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 司马光砸的不是缸——真实的司马光

说起司马光，大家脑子里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一个小孩，站在院子里，举起一块大石头，朝一口大水缸砸去。缸破了，水涌出来，掉进缸里的小孩得救了。

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

可真实的司马光，真的是靠砸缸出名的吗？

是，也不是。

《宋史》上确实记载了这件事：“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那年司马光七岁。

可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让他成名。让他成名的，是另一件事——读书。

司马光六岁开始读书，七岁就能背诵《左氏春秋》。他读书有个特点：不读完一本，绝不碰下一本。一本《左氏春秋》，他读了整整三年，读得滚瓜烂熟，能从头讲到尾。

他爹司马池是光山知县，有一次考他《左氏春秋》的内容，他对答如流。他爹又惊又喜，对旁人说：“这孩子将来必有出息。”

果然有出息了。

二十岁那年，司马光进京赶考，一举高中进士甲科。

那一年，是宝元元年（1038年）。

中了进士之后，司马光被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当判官。

华州离长安不远。那一年，长安有个大官死了，司马光去参加葬礼。葬礼上，他看到一个大人物——当时的枢密使庞籍。

庞籍跟他聊了几句，发现这小伙子谈吐不凡，当即拍板：把他调到身边来。

从此，司马光成了庞籍的幕僚。

庞籍是朝廷重臣，当过宰相，打过西夏，见识广、人脉广。他教司马光怎么当官，怎么做人，怎么看问题。司马光后来回忆说：“我一生受庞公之教最多。”

在庞籍手下干了几年，司马光被调到京城，当了馆阁校勘——就是欧阳修当年干过的那个活儿。那一年，他二十七岁。

馆阁是读书人的圣地，里面藏书万卷，名人云集。司马光像掉进米缸的老鼠一样，一头扎进书堆里。

他读书有个习惯：每读一本书，就把要点摘录下来，写心得体会。后来这些心得体会攒多了，就成了《涑水记闻》——一部记载宋朝历史的重要笔记。

可读书读得再好，也得出事儿。

庆历五年（1045年），庞籍出京当郓州知州，司马光跟着去了。

三年后，庞籍调到并州（今山西太原）当知州，司马光又跟着去了。当时并州是抗西夏的前线，庞籍派他去西北边境巡视。

司马光转了一圈，回来后给庞籍提了个建议：在屈野河（今陕西神木附近）那块没人管的地带修筑城堡，把边境线往前推。

庞籍觉得这主意不错，就派他去办。

司马光带人修了一座堡寨，叫“宣威寨”。刚修好，西夏人就来了。

西夏人不是来参观的，是来打仗的。双方在屈野河打了一仗，宋军死了几个军官，伤了十几个士兵。

消息传到京城，朝廷震怒：谁让你们在边境修堡寨的？

庞籍站出来扛雷：“是我让司马光去修的，责任在我。”

庞籍因此被贬到青州（今山东青州）当知州。

司马光心里过意不去，写了一篇《论屈野河修堡事》，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可朝廷不追究他——他官太小，不值得追究。

这件事让司马光学到一个教训：有些事，不是你觉得自己对就能干的。

嘉祐年间，司马光回到京城，在馆阁继续当他的校对员。

这期间，他干了一件大事：开始编一部大书。

起因是这么回事：有一次，宋英宗让他编一本历代君臣事迹的书，给皇帝学习用。司马光接下这活儿，列了个大纲，写了一部分，拿给皇帝看。皇帝说好，继续写。

司马光就开始写。

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写多少字，必须完成。完不成，不睡觉。为了早起，他特意设计了一个枕头，圆滚滚的，一翻身就滚走，人就会醒。这叫“警枕”。

他找来几个帮手：刘恕、刘攽、范祖禹。都是当时顶尖的史学家。

他们分工合作：刘恕负责五代十国，刘攽负责汉朝，范祖禹负责唐朝。司马光自己负责总纂，把各人的稿子揉到一起，统一文风，润色文字。

这一写，就是十九年。

十九年里，他换了好几个地方：在京城写，在洛阳写，在许州写。皇帝换了三个：英宗、神宗、哲宗。朝堂上风云变幻，他在书房里埋头写书。

元丰七年（1084年），书终于写完了。

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下至五代，涵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宋神宗亲自给书起了个名字——《资治通鉴》。

资治者，帮助治理也。通鉴者，历史的镜子也。

司马光把稿子呈上去的那天，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一年，他六十六岁。

司马光这辈子，最绕不过去的人，是王安石。

两人本来关系不错。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同朝为官，互相欣赏。王安石写文章，司马光帮他改；司马光编书，王安石帮他查资料。

