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设拉子郊外的黄昏

太阳开始西斜的时候，我看到了设拉子的轮廓。

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霓虹灯，不是任何现代城市该有的东西。是树。一大片树，从地平线上涌出来，像绿色的海浪，在灰黄色的荒漠边缘突然停住了。树后面是山，山是灰蓝色的，在夕阳的余晖中泛着淡淡的紫色。树和山之间，有一些低矮的建筑，白色的，在暮色中像一块块发光的石头。

设拉子。伊朗的诗人之城，玫瑰之城，花园之城。哈菲兹在这里写过诗，萨迪在这里读过书，波斯波利斯就在它的北郊。我从邢台出发，骑了三年，走了四万公里，终于到了这里。

但我没有心情看风景。

因为设拉子的上空，有黑烟。

不是阿瓦士那种浓烟——不是炼油厂被炸后升起的黑色蘑菇云——是几道细细的、灰色的烟柱，从城市的不同方向升起，在暮色中像几根倾斜的柱子。烟柱在风中弯曲，然后扩散，和天空的颜色混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烟，哪里是云。

轰炸过。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昨天，也许是前天。烟还没散，说明炸得不轻。

我把摩托车停在路边，摘下头盔，看着那些烟柱。心跳加速了，但呼吸还算平稳。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麻木。战争爆发才几天，我已经习惯了看到烟、听到爆炸、闻到烧焦的气味。习惯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能让你在废墟旁边吃馕，在尸体旁边喝茶，在死亡旁边活着。

我继续骑。

进城的公路变宽了，从两车道变成了四车道，路面也平整了，柏油是黑色的，不像荒漠上的那些路，被太阳晒得发白。路上的车多了起来——皮卡、轿车、摩托车、自行车，还有驴车。一个老人赶着驴车，驴背上驮着两袋面粉，慢悠悠地走在公路边缘，后面的汽车耐心地跟着，没人按喇叭。

设拉子的郊区，和德黑兰不一样。德黑兰的郊区是灰黄色的——灰黄色的土坯房，灰黄色的街道，灰黄色的天空。设拉子的郊区是绿色的——路两边种着橘子树和柏树，树下是草坪和花坛。花坛里种着玫瑰，虽然没有人打理，但还在开着，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在暮色中像一团团模糊的彩色光点。

但绿色下面，有弹坑。

路的左侧，有一个巨大的弹坑，直径大约十米，深度大约三米，边缘的柏油路面被掀翻了，露出下面的碎石和泥土。弹坑旁边是一栋被炸毁的房子，两层楼，墙塌了一半，露出里面的房间——一个房间的墙上还挂着一幅画，画的是风景，山、水、树。画没有掉下来，还挂在钉子上，歪歪斜斜的，像一个喝醉了的人。

我没有停。继续骑。

天快黑了。我打开车灯，灯光在暮色中切出一条光柱，照亮前方的路面。设拉子的街道比郊区暗，很多路灯不亮了——被炸坏了，或者没电了。街上的行人很少，偶尔有一个妇女匆匆走过，偶尔有一个老人坐在门口抽烟，偶尔有几个孩子在巷子里踢足球。

我在市中心找了一家旅馆。不是易卜拉欣那种家庭旅馆，是一家正式的、有前台的、有电梯的旅馆。前台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英语很好。

“有房间吗？”

“有。单人间，二十美元一晚。”

“住两晚。”

他给我登记，把钥匙递给我。钥匙是那种老式的铜钥匙，上面挂着塑料牌，牌上写着房间号——408。

“四楼。电梯在右边。”

“谢谢。”

电梯是老式的，铁门，拉闸的那种。我拉开铁闸，走进去，关上铁闸，按了四楼。电梯吱吱嘎嘎地上升，像在喘气。到了四楼，我拉开铁闸，走进走廊。走廊很长，灯光是白色的，照在灰色的地毯上，地毯上有烟头烫过的痕迹。

