星。

我突然想起高一时的那个问题：青春是什么？

那时候我以为青春是自由的，是热闹的，是有无限可能的。但现在我觉得，青春可能是一条无声的河流。我们都在河里漂，有人中途上岸，有人改变方向，有人沉没。而还在漂的人，只能继续往前，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但至少，我们还在漂。

漂着，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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