可一涉及到变法，两人就掰了。

司马光不是反对改革。他也知道国家有问题，也需要改。但他反对王安石的改法——太快、太猛、太不近人情。

熙宁二年（1069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

第一封信说：“你搞的青苗法，本意是好的，可下面执行起来变味了。地方官为了政绩，强迫农民贷款，利息收得比高利贷还狠。这叫帮农民吗？”

第二封信说：“你用人有问题。吕惠卿那些人，心术不正，你把他们当心腹，将来会出大事。”

第三封信说：“你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谁反对你，你就把谁赶走。这样下去，朝中只剩下一帮阿谀奉承的人，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王安石看完信，只回了三个字：“不同意。”

司马光等了很久，没有等到更多的话。他知道，两人已经没法交流了。

他上书请求外调，去了洛阳。

临走前，他对人说：“我与介甫，犹冰炭之不可共器也。”

司马光在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

他在洛阳买了块地，盖了几间屋子，取名“独乐园”。园子里有个小池塘，池塘边有座亭子，亭子上挂着一块匾：“读书堂”。

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起来，开始写书；中午吃饭，小睡片刻；下午继续写；晚上把当天写的内容抄一遍，修改润色。写完当天的任务，才上床睡觉。

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每天早上，有人看见他坐在亭子里，伏在书案上，写写停停。有时候写到高兴处，哈哈大笑；有时候写得不满意，皱着眉头，把稿子揉成一团。

有人问他：“司马大人，您天天写这些，不累吗？”

司马光说：“累啊。可这些事总得有人做。”

那十五年里，朝堂上新法闹得沸沸扬扬，他在洛阳岿然不动。有人来看他，跟他聊起朝中的人和事，他只是笑笑，不置可否。

他写的那本书，越堆越高。从一卷到几十卷，从几十卷到一百卷。每一卷抄好了，就让人送到京城，呈给皇帝看。

元丰七年，《资治通鉴》写成的那天，司马光站在独乐园里，看着那堆稿子，对身边的人说：“十九年了，总算做完了。”

身边的人问他：“您现在最想干什么？”

他说：“睡一觉。”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十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高太后是保守派，一上台就把司马光召回京城。那一年，司马光六十七岁。

他回到京城，发现一切都变了。新法还在，可推行的人早就换了。老百姓被折腾得够呛，官吏们怨声载道。他上书请求废除新法，高太后准了。

从元祐元年（1086年）开始，司马光主持废除新法。青苗法，废了；募役法，废了；市易法，废了；保甲法，废了。一道接一道诏书，把王安石十几年的心血，一件件废掉。

有人劝他：有些法其实还不错，留着也行。

司马光说：“新法扰民太甚，当尽去之。”

可他的身体，撑不住了。

他本来就瘦，累了一辈子，现在更是瘦成一把骨头。每天上朝回来，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可他还在撑着，还在废法。

他给朋友写信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像一盏油灯，油快烧干了，还在亮着。”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病逝，享年六十八岁。

消息传开，京城百姓自发罢市哀悼。有人从洛阳赶来，跪在他灵前痛哭。

高太后和哲宗亲自到他家吊唁，追赠他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文正”这个谥号，是文人最高的荣誉。宋朝三百多年，得到这个谥号的，只有九个人。

司马光死后，有人翻他的遗物，发现这位当了几十年大官的人，家里几乎没有积蓄。

他的钱去哪儿了？

一部分，用在编书上。《资治通鉴》的书稿，光是请人抄写，就花了一大笔钱。另一部分，送给穷亲戚了。

他有个老朋友叫邵雍，穷得叮当响。司马光把自己的洛阳房子让给他住，还每月给他送钱送粮。邵雍死了，他又出钱给邵雍办丧事。

他自己呢？在洛阳住了十五年，住的是老房子，穿的是旧衣服。有人劝他买块好地盖个好园子，他说：“有独乐园就够了。”

他这辈子，只干了两件事：编书，当官。编书编了十九年，当官当了一辈子。当官得罪过人，编书累垮了身体。

可他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一部《资治通鉴》。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从治国方略到为人处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都在里面。

宋神宗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后世的人说它“网罗宏富，体大思精”。

这些，他都听不见了。

最后再说回砸缸的事。

司马光七岁砸缸救人，这个故事流传了一千年。可真实的司马光，不是靠砸缸成名的。

他成名，靠的是读书。靠的是编书。靠的是十九年如一日的坚持。

砸缸那口缸，早就碎了。可他那份“见义勇为”的心，一辈子都没碎。

有人问他：你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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