408在走廊的尽头。我用钥匙开了门，走进去。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一个卫生间。窗户很大，窗帘是米色的，没拉上，能看到窗外的夜景——不是夜景，是黑暗。设拉子的夜是黑的，没有霓虹灯，没有路灯，只有零星的几扇窗户亮着灯，像黑暗中的几只萤火虫。

我洗了个澡，躺在床上。床垫很软，比睡袋舒服一万倍。我躺在上面，感觉身体在往下陷，像被床垫吞没了。

然后我听到了爆炸声。

很近。不是阿瓦士那种远方的闷响，是近在咫尺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窗户在震动，玻璃在嗡嗡响，床在晃动，我的身体在床上弹了一下。

我坐起来，心跳到了嗓子眼。

第二次爆炸。更近。窗帘被气浪掀起来，像一只巨大的手在拍打窗户。玻璃没有碎，但窗框在嘎吱嘎吱地响。

第三次。远了一些。

第四次。更远。

然后安静了。

我坐在床上，等着第五次。没有第五次。

我站起来，走到窗户旁边，拉开窗帘。窗外的天空是橙红色的——不是晚霞，是火光。设拉子的东边，有几处火光在燃烧，火光映在低矮的云层上，把云染成了血红色。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火光，看了很久。

敲门声。

不是急促的敲，是缓慢的、有节奏的敲，像有人在用手指关节轻轻叩门。

“谁？”

“前台。楼下集合。所有人。”

我穿上鞋，走出房间。走廊里已经有几个人了——一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年轻女人。他们都没有说话，只是朝电梯走去。电梯太小，装不下所有人。我走楼梯。

楼梯间很暗，只有几盏应急灯亮着，发出微弱的绿光。我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下走。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响，像有很多人在走，其实只有我一个。

到了一楼大厅，已经站了十几个人。有伊朗人，有外国人——一个欧洲面孔的中年男人，一个戴头巾但一看就不是伊朗人的女人。她站在大厅的角落，背靠着墙，手里拿着一瓶水。她大约三十岁，棕色短发，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脚上是一双登山鞋。她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睛是深棕色的，在应急灯的绿光中显得很亮。

前台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光柱在天花板上晃动。

“不要慌。不要出去。待在大厅里。等通知。”

“什么通知？”有人用英语问。

“防空警报解除的通知。或者下一次空袭的通知。”

大厅里安静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哭，没有人尖叫。只有呼吸声、脚步声、和偶尔传来的远处爆炸声。

那个女人从墙边走过来，走到我旁边。她看了我一眼，用英语说：“你是游客？”

“对。”

“从哪里来？”

“中国。”

“中国，”她点了点头，“我叫莎拉。”

“林远。”

“你也是游客？”

“对。骑摩托车。”

“摩托车？”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从中国骑来的？”

“对。”

“骑了多久？”

“三年。”

她吹了声口哨。“你比我能走。我从德黑兰坐大巴来的。车站在轰炸，大巴晚了三个小时。”

“你从德黑兰来？”

“对。我是美国人。纪录片导演。来伊朗拍片子的。”她苦笑了一下，“结果拍到了战争。”

美国人。在伊朗，在战争中，一个美国人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一瓶水，说着英语。

“你拍什么？”

“石油工业。伊朗的石油工业。阿巴丹的炼油厂，布什尔的核电站，里海的油田。”她喝了一口水，“阿巴丹的炼油厂，第一天就被炸了。我差一点没跑出来。”

“我在阿巴丹郊外。第一波爆炸的时候，我在椰枣林里。”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也许是共鸣，也许是悲哀，也许是两个陌生人在战争中找到了同一种恐惧后的奇怪亲近感。

“你运气好。”

“你也是。”

远处又传来一声爆炸。比之前的都远，闷闷的，像打雷。大厅里的灯闪了一下，灭了。应急灯还在亮，绿光还在，照在人们的脸上，每个人的脸都是绿色的。

莎拉靠墙站着，我站在她旁边。她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我们只是站着，听着远处的爆炸声，一远一近，一近一远，像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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